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只要一谈毒品，以及代孕、堕胎、性交易等等问题，许多人就会瞬间大脑熄火，也会有一大帮道德卫道士站出来说，你们居然支持这些东西？这些人几乎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彻底地误解了我们的观点。且让我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谈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尽管我们认为，从伦理学角度说，一个人选择将一种物品注入自己的身体，完全是他的个人主权，是自负其责的范畴，它不是国家权力应当插手的领域，任何以“都是为你好”的理由进行的事前干预，都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坚决反对吸毒。我们崇尚和倡导严格自律的、时间偏好低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所有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可以把伦理问题与个人道德问题、法律问题混为一谈。我们强调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必须为权力插手个人生活划定一条边界。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权力就可以直接规范每个人的道德，干涉每个人的生活，那将消灭自由，而且最不道德。现在，我们与“道德标兵”们已经在目标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反对毒品。那既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分歧就只在于手段：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实现减少毒品对人类伤害的目的？那这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经济学来分析的问题了，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毒品问题，与任何普通商品一样，都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诉诸于情绪、立场、道德攻击，是无用的。首先应当理性地看待一个问题，许多美国法律上定义的毒品，其实是药物。这是无法否认的医学事实，杜冷丁、海洛因、可卡因、芬太尼等，都有缓解疼痛的作用，也作为麻醉剂使用。它是医生可以开出来的处方药。在一个世纪前，这些现在禁绝的毒品，在美国都是合法使用的。有一本书，叫《荒诞医学史》，非常有意思。里面就讲到：
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约翰·彭伯顿中校是一个药剂师，他从古柯树中提取出可卡因，用于治疗刺伤。后来他调制出了含有酒精、可卡因的饮品带到亚特兰大销售。你已经猜到了，这种饮品后来有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名字：可口可乐。
后来，可口可乐摆脱了可卡因。但是，今天的可口可乐中仍然含有古柯树叶提取物，该公司一直从秘鲁国立古柯公园合法进口古柯树叶，只是将提取出的可卡因用于医疗用途，而剩余的芬芳被封存到秘密配方之中。
令人闻之色变的可卡因，实际上是南美印第安人是“土特产”，秘鲁人嚼食古柯树叶从不离口。
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年轻的时候也是可卡因不离嘴，他将可卡因的知识传播给当时的眼科专家卡尔·科勒，科勒用它做麻醉剂，取得了良好效果，成果发表在大名鼎鼎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还有著名的世界级药企拜耳制药，它最初生产什么呢？海洛因。
1889年，它每年生产1吨海洛因，医生们带头开怀畅饮。你知道它生产海洛因是为了干什么吗？为了治疗吗啡成瘾！
香烟中的尼古丁，最初也是作为一种治疗传染病的药物在使用。医生认为烟草可以杀死霍乱病毒，倡导学生们在教室里猛抽，以驱散瘟疫。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教室里吞云驾雾、烟雾缭绕，比疫情期间我们“生化武器”般的消杀更震撼。1913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柳叶刀》，刊登了这项重大的研究成果。
所以，我们要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要警惕毒品，但也不要“谈毒色变”。其实每年死于吸烟导致的疾病的人数，据世卫组织的统计，达到了600万人以上。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禁毒的思路，应当把所有烟草公司视为超级大毒枭，用阿帕奇进行轰炸。
第二，毒品，是一个医疗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奥派的代表人物、前众议员罗恩·保罗说的。他说的完全正确，而且富有深意。
其深意在于他讲的三个核心观念：第一，吸毒是一个个人道德问题，危害健康的行为，这是自负其责的领域，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令人匪夷所思；第二，以改变社会道德风气为由而让政府介入，强制禁毒完全是搞错了方向，也不可能起到作用，政府权力将扩张得不可收拾；第三，这是美国高度受管制的医疗制度造成的恶果。
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美国会毒品泛滥呢？
你把它怪罪为这都是墨西哥毒枭的错，显然是错误的。是因为有需求才有供给，没有美国人的大量需求，墨西哥毒枭怎么可能去制造毒品呢？要知道，制造“好”东西的利润，并不比制造“坏”东西的利润低。
如果你们就是喜欢喝烈酒而不是读米塞斯，那么企业家就迎合你们的欲望去生产烈酒而不是米塞斯的著作。你们就是喜欢大炮而不是黄油，那么军工企业就会扩张。军工企业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人们黩武的意识形态。毒贩也不是美国毒品泛滥的原因，反而是美国人吸毒的结果。也是错的。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对个人道德生活有严苛的律令。现在的禁毒战争，有殖民利益、石油利益、警匪勾结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打出的旗号就是道德生活的净化，国家要充当道德法官。这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星期日蓝法，到打击黄色出版物、到优生优育、到禁酒令。因为这些毒品最初就是医生开出来的。美国人其实不把这些人叫做吸毒者，而叫药物滥用者。一个患者得病了，很疼，需要手术治疗。但是按照美国的医疗制度，他是不能直接去大医院找专科医生治疗的，他必须先预约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生。要等到约到专科医生，动辄几个月时间。去急诊，也往往需要等好几个小时，病都好了，医生还没来。短缺的原因是，美国医学会，作为一个工会暴力组织，限制医生和医院的供给。谁要当医生，谁要办医院，没有他们的许可，是办不成的。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的压力集团，用限制供给的方式，来收获高工资的垄断收益。美国医生的高收入，并不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疼得不行，又见不到专科医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怎么办呢？绝望的患者只能哀求社区医生给他开止痛药。社区医生是有开止痛药的处方权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是沾不得的，一沾就停不下来了。在漫长的等待期，他一直吃这种止痛药，已经根本离不开了，而且要求的剂量越来越大。中文有一个词汇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悲惨的境况：饮鸩止渴。问题在于，这是美国医疗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并不是患者的自主选择。这时候另一个被高度管制的行业——保险业——登场了，它再添了一把火，把问题推向了更大的深渊之中。美国政客为了讨好选民，违背保险业的基本原理，将不可保事项强行纳入保险之中，它不允许保险业根据风险等级细分保险池，以反歧视为由不允许进行遗传病的历史调查，进行价格歧视，由此极大地增加了保险业的风险和成本。保险业的应对措施是，只能压缩成本，大医院，要控制患者进入，花钱多的手术，设置各类门槛，让你报不成；每个保险公司，只针对特定的医院和特定的病种，所以美国人要想把病种保全了、要想应对不时之需去特定的医院，必须去多家保险公司、投保不同的险种，医疗保险成为美国人的大额支出，贫困阶层买不起。当患者已经成瘾，用药量已经越来越大时，保险额度用完了，医生不能再给他开了。绝望中的他，只能求助于黑市：来自墨西哥的海洛因、可卡因。黑市价格高，已经成瘾严重了，那么就要求助于烈度更大的药品，于是，就有了芬太尼、利他林。越是贫困家庭、单亲家庭、黑人、少数族裔、LGBT，就越是生活缺乏自律，越是容易出现疾病，因此他们是药品滥用的主力军，于是这又在表面上变成了一个种族歧视问题，加剧了社群的矛盾。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干预递增效应的活生生反面教材，美国医疗领域的种种管制和干预政策，把大量美国人变成了“瘾君子”。然后，政客为了甩锅，要么把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为道德问题；要么就把问题甩给了墨西哥贩毒集团。他们从来不敢承认，这都是他们干预惹下的祸。第三，禁令不可能消灭需求，政府无法消灭经济学原理。1971年，尼克松宣布“向毒品宣战”。“宣战”这个词，美国总统特别喜欢用。他们向毒品宣战、向酒精宣战、向道德污染（黄色书籍）宣战、向贫困宣战、向恐惧宣战……这不是没理由的。战时状态，是总统权力最大的状态。战争是国家的兴盛。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像一个西西弗斯，更像一头发疯的怪兽，以毒品战争的名义，他们已经在拉丁美洲的丛林里，鏖战了半个多世纪了。花费的税金高达万亿美元规模，累计将数百万药品滥用者关进了监狱，罗恩·保罗写作《繁荣基石》的2000年左右，美国因药物滥用被关押的人数，已经是1980年的10倍。美国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出动军方力量打击、收买和贿赂线人、与拉丁美洲国家当局合作；他们甚至对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种植基地，用军用直升机喷洒除草剂，搞的过程中实行的是“三光”政策：连粮食也一并摧毁。办法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猛烈，杀死的毒枭也很多，比如著名的“矮子”古斯曼。可是为什么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死于毒品；而墨西哥毒贩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甚至“一代更比一代强”呢？比如这次搞死的艾尔·门乔，他原来是一个墨西哥警察，现在的实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军事集团了，可以在全国发动暴乱了。道理实际很简单：严苛的管制和禁令，实际上为“大企业”筑起了一道护城河，限制了准入；管制越是严格，就越是需要有实力的人才能经营。所以贩毒集团就越来越强大了。禁令是无法消灭需求的，只要有需求在，就必然有供给。当面临的是美国政府这样的力量时，生产毒品就面临的是巨大的风险。它造成的结果是：供给奇缺而价格暴涨；价格必须能补偿巨大的风险；必须生产毒性更大的商品；由于价格暴涨，因此利润丰厚，因此吸引了更多亡命徒，他们进一步强化了武装，成为更加强大的毒枭。你打死一个毒枭集团，只要需求还在，立即会有另一个冒出来。这个新冒出来的大毒枭，比上一个更加强悍，否则无法应对巨大的风险，他们快要取代当地政府了；把大毒枭打死了，下面的小弟开始争夺地盘和控制权了，所以开始了火并，因此墨西哥的谋杀率、绑架率居高不下，害苦了当地老百姓。这种境况其实在美国早就上演过，禁酒令期间，酒精成为违禁品，那么就只能生产越来越烈度的、有毒性的酒，造成更大规模的酗酒死亡。本来能够酿酒的是各种和平生产的酒厂，现在就只有阿尔·卡彭这样的持枪黑帮大佬了。当他们有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强的实力，过去是小打小闹贿赂一下警察，现在可以贿赂更高层次的官员了，甚至可以贿赂到总统了。墨西哥就有参议员指责，毒枭集团与现任总统、州长、参议员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有需求，就有供给；禁令无法消灭需求；政府法令无法消灭经济学原理。政府禁令，反倒上是一种保护。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准入限制，竖起了一道护城河，把那些小规模生产者挡在了门外，只要有暴利，就必然有人铤而走险。所以到底是谁成就了墨西哥贩毒集团呢？是美国政府的毒品战争和禁令。是美国腐败而国有化的医疗体系。如果砍掉美国医疗市场的重重管制，没有几个美国人热爱吸毒；只要废除毒品禁令，就不再有黑市，也不再有高价和高额利润，墨西哥毒枭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冷静下来，理性地考虑一下另一条道路了：如果让毒品市场化呢，让它变得谁都可以搞、又便宜、毒性又小呢？这是不是一条打击墨西哥毒贩集团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可以看看加州的大麻，它就是成功的路径。而当禁酒令被解除后，货架上立即摆满了各种更加健康的、廉价的酒精饮品，美国因饮酒而造成的死亡率立即大大下降，并且再也没有酿酒的黑帮成长了，也没有黑帮因酒精问题而火并了，治安也好转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在那里，美国人，该从无休止禁毒战争中抽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