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古老板，记着关注我的新号。
每次出事，流程都一样。
几个小姑娘把另一个女孩拖进小黑屋，殴打、侮辱、拍视频一条龙，业务熟练得像是刚从什么KPI考核现场回来。
结果呢？一个批评教育，一个治安处罚，轻飘飘像羽毛落地。
受害者父母撕心裂肺地跪在地上，而法律，像个高冷的服务器，冷静地弹出一个窗口：操作合法，流程结束。
公众的愤怒像火山喷发，但喷完之后，一切照旧。
很多人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别问了。问就是“为了孩子好”，问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机会”，问就是“他们心智不成熟”。
先要欢迎大家来到“人间恶魔”国际儿童名人堂
这里陈列的，不是什么天才少年，而是一个个用血淋淋的现实，反复抽打“儿童天真论”耳光的“小恶魔”们。
第一位入驻者：英国的“利物浦双煞”——罗伯特·汤普森和乔恩·维纳布尔斯。
1993年，这两个10岁的“孩子”，从购物中心拐走了2岁的詹姆斯·巴尔杰。他们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他们把小詹姆斯拖行了整整4公里，一路上对他拳打脚踢。到了废弃的铁轨旁，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虐待：扔石块、泼油漆、用铁棍殴打，最后，把他扔在铁轨上，试图用火车碾压来伪造事故现场。
法医报告显示，小詹姆斯身上有42处伤口。
10岁。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对痛苦的享受，以及毁灭证据的冷静，你管这叫“心智不成熟”？这心智，成熟得都快滴油了。
法律给了他们什么？8年最低刑期，全世界最昂贵的“改过自新”套餐。出狱后，政府给了他们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住址、终身匿名权保护。
相当于国家出钱，送了他们一张“人生重开券”。
其中一个，后来还因为持有儿童色情物品再次被捕。
看，有些人，你给他重开一百次，他依然会选择地狱难度，顺便拉几个无辜的人陪葬。
第二位明星住户：美国的“死亡天使”——玛丽·贝尔。
1968年，玛丽·贝尔，11岁。她在生日前后，用双手扼死了两个小男孩，一个4岁，一个3岁。她不光杀人，还在其中一个男孩的肚子上刻下了字母“M”。她在现场留下纸条，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我杀人，所以我能回来”。
被捕后，她对警察说：“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会死，不是吗？”
11岁。对死亡的理解，深刻得像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只不过她的哲学，是用别人的生命来实践的。
法律给了她什么？“精神失常”的诊断，以及在少管所的“治疗”。12年后，23岁的她被释放，同样获得了全新的身份，结婚生子。后来她还跟人合作出了一本自传，靠着讲述自己的杀人故事，赚了一大笔钱。
受害者的家庭在痛苦中煎熬一生，而杀人凶手，成了畅销书作家。这个世界，有时候幽默得让人想哭。
第三位，来自我们的邻居日本，一个充满二次元气息的代号：“Nevada-tan”。
2004年，长崎县，一个11岁的小学女生，因为在网上留言板被同学说了坏话，把这位12岁的女同学叫到空教室，用美工刀割开了她的喉咙和手臂。
事后，她浑身是血，冷静地走回自己的教室，老师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这不是我的血。”
她作案时穿着一件印有“NEVADA”字样的卫衣，因此在网上获得了这个萌系的代号。无数的同人画作、cosplay涌现，一个残忍的杀人犯，在一个病态的亚文化圈里，被偶像化了。
你看，这三组案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但它们精准地告诉我们同一个事实：邪恶，与年龄无关。
有些灵魂，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扭曲的、黑暗的。年龄，只是他们伪装自己、获得法律豁免权的黄金外挂。
好了，参观完了“名人堂”，我们的血压也上来了。现在可以冷静地问一句：为什么全世界的法律，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像个精神分裂的圣母？
答案在于，现代法律体系内部，一直存在着两个神仙在打架。
一方，我们称之为“福利主义-康复派”，或者叫“花园派”。
这派的观点，是主流，也是今天所有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未成年罪犯就像一株长歪了的小树，或者一朵生了病的花。
他们不是坏，只是“病了”。原因呢？原生家庭不幸、社会环境恶劣、学校教育缺失……总之，千错万错，都不是这棵小树的错。
所以，他们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治疗”、“矫正”、“挽救”。
他们要做的，是给这棵歪脖子树松土、浇水、施肥（心理辅导、社区服务），希望它有一天能长直。
法律在他们眼里，不是一把惩戒的剑，而是一把修剪枝叶的园艺剪。
英国的《儿童与青少年法案》、日本的《少年法》，以及我们那部著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基本都是这个“花园派”思想的产物。
它们的核心，是保护“犯罪的那个孩子”，把他和他的罪行分离开，相信只要给他足够的爱与包容，他就能“回归社会”。
另一方，我们称之为“报应主义-正义派”，或者叫“天平派”。
这派的观点，更古老，也更符合人类的直觉。
他们认为，法律的核心是一架天平。
一边是罪行，另一边是惩罚。
犯罪，就是打破了天平的平衡。
正义，就是通过惩罚，让天平恢复平衡。
在这派看来，一个行为的对错，是客观的。
伤害就是伤害，杀人就是杀人。
这个行为是10岁的人做的，还是30岁的人做的，对于“天平”本身来说，没有区别。
受害者流的血，不会因为凶手的年龄小，就变得不那么红。
他们关心的，不是凶手未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而是受害者已经遭受的、不可逆的伤害，是否得到了对等的补偿和交代。
他们的焦点，是受害者。
这个观点，在古罗马法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Lex Talionis）里就有了。
近代，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也认为，惩罚本身就是正义的内在要求，是对犯罪者作为“理性人”的尊重——你既然选择了作恶，就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花园派”压倒了“天平派”？
因为“花园派”听起来更“文明”，更“进步”，更符合现代社会那种“政治正确”的调性。
拯救一个迷途羔羊的故事，远比处决一头小狼的故事，更能满足我们作为“文明人”的道德优越感。
但这种道德优越感，是建立在受害者的尸骨和血泪之上的。它是一种极其昂贵且虚伪的装饰品。
“花园派”能大行其道，最重要的理论支柱，就是那个古老的法律原则——Doli Incapax，即“无犯罪能力”。
它假设，儿童在某个年龄之前，大脑里缺少一个叫“是非对错”的APP，所以他们犯了罪，也不能算真的犯罪。
这个假设，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它就是法律界的“地平说”，是现代文明的皇帝新衣。
第一，它无视个体差异，搞“一刀切”的懒政。
法律武断地画了一条线，比如14岁。仿佛在14岁生日那天零点，上帝会亲自下凡，给这个孩子的脑子里注入“责任感”和“同理心”的源代码。
这比玄幻小说还离奇。
一个在互联网上看了无数暴力信息、熟知如何规避监控的13岁少年，和一个在深山里长大、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的15岁少年，谁的“心智”更成熟？法律假装看不见这种差异。
因为“一刀切”最简单，成本最低，最方便官僚体系进行标准化操作。
第二，它混淆了“认知能力”的范畴。
一个14岁的孩子，他可能不懂量子力学，不知道什么是地缘政治。
但这不代表他不知道用刀捅人会死，不代表他不知道把人打一顿是错的。
在“作恶”这件事情上，他的认知能力，可能比任何一个成年人都专业。
他知道怎么让你疼，怎么让你怕，怎么让你屈服，甚至怎么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却用“他不懂微积分”来论证“他不懂杀人”，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第三，它创造了最荒谬的“犯罪黄金窗口期”。
当法律明确地告诉所有人，某个年龄之前犯罪没有严重后果时，它就不再是法律了，而是一本“犯罪操作指南”。
它等于在对所有潜在的恶魔少年大声疾呼：“嘿，想干票大的吗？想释放你内心的野兽吗？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法律给你们的BUG价福利，是你们青春期限定的‘免死金牌’！”
想验一下欺凌他人的快感吗？抓紧时间！你们的‘免罪黄金期’不多了！赶在14岁之前动手，你就是无敌的！就算满了14，只要不满16，顶多也就批评教育，不痛不痒！”
“记住，下手要有分寸，别把人打成重伤，那就升级到刑事案件了。咱们就在‘轻微伤’和‘轻伤’这个区间里玩，性价比最高！”
“你们的未来？不用担心！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兜底，你们的案底会被封存，你们依然是祖国的花朵，前途一片光明！”
这才是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高发、且手段日益残忍的根本原因。
不是孩子们天生就坏，是法律教会了他们，作恶的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
而对那些好孩子，那些潜在的受害者，法律又说了什么呢？
“孩子们，如果有人打你，欺负你，你们要‘宽容’，要‘理智’。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啊！你们的痛苦和眼泪，是为了成全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是他们成长路上的‘垫脚石’，光荣吗？感动吗？”
去他妈的光荣，去他妈的感动。
对犯罪分子的无原则宽容，就是对守法公民最残忍的犯罪。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好人理直气壮，让坏人闻风丧胆。
而我们这部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却常常让坏人嚣张狂笑，让好人跪地哭泣。
这哪里是保护未成年人？这分明是在系统性地筛选、鼓励和培养少年犯。
说了这么多，我坚持的观点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让正义回归常识。
第一，废除武断的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
这是个古老的英国法律智慧，意思是一个孩子虽然没到法定年龄，但如果证据显示，他作案时有充分的恶意，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他的“恶意”本身，就足以“补足”他的年龄，让他承担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这才是真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搞年龄“一刀切”的官僚主义。
第二，法律的焦点必须从“加害者”转移到“受害者”。
别再跟我谈什么“挽救”和“矫正”了。
正义的第一要务，是让受害者得到补偿，让他们的创伤得到抚慰，让他们看到恶有恶报。
一个法律体系，如果连最基本的保护良善、惩罚邪恶都做不到，那它所有的“人文关怀”都是狗屁。
第三，惩罚必须回归其本质：震慑与报应。
惩罚不是为了“教育”，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事。惩罚就是为了让犯罪者痛苦，让旁观者恐惧。
要让每一个潜在的施暴者，在动手之前，脑子里都会闪过一个念头：“这么做的后果，我承受不起。”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脑子里想的是：“反正20分钟就出来了。”
怎么惩罚这些小恶魔？有的是办法。
1、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这不是野蛮，这是最古老、最公平的对等报复原则。《汉谟拉比法典》两千多年前就懂的道理，我们现在反而忘了。
她们怎么打你，你就怎么打回去。她们怎么羞辱你，你就怎么羞辱回去。
而且应该加倍。因为仅仅对等，只是扯平，没有惩罚。
基于这一原则，引入鞭刑，挺好的。
2、经济赔偿与强制劳动。
受害者可以选择不要报复，而是换取金钱赔偿。
拿不出钱？那就强制劳动，用劳动成果来补偿，直到受害者满意为止。这听起来很“政治不正确”？
比起让受害者哭诉无门，让加害者逍遥法外，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道德的。
3、隐私豁免。
你都主动侵犯别人了，还想要什么隐私？
受害者和任何知情者，都有权将这些小恶魔的“光荣事迹”公之于众，让社会对他们进行孤立和杯葛。让他们知道，做了坏事，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性惩罚。
所有的学校，都有权拒绝这种人入学。
我们用纳税人的钱，精心搭建了一个庞大而昂贵的法律体系。
结果，这个体系却在系统性地保护那些最会利用规则的恶棍，同时把那些最需要保护的、善良守法的公民，一遍又一遍地推入深渊。
我们建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庇护所，挂上了“未成年人保护”的霓虹灯牌。
但每当有小恶魔把无辜者拖进去施虐时，这个庇护所的大门就立刻紧锁，保安还会走出来对围观的人说：“别担心，我们正在对他进行心理辅导，请大家给孩子一个机会。”
这不叫文明，这叫懦弱。这不叫进步，这叫堕落。
是时候撕掉这块遮羞布了。
在正义的天平上，一滴无辜者的眼泪，比一百个加害者的“未来”，要重得多。
这，才是我们唯一应该遵循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