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制度式微的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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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剧照

文|漫天霾

陪审团制度在英美法系的司法裁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想粗略了解陪审团制度，推荐观看美国影片《十二怒汉》，非常精彩。

陪审团“凭常识判断，凭良心裁决”，体现了司法主权属于人民，法律和惩罚的终极权力掌控在人民手中。法律无外乎民情，既不是哲学王替人们立法，更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惩罚与否是人们自己的权利，国王既不能代表人们去惩罚，也不能代表人们去原谅。

“罪与非罪”交由陪审团裁断，能有效遏制司法专断，防范热衷于扩权的、过于热忱的检察官，以及喜欢罗织罪名、刑讯逼供的警察力量。

陪审团必须“一致裁决”，“重要的是评议而不是表决”，也是对粗鄙的民主的反叛，确保能够“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进行无罪推定，由此防止多数决的草率，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总之，陪审团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如果说垄断的司法代表着权力，陪审团就代表着对抗它的民间力量。它告诫统治者，在成文的法条之上，还有更高的律令存在，那才是真正的法律；它是防止权力专断地压迫人民的一个制度设计，是人的自由的保护神。

历史上对陪审团的污名化和指责不绝于耳。权力精英总是在说，陪审团成员从犯罪嫌疑人的同阶层的平民中产生，全是法律上的“外行”，这些引车贩浆者流感情用事，缺乏逻辑，效率低下，粗鲁无知，却“可以说不”——不顾现行法律和法官的指导，径自做出无罪判决。

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傲慢与偏见。他们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感情用事、水平低下的平民百姓，却可以有如神助地选出他们这样一些理性、高效的统治者？

目不识丁的老农并不缺乏常识，他们反倒天然地有对财产权、自力更生的朴素认知，有对权力的警惕和反感。反倒是那些知识阶层，为了换取衣食无忧的生活，甘心情愿地出卖尊严、违背常识，与掌权者结盟，成为他们的吹鼓手，由此长期而稳定地坐在金字塔的顶端，无耻地分享战利品。而那些自称“内行”的法律精英，眼光和思维同样被困在自己编织的牢笼中，成为一个个背法条的法律机器，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法律”，与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距离究竟有多远。

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它。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营造的国家万能的公众舆论之下，陪审团制度逐渐式微，权柄被他们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首先，层出不穷的成文法律，已经摧毁英美普通法的根基。

法律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即自然规则，是人人平等适用、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它代表的是自愿。另一种是立法，即人定法、成文法，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它代表的是强制。

英美普通法下的法律，就是前者。在这种法律体系中，法律家并不是法律的“创设者”，而是“发现者”；司法裁断是根据人们普遍认同、自愿遵循的法律、针对个案的一种服务。法律家的任务，按照意大利法哲学家布鲁诺·莱奥尼的说法，类似于语言学家：语言本身是人民创造的，他们只是发现其中的语言规则。

而立法则不同。所有立法均强制。因为如果按照自然秩序，根本就不需要这些立法。

立法必然为了实现立法者的特定目标，因此就必须对人们自愿形成的秩序进行干预。假若没有这些立法，尊重人们的自愿选择，人们根本就不会这样做。

由此，法律不再是被发现和描述的、根植于人类行为中的普遍有效的规则，而是被规划和创设的强制令。这就是哈耶克说的，“现代各国的法律，95%以上都是打着法律名义的命令。”罗斯巴德说，要增进人类自由，就要坚持“废除主义”，即废除这些人为的立法，其意涵即在于此。

当大量的法律不再是根植于人类的行动规则时，那些立法者就篡夺了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他们就可以对人们的所有生活细节制定规范，也就是人的自由丧失之时。

立法已经规定“清楚”了，甚至怎么裁断都“有章可循”了，法官照本宣科“依法办事”即可，就没有了陪审团制度存在的土壤。罪与非罪，并非基于常识判断，而是出于立法者的创设，那么代表民间自治力量的陪审团，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其次，强制立法毒害人们的心灵，陪审团成员也不例外。

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基据下追求自己心理收益的最大化。一定时期内，人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行动适应种种人为立法，才能够生存。这不但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选择，而且毒害人们的心灵，陪审团成员自然不例外。人们以为立法就代表着正义，以成文法来判断是非对错，实际上就是习惯和屈从于“法律”名义下的奴役。

这就是拉博埃西在“公民的顺从之谜”中揭示出的“自甘为奴”的首要原因：习惯。“最终以‘事情一直如此’的观念为基础，赋予到处向他们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以独占的权力。”

从长期浸淫于这种成文法律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公民中，挑选陪审团成员，就像从笼子里挑选一只鸟儿，它已经忘记了该如何飞翔。

第三，身份政治之下，很难甄选适格的陪审员。

任何制度下都有被收买的阶层，因为要维持统治，必须有同盟。民主制度不但不例外，反而扩大了被收买的阶层，并且使这种收买合法化。这就是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实际上就是身份等级制度，即按照一个人的身份特征赋予不同的权利，高等级的人在权利上高人一等，可以合法地劫掠低等级人的财富。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就已经高人一等；如果你不但是黑人，还是女性、还是LGBT群体，那就是无敌，各种就业、入学上的特殊照顾和住房、食品、育婴等福利补贴会让他们衣食无忧坐享其成。

持续而慷他人之慨的收买，让许多人也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虽然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然而政治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让他们被牢牢攥在当权者的手中，成为维护当前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之一。

两个对立的阶级由此形成，一个是税金的净消费者，一个是税金的净贡献者。人人都争相加入前者行列，一场相互劫掠的丛林大战就此打响。

持久的生存斗争削弱了人们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让人们可以为一口浊汤而出卖弥足珍贵的自由，并且会错误地认为其所得大于所失。由此他们可以对同胞利益的丧失置若罔闻，甚至幸灾乐祸。因为他的同胞正是和他抢夺利益的潜在敌人。

为了进一步实施精准的控制，并且保证执政稳固，权力精英就会去选择让谁加入、不让谁加入自己的阶级。只有加入的，才有分赃的资格。所以就会出现黑人、拉丁裔、亚裔、犹太人的分类，还会出现像纽约那样的进一步细分，把亚裔再分为华裔、日裔、菲律宾裔等等，亚裔由于没有被划分进特权者行列而暴跳如雷。

试想，在这种阶层林立、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如果挑选同社区、同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本来就变得异常困难。勉为其难地挑选出来了，每个人却都属于特定的群体和等级。因此这种制度下挑选出来的陪审团成员，已经丧失了客观中立的根基，无法赢得邻人的服膺和信赖。

最后，民主制度让人们产生“共同体”和“当家做主”的幻觉，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让陪审团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

陪审团制度从诺曼征服引入英伦，从王权的工具转变为对抗王权的制度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保障自由的作用。在君主制下，陪审团代表了对国王权力的高度警惕，作为一种对抗暴虐的统治的政治机构而存在。法官是国王派来的，因此必须加以限制，谁拥有权力就要提防谁，指向清晰，且成为高度共识。

民主制度则逆转了这种趋势，它模糊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让人们放松了对权力的警惕。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为权力而欢呼。典型的莫过于：君主制下，人们对国王的任何税收都充满抵触情绪，逼得他们不得不四处举债，而且父债子还；到了民主制度下，一大帮人在为征税、举债而欢呼，对同胞逃避了剥夺、保全自己资产而举报，充当了权力的共谋者角色，因为他们认为税收的利益是公共的，债务也并不需要自己偿还。

这在君主制下，是不可想象的。

民主制度开放了公职通道，似乎人人都在参与国家决策，每个人都可以成功逆袭实现“美国梦”，且任何人都可以结成利益团体主张从国库中拿走税金——其实就是拿走他人的财富。于是，人们极大地放松了对权力的警惕，反而加入了参与决策，其实就是争夺权力、谋求权力青睐的斗争中。

他们认为，法律都是通过民主途径制定的，它本身就代表了“公意”；立法者和法官都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他们不再是接受英王的恩惠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而是人民权利的保护者。因此陪审团不但不应该对现行“法律”说不，甚至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已经不需要再去对抗谁、防范谁。

然而这并不是真的。这是最大的观念败坏。

那些法律，是简单多数通过的；那些立法的议员，同样是过半数当选的，所以这样的法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意愿的表达，它无视了另一部分人的意愿，并不能代表全体人的利益。一个人即使投票反对打阿富汗，他如果属于少数派，这一票就是无效的，更悲催的是，他还不得不为他并不同意的决策给予纳税支持。

事实上，将人群分为多数与少数，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那些法官，看似终身任职，不受意识形态的牵绊，然而首先，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主观价值评判；其次，他们照样是由某个执政的人提名、任命和委派的；再次，法官也在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他们并非天使，其权力的扩张也会挤压陪审团存在的空间，使其成为摆设；最后，他们是利益集团的成员之一，坐在金字塔的顶端，因此是维护体制的力量。无论他们看似多么客观公正，都只是在既定的渠道内去“客观公正”，却没有打破这个体制的任何动力和动机。

民主体制让所有人都误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然而统治与被统治的，并不是同一拨人。谁在生产、谁在食税，也并不难识别。

当然，陪审员作为一项义务，没有酬金，是国家对人们的无偿征用，因此也没有人愿意当陪审员，这显而易见，也是造成陪审团制度式微的原因之一。

综上，陪审团制度式微，是国家力量不断扩张的结果。国家力量每扩张一分，民间自治的力量就减弱一分，人的自由也就丧失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