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教育

来源：米塞斯通讯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1日

[以下是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五月功绩勋章授予仪式上的获奖致辞，时间为2025年4月27日。]

首先，我要向这份殊荣——由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代表阿根廷授予我的五月功绩勋章——表达衷心的、诚挚的感谢。我也想借此难得的机会，向全体阿根廷人民传递一份鼓励、支持与希望；当然，也向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密切关注这个伟大国家走向的人们致意。自哈维尔·米莱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阿根廷总统以来，这个国家已成为目前深陷“国家主义”泥潭、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所有国家的典范。在这个路口，它可以选择——正如阿根廷所做的一样——将自由作为唯一的选择，以取代持续的政治纷争、战争及各种社会和经济动荡，这些都是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如今正困扰全人类的现实问题。

经济学早已证明，国家不仅是不必要的虚幻之物，而且从科学角度来看，它也无法兑现其对人类的承诺。在大众认知中，人们认为国家是不可或缺，因为人们将国家的存在与它当前（尽管低效）垄断提供的诸多服务及资源划等号。人们注意到诸如道路、医院、学校和公共秩序是由国家供给，由于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在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情况下就得出“国家必然不可或缺”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通过市场的自发秩序、企业家的创造力与私有财产，这些产品能以更高品质、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尤其是更道德的方式生产出来。此外，人们还陷入另一种误区：认为国家是保护弱势群体、无助者、穷人与贫困者的必要条件，却没有理解那些所谓的保护措施——正如经济理论反复揭示的那样——实际上往往会对那些它们声称要保护的人造成伤害。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财产权利的界定、获取、交换与捍卫——这些推动社会进程的核心要素——并不需要暴力垄断机构的介入。这种机构非但没有必要，反而适得其反：国家通过践踏多重合法产权来运作，对产权的保护极其薄弱，更侵蚀了个人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习惯。

法律体系是整合法律普遍原则的进化体现，尤其是与人性密不可分的财产权原则。因此法律并非国家（无论民主与否）所制定，而是早已存在于人性之中——纵使它需经由法理学在时间长河中逐步发掘与整合，更需通过进化与习惯的方式在法学理论中确立。国家既无须定义法律，亦无需强制执行或捍卫法律。当今时代，私营安保公司服务已成常态——即便政府机构亦广泛采用——此理尤为显明。若试图详述私营部门如何提供当今被视为“公共产品”的服务，实属不切实际。事实上，若允许无数企业家自由创新，他们必将为当下难题设计出无数创业解决方案——虽然这些方案今日尚不可知。即便是最怀疑论者，也必须承认：由创造性协调行动驱动的市场机制确实有效，其效能恰恰取决于国家是否强制干预社会进程。当市场的自发秩序无法自由发展时，困难与冲突便必然滋生。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设想一个由私人安保、防卫和仲裁机构组成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网络将会如何运作——每个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支持着不同的替代性法律体系——我们都绝不能忘记：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无政府状态的未来图景，恰恰源于企业家功能的创造性本质。正如柯兹纳所言，正是这种创造力让我们确信，当所有相关人类的努力与企业家创造力都倾注于解决问题时，任何难题终将被克服。。

也就是说，多亏了经济科学，我们不仅知道市场是有效的，而且知道国家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实现它所承诺的。国家不可能在其试图介入的社会进程的任何领域中完成协调目标，奥地利经济学派详细考察了四个原因:

其一，所需信息量极其庞大，而这些信息完全以分散形式存在于每日参与社会进程的八十亿人之中。

其二，国家干预机构所需的信息主要是隐性且难以言传的，因此无法以明确的方式传达，这也意味着国家的指令不具有协调意义。

其三，社会层面的信息并非“既定”的或静态的，而是随人类创造力不断变化的，因此显然不可能将那些只有在明天才会产生的信息传递出来。而这些信息正是国家干预机构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在明天所需要的。

其四，最关键的是，国家指令的强制性阻碍了创业活动的开展，因此使干预机构的指令具有协调作用所需的信息在一开始就没有产生。

此外，国家一旦存在，其权力扩张几乎不可阻挡。历史分析无可辩驳：国家权力从未停止扩张。它之所以持续膨胀，是因为国家这一垄断性暴力机构，当它与人性相结合时，其危害是巨大的。国家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并驱动着人性中的欲望、弱点与最扭曲的一面。一方面，人们试图逃避其规定，另一方面又竭尽所能利用国家的垄断权力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此外，特权利益集团的联合效应、“政府短视”与“贿赂选票”现象、政治阶层的狂妄自大倾向，以及官僚机构的失责与盲目，共同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而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危机又不断使这种风险加剧；而讽刺的是，这些危机总被政治阶层当作借口，要求更多干预。但干预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

国家已成为人人仰慕和崇拜的偶像。国家崇拜无疑是当今社会最严重、最危险的疾病。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每个问题都能且必须被国家及时发现并解决。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以及掌控国家的政客们，他们被认为能保障我们福利所需的一切。如此一来，人类依然处于幼稚状态，背离了自身创造性的本质（这恰恰是未来的社会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的根源）。人们渴求拥有一颗“水晶球”，不仅能预知未来，而且能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这种民众的幼稚化被政治阶层刻意纵容，因为这为其存在提供了理由，也巩固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主导地位及控制能力。

更有甚者，众多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专家以及社会工程师也加入了这种对权力的狂热崇拜之中。就连教会或最受尊崇的宗教派别也未能察觉到，如今国家崇拜已经成为自由、道德与负责任的人类的首要威胁。国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虚假偶像，被所有人崇拜，它不允许人类摆脱其控制，也不允许人类保持超越其掌控的道德或宗教忠诚。更离谱的是，他还实现了某种在先验上看似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以迂回而系统的方式，向公民群体隐瞒国家本身才是社会冲突与弊病的真正根源，并四处制造替罪羊（诸如资本主义、营利动机、私有财产等），将责任转嫁于此，并对其施以最严厉的谴责，甚至道德与宗教领袖也大多未察觉这种欺骗，或不敢揭露：在这个世纪，对国家崇拜的膜拜才是宗教、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主要威胁。

或许教会内部的主要例外，在于本笃十六世所著的《拿撒勒人耶稣传》这部杰作。任何具备最基本历史认知的人，在读过本笃十六世关于邪恶势力对人类最大诱惑的论述后，都应明白国家与政治权力实为敌基督的制度化身，我在此直接引用拉辛格的原文：

“诱惑者的手段并不粗鄙到直接建议我们崇拜魔鬼。他只是暗示我们应当做出理性的选择，即优先考虑一个计划的、有组织的世界，在那里，上帝作为私人信仰有存在的空间，但绝不能干涉我们的核心目标。索洛维约夫（Soloviev）认为《通往世界和平与福祉的开放之路》（The Open Way to World Peace and Welfare）是敌基督的一本书。然而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部新《圣经》，其真实教义是崇拜福祉与理性规划[的国家]。（第二卷，第66-67页）”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例如《指环王》（销量2.7亿册）的伟大作者J·R·R·托尔金——我们许多人都曾沉醉于他的作品，而我完全认同他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思想——甚至宣称只要有人胆敢说出“国家”这个词，他就会将其逮捕。因此，既然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对人类最核心的本质——自由、创造性与自发行动的能力——实施系统性暴力与胁迫的实体，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家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而国家主义构成了对人类的主要威胁。

这场反对旧制度的革命是由我们的前辈——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领导。在这片土地上，有两位人物尤为突出：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他在给梅塞迪塔斯（Merceditas）的箴言中试图向她灌输对真理的热爱、对谎言的憎恨、对他人的财产尊重与对祖国的热爱，尤其是对自由的珍视；以及阿根廷自由宪政之父、伟大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贝迪（Juan Bautista Alberdi）。若我们愿忠于这些阿根廷民族的先驱与奠基者，便有责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实现这一使命的途径，正是认识到他们的事业被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自然地延续了下来。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市场自发秩序的最纯粹体现，其中所有服务——包括执法、司法和公共秩序服务——均通过纯粹自愿的社会合作过程提供。在此体系中，没有任何领域会阻碍人类创造力与企业家协调的推动力；在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时，效率与正义均得到提升，同时根除了所有国家——或任何暴力垄断机构——所产生的冲突、低效与腐败。

最后，我将总结如下：无政府资本主义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体现在其目标上：即废除国家，并由一个由众多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构成的竞争市场机制来取代国家；同时，其手段的革命性尤其体现在学术、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

其一，在有关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的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它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并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发展——该学派将国家主义侵入任何领域所产生的非协调效应纳入分析，也包括对废除国家的各种路径、必要的过渡进程，以及将当下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所有领域的全面私有化的研究，这些均属于该学科优先的研究方向。

其二，经济与社会革命。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完全摆脱国家主义的企业家环境中，人类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带来多么显著的进步以及引发多么惊人的人类发现。即便在今天，尽管政府不断加以干扰，一个未知的文明已经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萌芽，其复杂程度超出国家权力的理解与控制范围。人类创造力的力量如此强大，甚至能从政府留下的最狭窄裂缝中寻得出路。当人们日益觉察到国家本质上具有压制性的扭曲本质，意识到当国家阻挠创业创造力的驱动力时，每日都有无限的可能被扼杀，公民便会丧失对国家的信任，要求改革乃至废除国家的社会呼声将日益高涨。

最后是政治革命。诚然，我们必须始终支持干预主义程度最低的方案，并与致力于通过民主方式限制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结成明确同盟。但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他深知自己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他明白，终极目标是彻底废除国家，而这一认知驱动着他每日的想象与政治行动。朝正确方向的渐进式进步固然可喜，但我们不能陷入可能阻碍“终结国家”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用主义。出于教育目的、为了塑造公众舆论，这一目标必须始终以系统、透明的方式推进。

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正徐徐展开——我们将不断探寻新的路径，朝着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想迈进：帮助所有人挣脱国家主义的迷幻枷锁，得以在自由与责任中生活；并且，无论这些人来自何方，我们始终张开双臂欢迎那些最终洞悉科学与道德真相的人。

这个未来，尽管在今天看似遥远，却可能在任何时刻迎来令最乐观者都瞠目结舌的飞跃。谁能预料到，1989年柏林墙会轰然倒塌，随之崩塌的还有整个东欧gc主义体制？谁又能想到，就在一年半前，阿根廷竟会自由选举出历史上首位自由意志主义总统？

历史已进入一场永不停歇的加速变革进程。正如伟大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另一位保守无政府主义者，或如罗斯巴德所称的“古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期许的那样：当人类首次彻底摆脱国家，将其仅仅化为一段黑暗的历史记忆时，这场变革将为人类开辟一条全新而辉煌的道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