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卖国贼”的非正常死亡

原创海边的西塞罗海边的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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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不感谢罗辑。——《三体·黑暗森林》

这篇稿子，是上一篇《苏伊士运河之堵，真的是个意外吗？》一文的续作。

昨天那个稿子，我写了现代埃及之所以积重难返的前因后果。

有朋友留言问我：小西，你说的埃及问题这么严重、病根又这么久远，中间难道就没有人想办法纠正一下，挽狂澜于既倒吗？

当然有，而且在问题发生后很快就出现了。

但此人的故事却是个悲剧，一个让我们这些外国人读来都会扼腕长叹的悲剧。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彻底击溃了看似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号称中东首强的埃及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将自己的孱弱、腐败和低效暴露无遗，之前捧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英雄、“萨拉丁再世”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含恨退出了政治舞台。

给这位伟人接班擦屁股的人，是萨达特。

萨达特这个人也算是纳赛尔的“小迷弟”，1950年纳赛尔还没有得势时，萨达特就加入了他组建的“自由军官组织”，并成为其核心成员。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夺权时，萨达特也出力甚多，所以在掌权后纳赛尔提拔他当了副总统。所以萨达特说起来也算埃及的“老革命”了。

但在顶替纳赛尔掌权后，萨达特发现他这个“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埃及当时遭遇的困境，绝对不是一次战场上失败那么简单。

在外交上，晚年的纳赛尔已经被“全阿拉伯民族的伟大领袖”头衔捧得忘乎所以，盲目的推动脱离现实的“泛阿拉伯主义”理想。这导致埃及不仅要与以色列和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为敌，还需要支援也门、沙特、利比亚等等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纳赛尔主义”政府或反政府势力，搞得埃及周边不是它需要支援的“小弟”，就是需要颠覆的“强敌”。

到头来，埃及所有外交都办成了“撒币外交”。埃及的对外援助一度甚至接近了政府总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这对于自己需要年年去跟苏联要援助的埃及来说，是非常讽刺的。

而在经济上，纳赛尔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在埃及境内大力推动他的“合作民主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的打击面太宽，企业搞大一点就会被国家收去，搞得中小企业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荡然无存。

而在国有、军有企业内部，由于“不是自己的买卖不当心”，管理混乱、贪腐、浪费现象横行，企业效率极其低下。军资企业过度深入民间，还导致了腐败现象在军队内蔓延，埃军的高级军官们几乎无人不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实际上，在1967年时，埃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数年接近于零。经济的停滞和纳赛尔留下的粮食补贴制度，让濒临破产的农民公开违反政府的限制流动禁令向大城市聚集，因为只有在城市才能买到几乎免费的补贴面包。这导致了开罗等城市人口开始恶性膨胀，埃及政府已经难以承担越发繁重的食品补贴了。

1970年，纳赛尔去世，在给这位“共和国之父”办完一场体面的国葬之后，埃及政府的国库一度只剩下了不到十万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国家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幸运的是，萨达特还真是一位精明的改革者，面对垂危的国家，他很快的理清了改革的思路。

首先，萨达特意识到，虽然国家已经穷到了叮当乱响的地步，但贸然放倒纳赛尔这杆大旗，与以色列媾和是不行的。

埃及还必须依靠另一场战争重新赢回大国的门面，萨达特自己也需要通过一场外战在军中“立威”，真正抓牢从纳赛尔那里得到的枪杆子。

于是萨达特依旧装出遵从“纳赛尔主义”的样子，联合叙利亚在1973年对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

这场战争中，埃及军队在萨达特的指挥下打的非常滑头：埃军先是以突袭的方式，打了驻防西奈半岛的以军一个措手不及。而后果断收缩阵线，静等着叙利亚盟友在东线的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死磕。等强大的以军在回过味来后，果然是先打了还在猛冲猛打的叙利亚人，而后掉头进攻埃及。萨达特此时又非常及时的向美国提出了外交斡旋请求，最终将埃及的损失降到了最小。

所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双方虽然在名义上打了个平手，但以色列先败后胜，打出了最好的交换比；埃及先胜后和，洗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留下了遗恨；而叙利亚则当了冤大头，飞机坦克折损大半，元气大伤。

萨达特这种死队友不死贫道的打法，当然招来了叙利亚方面的不满，但萨达特并不在乎，因为他此时已经不打算要这个盟友了。

1977年，萨达特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了叙利亚，给这个多年的盟友传达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他不日将访问以色列，并寻求与这个交战多年的宿敌的和平。

被这个消息震惊了的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愣了半晌才回过味来，随即勃然大怒，说好的阿拉伯共和国呢？说好的纳赛尔主义呢？说好的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以色列这个眼中钉不除，这些怎么实现啊？

可萨达特的态度特别坚决：都不要了，以后埃及只想过好自己日子。而且我这趟前来也不是跟你商讨要不要跟以色列和谈的，埃及已经决定了，我就是出于友谊过来通知你一声。

老阿萨德一听更怒了：友谊？用不着！别来这套！咱俩没这个交情！

于是，萨达特的飞机刚从大马士革起飞，老阿萨德立刻发表声明，宣布昔日自己的亲密战友萨达特是“全阿拉伯世界的叛徒”，叙利亚今后永远不允许他踏上本国的土地。其后阿拉伯世界相继有七个国家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萨达特顿时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人喊打，上榜了多个极端组织的刺杀黑名单。

但作为一个改革者，萨达特并不在乎这些。

1977年11月19日清晨，一架绘有埃及空军标志的波音707降落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萨达特在以色列仪仗队的注目下走下悬梯，成为首位到访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踏上了这片土地。这次外交访问给当时全世界的震撼力，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尼克松访华。

1979年，《埃以和约》在美国签订，第二年以色列正式与埃及建交，不久后，以色列依约撤出了西奈半岛，埃及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外部环境，终于得到了保障。

而在外交上改弦更张的同时，萨达特对国内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1974年年末，萨达特政府出台了《十二月工作文件》，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口号。并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调动民族资本积极性，改造国有、军有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限制作为改革的四大目标。

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上，从1974年“门户开放”政策推行到1981年萨达特遇刺，埃及共吸引了三百多亿美元的外资，萨达特许诺这些外国资本不受国家监管、不会被国有化、5到8年内免征一切税款。外资和其带来的技术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滚滚而入。

从1974年到1981年，埃及吸引外资累计达到3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利用这些资金和技术，埃及开发新油田、重新疏浚、通航苏伊士运河、发展旅游业，经济重新步入正轨。

而对于民间资本，萨达特将纳赛尔时代没收的私人企业，分批分步的归还给了私人，将那些国营企业无法做好的领域重新还给了私人资本。并且取消了对私人资本的发展限制，允许他们直接对外出口进口。

而在最令人头痛的国有、军有资产问题上，萨达特的改革动手也非常之早。

早在1971年，萨达特就利用“军事生产部”入不敷出行将破产的机会重组了这个机构，但开出的条件是军方需要自律，今后不得涉足将手伸到民用经济中胡乱谋利——以埃及当时政治格局，即便是总统萨达特也无法断然下达“军队不得经商”的严令，这样的君子协定其实已经做到了他的极限。在“门户开放”的改革正式启动后，萨达特还改变了苏式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要求国有、军有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初步堵住了埃及这个经济出血点。

在改革的末期，萨达特还逐步意识到，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政治改革，纳赛尔时代过分严苛的政治空气迟早会阻碍埃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他重新强调了公民享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埃及报纸开始有限度的批评政府。萨达特还逐步放松了对议会的控制，让埃及公民真正开始实践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他的一番操作下，原本在埃及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势力开始减少比例，这也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拓宽了空间。

可以说，萨达特“门户开放”改革堪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奇迹，从1974年至1981年，埃及经济连年保持着接近8%的高速增长。

埃及成为第三世界中首个从苏式计划经济制度中转型，并取得初步成功的国家。

同时代很多尝试进行类似转型的国家，其实都是在借鉴和模仿了埃及的改革经验。有一些国家，甚至超越了老师，比萨达特的埃及走的更远、更成功。

但萨达特却忽略了一点：人民并不感谢他的改革，相反，他们恨他。

500多年前，意大利政治学者马基雅维利在写作他的《君主论》时，曾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让人敬畏比求人爱戴更好。

马基雅维利论证说，因为人性都是自私的，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相比于前者，后者显然更容易被君主所操控。

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埃及刚好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国父”纳赛尔是一个用铁杖统治埃及的“雄才大略之主”。在他的治下，埃及几乎成了一个有国家的军营：大部分民间资产被收归国有，所有民众被限制流动，反对者遭到铁腕镇压，国家经济凋敝、外强中干……

但，绝大部分埃及人都敬畏进而崇拜这位伟人。

军人感激他让他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民族主义者觉得他是阿拉伯的英雄，宗教狂热分子期盼他发动新的“圣战”，而穷苦百姓则觉得他提供的福利制度“养活”了自己。纳赛尔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呼和拥戴，埃及人民真的将其视为救星。

相反，萨达特却遭到几乎所有阶层的厌恶。

他的改革解放了埃及人，让人们有机会用自己的双手挣来明天的衣食，但到头来人们却都觉得这些利益都是自己挣来的，而萨达特带给他们的只有损害：军人抱怨萨达特束缚了他们经商的手脚，民族主义者痛恨他与以色列媾和，宗教徒天天听阿訇在清真寺里骂他是“可耻的背教者”，连自由主义者都觉得萨达特的改革步子迈的还不够快，是埃及奔向自由的绊脚石……

所有人都不觉得萨达特的改革对自己很好。埃及人并不感谢萨达特。

终于，这座仇恨的火药桶在一个节点被引爆了。1977年，在萨达特宣布访以色列的同年，埃及尝试暂停已经执行多年的食品补贴政策，萨达特将这一改革视为自己的关键之战，希望借此卸下政府的沉重财政包袱，并遏制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畸形增长。

但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蔓延全埃及的抗议潮，开罗等城市都发生了自195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骚乱。愤怒的民众在广场上高呼“绞死叛徒萨达特”，报纸则用刚刚获得言论自由批评萨达特的政策，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则借机扩大影响力，筹划推翻甚至暗杀萨达特。

最终，为了平息众怒，优先完成对以色列的和谈，萨达特不得不叫停了这一步最关键的改革。但这也只给他多争取四年的时间。

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中，一辆拖着榴弹炮的牵引车突然偏离规定行驶路线，在检阅台前面停下，从车上跳下一名带枪的上尉军官，一边向检阅台狂奔一边掷出了一枚手榴弹。同时，炮车上一名机枪手向检阅台上的总统射击，萨达特当场死亡。

堂堂一国的总统，居然在本国的阅兵仪式上被受阅军人杀死，这在世界刺杀史上都是奇闻。因为阅兵仪式一般都是安保最严密的，刺客能够穿过重重安保，完成对总统的刺杀，一定有着非常高层的内应。

但这个内应到底是谁？是宗教极端分子？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是军方既得利益集团？是底层民众同情者？还是激进自由派？这个问题其实至今仍存争议。

我们所确知的是，萨达特死后接任的，是他的副总统穆巴拉克，为了不再惹恼各方，穆巴拉克上台后对上放任了军队资本扩张、对下则恢复了食品补贴制度。埃及改革的难题被完美避开了，于是此后三十年承平无事。

多说一句，给公民发免费面包、禁卫军杀皇上、皇上死了副皇帝即位——埃及这个画风，精神罗马人实锤啊……只可惜他们学的是罗马末世。

穆巴拉克的执政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相比于萨达特重视改革，穆巴拉克只在乎自己的权力，所以他所有的经历都用于摆平各个阶层，给他们最想要的，让自己的执政时间长达三十年。

但埃及的改革，也就这么停滞了三十年，当2011年，国际粮价上涨，埃及财政终于难以为继时，危机就再次爆发了。

只是，此时的埃及，即便再想改弦更张，还来得及吗？这个国家已经错失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40年前，埃及杀死了萨达特，杀死了改革，也杀死了自己的国运。

据说萨达特遇刺时，虽然颈部中弹，却并没有立刻死去，旁人去探他的鼻息是，听到他用含着血沫的嗓音在徒然的自问：“难以置信啊，为什么？！”

是的，这是为什么？埃及，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对用铁杖统御他们的伟人狂热崇拜，却对试图解放他们的改革者恨之入骨？

这个疑问，将永远留给那些读史者，供他们在深夜里掩卷深思、扼腕长叹。

但埃及人只怕没空去想了，因为他们已浪费了太多时间。

全文完

PS:

以苏伊士运河为由头，，现代埃及的故事，连写了两篇，就先到这里吧。一段外国历史，愿您看的开心就好。

本文53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给个三连，优先转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