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要进军香港市场了，已经开始在香港招募骑手，招募广告说，骑手单车收入最高可达3.5万港元。招募广告嘛，肯定要把收入算到最高估值，以增强吸引力。但是，未来同等条件下，香港骑手的收入高于内地，却是注定的结果。香港人均GDP大约为5万美元，内地大约为1.2万美元。GDP计算虽然问题多多，但是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简单粗暴地概算一下，如果一个内地骑手月入8000（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了），那么在同等条件下，他在香港可以拿到8000*5/1.2=3.3万。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地的工资差异？是因为美团心眼坏，就是要剥削大陆小哥吗？是因为香港骑手的职业技能比内地高？是因为秦晖说的“低人权优势”吗？香港的人均占有资本量大于内地，因此从事同样的工作，工资率更高。同理，越南的人均占有资本量小于中国，所以越南小哥的工资低于中国。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懂。在一个进步经济中，资本是不断积累的，资本积累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资本量就节节攀升。资本多了，投资增长，就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满足人们以前没有被满足的欲望。由于技术进步了，劳动者使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手段，因此劳动生产率几何式提升了，产出更大了，所以工资当然就提高了。每个人的产出都更大了，供给能力增强了，所以物价下降了。但是同时工资是增长的，因此就有了更多的储蓄，这些储蓄又转化为投资。这就是经济进步螺旋上升的良性过程。所以要想提升劳动者的工资，唯一的办法就是积累资本。积累资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财产权有保障，人们才会愿意投资到长远的生产过程中，进而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产出。许多劳动者，以及自封为他们的代言人的所谓“进步人士”，总在反资本，希望出台各种措施干预经济。他们不知道的是，任何经济干预，必然让财产权处于不稳定状态，进而打击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减少、或者资本的撤离，伤害最大的，恰恰是劳动者。有人，例如北大国发院的姚洋，说“我们需要高技能的工人，不需要低技能的流水线工人”。他意思是，只有经过较好的职业培训和较高的职业培训投入，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他没有搞清楚推动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而错把相关关系当成了因果关系。而且，把收入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劳动本身，而忽视了对经济进步至关重要的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他们的生产技能，甚至是“退化”的。现在的农民比100年前的农民，在耕田能力上就远远不如。是因为资本积累，企业家用这些资本投资于技术进步中，满足农民的需求，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种子、化肥、除草剂，以及更加先进的耕作设备，由此几何式提高了农民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农民的收入远远高于上世纪了。所以，在一个进步经济中，提升工资率的动因首先不是工人自身，而是投资于资本财货的资本家-企业家。工人们获得更多更好的工具，因此与其他要素相比，他们的劳动才变得相对地更为稀缺。这是单个一个职业工资率提升的过程。那么在一个经济体中，所有人的工资率是怎么提升的呢？假设钢铁工业中发生了资本扩张。钢铁工人的边际价值产品上升了，其工资率也水涨船高。然而，工资率的上涨，受制于这一上涨将会从报酬较差的行业中吸引到工人的事实。
举例来说，假定钢铁工人每小时能挣得 25 格令黄金，而家中仆人每小时能挣得 15 格令。现在，在扩张势头的推动下，钢铁工人的边际价值产品和工资率会涨至 30 格令。级差也得到了提高，吸引了家中仆人转入钢铁产业，从而降低了钢铁业的工资，特别地也提升了仆人的工资，这一直要持续到级差被重新确立起来为止。因而钢铁产业中资本投资的增长将提升家政服务业内工人的工资。
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了，家政行业工资率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技能突然提高了，而是由于这个行业劳动力有了更大的稀缺性，他们的边际价值产品才上升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表明：在一个经济体中，任何一个行业投资的增长，并不仅仅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利，而是有利于所有劳动者，即对全社会有利。原因在于，相对于资本品，劳动力永远是稀缺的；人不可能一直劳动，一天的时间也只有24小时；劳动有负效用，闲暇是一种消费品。但是劳动力这种稀缺资源，却不是专用要素，因为劳动在任何生产过程中都是必须的。那么，当你要从一个生产线上将劳动者吸引过来，办法必然是，开出更高的工资。否则劳动者为什么要来呢？钢铁产业用更高的工资将家政行业的劳动者吸引走了，家政行业劳动力出现了相对短缺，也就是说，家政行业的人均占有资本量提高了，所以他们的工资也提高了。这就是价格机制协调整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收入提升的过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总是有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当资本积累增多，就有了满足这些欲望的可能。新的欲望被满足的过程，又是将劳动者从原有生产线拉过来的过程。无须赘述，以此类推，就可以想见在一个进步经济中所有行业工资率提升、所有人生活水平提高的进程。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增加资本积累，提高人均占有资本量。这其实也已经给出了另一个结论：引进外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外资的增加，就是在提高人均占有资本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宝贵经验就是，坚持不懈地利用外资。有的人反对外资，给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有说外资控制国内产业的，有说外资拿走了利润的，还有说外资剥削国内劳工的，等等。问题在于，交换总是双赢的，否则交换不会发生。产业并没有国内国外之分，从越南人手里买东西，跟从广东人手里买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业就是好的。外资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造福消费者，有什么理由不让这种有利的生产条件得到使用？拿走了利润，只要是消费者金钱投票的结果，恰恰说明它造福了国内消费者。而且提升了这个行业劳动者的工资，双赢的交换，何乐而不为？哪个地方资本能够取得较高的收益率，正好说明这个地方最缺资本，因此这就是雪中送炭。如果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市场会将世界各地的资本收益率拉平的趋势。恰恰是因为限制资本的跨境流动，才导致了资本收益率的不均衡，有利的生产条件得不到利用，人们的生活水平出现的巨大差异。同样道理，如果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市场也有将世界各地同类工作的工资率拉平的趋势。一个古巴的钳工，若是允许自由流动到了佛罗里达，马上就可以拿到数倍于古巴的工资，因为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本量远远高于古巴。这时候古巴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人均占有资本量提升了，所以古巴国内的劳动者收入也提高了。现代福利国家，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进程。它就像个巨型工会组织，禁止非工会成员的竞争，以维护他们的高收入。任何外来者，在他们看来都像个掠食者。由此，关闭了自由流动的大门，使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被弃置，而不利的生产条件得以利用，由此降低了全球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归根结底，让资本、劳动力和商品自由流动，即实行自由贸易，是提升所有人福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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