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郑智化这个名字，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1990年代后期活跃的台湾残疾人歌手，代表作是《水手》《星星点灯》。那时候我们这帮穷鬼正在上学，校园民谣也正在鼎盛时期，脑子里想的是，要是我能唱得跟他一样打动人心并且有钱、出名，哪怕坐上轮椅也行。
他最近吐槽深圳机场对残疾人极其不友好：
深圳机场第一时间在他的微博下表达歉意：
接着专门发文讲述事件经过，并承诺相关改进措施：
反应够快了，对残疾人够尊重了，可是仍然架不住评论底下一大群残疾人在跟着吐槽，更挡不住一大堆文明人在说：“一个社会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代表了其文明的程度”，把深圳机场乃至深圳、大陆，都黑得一文不值。
事实核查
深圳机场在“情况说明”中说：登机车与飞机舱门之间要保持20CM的高度差，这是为了防止设备刮碰飞机。这属于安全操作规程的内容。
也承认自己在保障服务方面有改进空间，提出：1.有轮椅乘客的航班将尽可能提供廊桥；2、无法靠桥的航班，增加保障服务人员；3、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
深圳机场的处置措施，完全没毛病。
更重要的是，郑智化真的是“连滚带爬”进飞机的吗？
机场是有视频的：
视频清楚显示：郑智化登机时，两名地勤人员在左右，工作人员搀扶着他、用手抬起他的腿，机舱门口有空乘人员接应，帮助他安全顺利登机。
哪里来的“连滚带爬”！郑智化你是听王世坚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听多了吗？还是你本来就已经“政治化”？
20厘米的高差，确实给残疾人和轮椅的进入带来不便。但是残疾人，怎么可能方便呢？身体残疾本来就意味着种种不便。在尚未技术改进之前，机场人员面对这种特殊旅客，操作有序而温情，难道不应当是残疾人心怀感恩地说：谢谢工作人员的耐心和细致吗？
就一分多钟时间而已，就几步路的距离而已，全程有序顺利进行，郑智化您怎么就这么金贵，就“忍无可忍”了呢？难道要把你像托运货物一样通过输送带直接送进客舱，到时候你又说把你当个货物一样对待又该咋办？你是不是也应当投诉一下波音公司，为什么不安排一个残疾人专座让你直接滑进去，否则就是“歧视”呢？
经济理论
郑智化在他的代表作《水手》中唱道：“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打造了一个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残疾人形象。
看来他歌曲里的东西当不了真，面对那一点点痛，他并没有自强而隐忍，而是归罪于他人和社会。
机场这种千千万万人来往的“公共设施”，到底应当如何设计呢？
当然是从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去设计。你不能指望每个机场、每个公共设施都按照残疾人、或者极少数特殊人群的标准量身打造，对于极少数人，能在成本收益的计算下兼顾一下、提供必然的帮助，就已足够。
一个身高只有1米3的侏儒，要么就只能去买儿童穿的衣服，要么就只有自己做或者定制。一个穿48码鞋的人，同样如此。你不能指望商家专门为你而生产，更不能指责商家对你“歧视”。盲人看不成电视，不能怪罪电视机。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运作的。它是“经济民主”的制度，满足的就是大多数人的需求。少数人可以从市场的进步中获益，也只有在市场中，少数人的诉求才有被尊重的可能性。但是市场从不保证你必然会得到什么。
身高2.26米的姚明，面对机场只有2.2米高的门，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大部分人的身高低于2米，把门设计成2.2米就是成本最优的安排。姚明到机场的时候，应当低下他的头，而不应当去抱怨机场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友好，要求把机场的门都提高到3米。增加的成本谁来出呢？
照此推理，一个美国的LGBT小将来到中国了，是不是应当吐槽中国的机场“最没人性”，居然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的厕所，而没有为他们这种人建成68种性别的厕所呢？
一个聋子，是不是应当指责深圳机场，你的广播我根本就听不到，你为什么不给我配一个助听器呢？一个瞎子，是不是也应当指责，你的大屏幕我根本就看不到，道路我也看不到，你应当给我配备高科技眼镜和导盲犬呢?渐冻症患者更有话说，你要不给我配备一个霍金式的座椅让我动动眼珠就能够表达，都是对我的歧视？
如果每种少数群体，哪怕只有一个人、哪怕乘机的频率非常低，机场都要一应俱全地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结果是：大部分正常人根本就坐不起飞机了；甚至航空公司和机场这种模式都不成立了。因为这增加的成本将是几何式的，都要由正常的乘客买单，才足以覆盖这些成本。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
要不要为只有八个老年人居住的农村建一座通讯基站呢？要不要为住在山顶的一个20人的小村落修建公路和自来水、天然气管道呢？要不要为只有五个人有需求的地方通地铁呢？要不要在贵州的大山里为每小时通行10辆车的地方修高铁和高速公路呢？
毕竟，谁能说他们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这个“风灵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如果回答不好，我们社会就会从消费者主权变成中央计划当局主导，就会从丰裕走向匮乏，从繁荣走向衰败。
再进一步，要不要为只有一个学生的农村开办一所学校呢，要不要为他一个人开通一列火车呢？
日本流传的这个做法，让许多“文明人”感叹，人家这才叫人性化、文明。我们要问：这些代价是谁支付的？你愿意为你的“文明”买单吗？
所以，这是一个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问题，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资源稀缺性——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的问题，是一个收益内部化、代价外部化的问题，绝对不应当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去讨论。
凡是无视成本、无视稀缺性的人，都活在自己的乌托邦童话中，而不是活在真实的人世间。正如米塞斯所说：“头脑冷静的经济计算者是狂欢的梦想家的严厉惩戒者”。
只有那些对社会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动辄把经济问题转化成道德高帽子。他们听不懂经济语言，把任何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视为道德败坏。这些“文明人”，总想着让别人支付代价，自己只用表演同情心，怎么配谈道德呢；他们又何尝不是残疾呢？智力残疾。
那些希望机场对所有人都提供“人性化”服务的人，种种“文明”的呼吁，不就是希望用纳税人的钱财来方便自己吗？一切“平等主义”的诉求，都必须用谎言来开路。
必须承认，残疾人在社会中生活，就是会面临种种不便。这不是残疾人的错，但这更不是社会的错。这是因为那不可改变的生理事实：你是一个残疾人。你不可以由于机场是“公共”的，所以就要求纳税人为你买单，你不可以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让别人出钱为自己的方便。然后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而赚取盛名，成为“残疾人的代言人”。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残疾人吗，不知道自己作为残疾人出行，必然有种种不便吗？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自己支付代价，雇佣几个人，把您抬上飞机呢？
面对弱势群体，人类有同理心、悲悯心。在分工合作的社会，在物质丰裕的社会，同情心才有了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正常人会搭把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你若把这当成我们的义务，那就是你的错，就是在为自己谋求特权。
我们社会的特权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在特权之中增加“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生娃的、失业的、贫困户、同性恋”等诸如此类的选项。每个特殊的群体都在宣扬自己的特殊，都在谋求从“公地”里多占一点，这社会还能不能有效运转？
世界是不完美的，因为人是不完美的。任何人从出生开始，就活在既定的社会基据中，要想生存下来，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调整适应自己。“生活的真谛在于阅世如是和以己适世，而不是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幻梦之中。”
一定要让这世界“完美”，要改变人类天然的差异，要让所有人都得偿所愿，这是乌托邦思维，是“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儿”。
要想让这个社会变得对残疾人、对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更加友好，不是去呼吁更多的政府干预，从纳税人口袋里不断掏钱，而是要呼吁市场的不断进步与拓展。
存在各种没有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低下的人，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成果。正是市场的拓展、资本的不断积累而生产的大量财富，才让一个社会可以通过不正当的再分配和正当的慈善事业，帮助了他们的存活。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野蛮和匮乏社会，他们早已被淘汰出局，并且不会有一丝波澜。老弱病残被淘汰，是自然的规律，这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在阐述一项客观事实。不断地给他们赋予特权，并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好一分，而只会让整个人群走向退化，未来付出的代价更大。这也不是什么价值判断，而同样是在阐述事实与逻辑。
可是哪怕再物质丰裕的社会，也经不起特权与再分配的持续折腾。繁荣社会把弱势群体变成了特权阶层，接受税金供养，它不是文明的表现，而只不过是因为：一个资本充裕、物质丰裕的社会可以承受愚蠢的时间更长。
所以，残疾人等弱势阶层要想活得更好，从社会经济层面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市场经济。分工的精细化让每个人都可以只去做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工作，因此残疾人也有了自食其力的可能；资本积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而物价下降，才能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分享市场进步的好处；分工合作可以产生同情心和同理心，产权有保障，激励人们积累海量的资本，可以支撑人们的同情心，才有了源源不断的慈善资金，帮助弱势群体生存和渡过难关。
哪怕是在一个干预主义的社会下，国家、国企要想帮助残疾人，不也得需要调用市场的资本吗，否则它从哪里搞钱支持你？
残疾人要获得身体机能和自身生产能力上的改善，当然也必须依靠市场带来的技术进步，而不可能指望办公大楼里的官僚能帮助盲人重见光明，给聋哑人发明出助听器，给身体残疾的人发明机器人帮助其行走。
任何对残疾人予以特殊照顾、即赋予特权的政策，最终都是在杀死残疾人。因为这就是对市场的伤害，它侵犯产权、减少资本积累、减缓技术进步速度、瓦解劳动分工、打击财富创造、减少就业岗位、抑制民间慈善，其结果都是，让残疾人的处境更惨。
因为市场一旦被破坏，最先波及和受损的人群，就是那些最可怜的社会底层。一旦暴力机器开动，干预增加而财富减少，最先饿死的不是身强力壮的人，而是他们这些最脆弱的群体。
那些整天主张使用暴力手段的人，恰恰是对暴力最没有抵御能力的人。
他们以为国家在帮助他们、能帮助他们，错了。是市场、是社会、是芸芸众生在帮助他们。他们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迁怒于社会，可是自己的残疾并不是社会的过错，他们只不过是在逃避，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是巨婴思维。一个残疾人——事实上是任何人——应该自立自强，身怀对市场的感恩之心，而不是奢望别人的帮助，把别人的帮助变成义务而自己心安理得；他们更不应当指望国家，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社会，他们的命运是被“物理清除”。
郑智化，是残疾人中的强者。那些身残、智残、脑残的人，就不要跟着瞎起哄了，除了市场，再也没有提升你们尊严和生活水平的第二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