票选制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一个人的财富上限，取决于你的政治权利；一群人的财富上限，取决于你们的武装力量。政治权利与武装力量，是同一个本质在不同层面的投影而已，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

慕强是人类的天性，强者的做法总是会被模仿、被研究、甚至被神化，普通人难以理解事物的复杂因果关系，总是简单地认为强者的一切做法都是好的，都是其成为强者的根源。

在当今世界，票选制被看作是文明的基石，以至于人们不敢去探索其背后的逻辑，更不敢思考这套游戏规则是否还有缺陷弊病和改进空间，因为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正确，很容易被带上一顶反M主的高帽子进而社死。

在霸主登顶之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以皈依者狂热撰写了一本低水平名著——《历史的终结》，充分体现了慕强心态对理性思考的压倒性优势。历史当然不会因此而终结，但严肃的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被终结了，票选制取得了类似于神谕的不可侵犯的地位。

然而，作为一名对人类未来怀有极大期待和深切忧虑的历史学家，当看到今日的乱象时，我不得不思考，这个系统真的已经是人类最优的选择了吗？相关的想法产生已经有十余年，但鉴于此事在东西方世界具有同样的高度敏感性，基本属于禁忌话题，却始终未能提笔。

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票选制并不高级，同时也并不文明，但的确很自然，并且很有效，事实上，在人类最早期的各种军事组织中，票选制就已经成为主流规则，投票的人并非饱读诗书的谦谦君子，而是一群群双手沾满了鲜血的战士。

在几乎所有的早期氏族部落社会，发动战争和首领选任这种大事都总是需要全体成年男性（天然的战士）参会共议，在规模较大的团体中，则会由各个次级组织的首脑代议。在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印第安人、维京人等中外多处遗址中都可以找到大型的用于聚集的房屋，会议厅是最合理的解释，因为大型会餐总是会靠近烟火之地，在原始社会很难在室内进行，而如果是比武决胜的话，户外显然也是更好的选择，祭祀活动则兼具烟火和场地的需求。中国《尚书》、《史记》等有禅让前先广泛征求各方诸侯意见的记载、西周国人议政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吉尔伽美什史诗》提到过长老和自由民参与决策，印度《吠陀文献》和一些佛经也提到过释迦族、毗阇族等采用集体决策机制。由于文献的匮乏和模糊，很难讲他们是否会一人一票，但可以肯定的是，首领从来都不能专断，而是必须充分尊重拥有武力的下级的意见。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远古，家天下的传统尚未建立，而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尚未产生，大型集体/联盟基本都是由人民自愿构成，那么尊重有实力者的意见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说上面关于远古的情况还含有推测的成分，那么近古一些著名的武士集团则是实打实的铁证。

北欧维京人的部落（8世纪—11世纪）定期召开庭会（Thing），决定战争和选任首领，所有持武器的自由男性皆可参加。维京人以海盗行为和掠袭欧洲沿岸地区而闻名，是战力极强的劫掠者和征服者，但显然与文明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

东欧哥萨克的军事共同体（15世纪—18世纪）在一个个寨子（Sich）中召开拉达（Rada，这也是今天乌克兰议会的名称），决定战争和票选首领，参加者为成年男性。哥萨克基本全民皆兵，其骑兵集团屡屡在各地进行大规模屠戮（远至江东和海兰，当然这是在他们被大毛收编之后的事情了），残暴程度在近代堪称首位。

加勒比海盗（17世纪—18世纪）直接一条条海盗船为单位，实现票选船长并决定分配规则，有意思的是他们还经常在抢劫之前进行选举，也就是事实上的临阵选帅，其军事色彩相当浓郁。他们的残暴无需赘述，虐杀都是家常便饭，同时其战力也很强，“黑胡子”爱德华·蒂奇的船队甚至击败过多国海军。

上述这些强悍的军事盗匪组织实现M主的时候，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建时代，谁更能代表文明，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以上都是直接票选的鲜明例证，但对于比较庞大的军事集团而言，代议制则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蒙古帝国通过库里台大会选任大汗，神圣罗马帝国通过选帝侯选任皇帝，等等。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票票这个东西，从来都是和武力直接挂钩的，无武力则无权利。

世人将票选制与文明联系起来，雅典的案例有很关键的作用，因为雅典在公元前508年左右，首次对非军事人员（专职农场主、工匠、商人等无兵役义务的群体）开放了投票权，并且实现了长期的繁荣。但雅典其实只是孤例，只是因为其文明的昌盛传下来很多文献从而占据了太多眼球而已，斯巴达那种由战士选举国王的方式，才是当时的常例。并且，无论是雅典还是之后的罗马，他们在立国之初的两三百年内，票票都是严格和兵役义务挂钩的，只不过在越来越繁荣之后，才逐步允许少量无兵役义务的人员投票。但从本质上来讲，非军事人员获得票票，本质上也是为军事活动服务的，比如为海军和雇佣兵提供资金，这个问题比较微妙，稍后再展开。

在罗马的票选制终结之后，地球上差不多一千年内没有任何非武装人员获得票票，直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一些自由城邦（脱离封建领主的直接控制），这一情况才得到了改变。

这些自由城邦大致分布于四个区域，意大利、德意志北部沿海地区、低地（比利时和荷兰）、瑞士，其政体千奇百怪，但多少具有一些M主成分，普遍有议会且基于票选运行，只不过除了瑞士之外都不是全民，而是由贵族、行会、富裕公民等进行投票，但在细节上有很多差异，大体上介于寡头制与共和制之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广泛分布的多个独立政治实体中有非军事人员获得票票，这看似违背了票票与武力挂钩的原则，其实并没有，反而更强烈地证明了这一原则。这些自由城邦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位于临海港口，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吕贝克（汉萨同盟都城）、汉堡、布鲁日等，仅有少部分位于陆地重要交通枢纽，所以他们的主要军事力量，不再是由公民或贵族组成的陆军，而是由金钱打造的海军，并辅以由金钱招募的雇佣军。统治阶层很容易发现，让富裕的人纳税，比让他们参军，更有利于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所以在这个时期，大量财产往往是获得票票的基础。

回头再看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逻辑线就很清晰了，在希腊罗马早期，军力主要由陆军构成，所以票票严格与兵役挂钩，但发展到一定时期，这些滨海国家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海军，所以不得不重视有纳税能力但却不服兵役的人群的权益，也授予他们票票。

一句话，谁对国家的军事实力有帮助，谁就能获得票票。

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下，精壮的男人是主要的军事资源，所以就只有战士（含预备役）有票；

在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富裕的商人和工匠能提供海军渴求的大量资金，所以他们也获得了票票；

而贵族既能出人又能出钱，所以他们的票票总是最稳固的。

军事形态决定政治形态，武力决定权力，这才是世界的根本逻辑。

瑞士的独特情况，更加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与“票选制代表文明”的陈腐观点截然相反，瑞士的农村地区才是最M主的地区，施维茨、乌里等农村共同体（是的，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为城邦，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城市）率先实现了全体成年男性的普遍票选权。而苏黎世等相对发达地区，其票权仍然局限在商人、工匠等富裕人群中，但他们的票权广泛程度虽然低于瑞士农村地区，却又明显超越意大利城邦。

在中世纪晚期那个年代，瑞士是典型的贫穷落后山区，你绝不可能认为瑞士人比意大利人更文明更有文化，更不可能认为瑞士的乡下人比城里人更文明更有文化。

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瑞士农村是雇佣兵的主产区，他们是一个善战的军事集团，并且是典型的陆军轻步兵军事集团，所以瑞士农村的权力结构就和维京海盗、加勒比海盗、哥萨克马匪一样，必须是最普遍最平等的票选制。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这算是前世的上篇，明天写前世的下篇，也是就是战争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如何促进了西方的普遍票选制，至于今生和未来，随后也会各自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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