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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比亚迪又摊上大事了。

巴西劳工检察院一纸诉状，指控比亚迪及其承包商涉嫌人口贩运、提供“近似奴役”的劳动条件，索赔金额高达2.57亿雷亚尔（约合3.3亿人民币），并要求向每位受害中国工人支付个人赔偿。

关于这件事，几个月前，我就写过文章评论过了，就不重复写了。

巴西政府，太搞笑了！

巴西"血汗工厂"工人发声了！道德家们，有谁问过工人的想法?

当然有人会说，我是比亚迪的枪手，老为他辩护，你错了。

该骂就要骂，该辩护就要辩护。

比亚迪，这一次很low

不要被王传福给忽悠了

但我今天，不谈具体的这件事，我想谈一谈巴西这个国家对劳工的保护，到底有多“先进”，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想告诉很多人的是，你渴望的劳动保护，如果是这样的结果，你要还是不要？

甚至有中国人说，中国的企业到了国外就老实了，就得对工人好了，真是这样么？

先来说后果，巴西的劳动保护比中国要严格得多，从比亚迪这一案例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巴西人活得怎么样呢？

巴西工人VS中国工人

以下是巴西与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状况的对比分析。

在八十年代初，巴西在全球比不怎么样，处于“经济奇迹”末期（1948–1979年GDP年均增速7.2%）。产业工人月薪约几十到一百美元。

而当时的中国，就拿最高收入的国企工人比较，当时国营职工平均月薪66.9元（全民所有制），普通工人约40元。购买力体现为：大米0.18元/斤、猪肉0.77元/斤，月薪可购大米222斤或猪肉52斤。

当时的巴西普通工人收入约为中国收入最高的国企工人的6–8倍左右，如果把中国的农民算上去，那得是几十倍之多。

以上还是低估了的，因为巴西在八十年代初期时，每十五人就有了一辆私人汽车，而中国这个时候，几乎为零。黑白电视在巴西不算奢侈品，普通人也能买，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极少数大城市里个别家庭有。

80年代中期,巴西汽车保有量达1300万辆,平均每10人就有一辆汽车,这样一个水准远不是当年中国所能及的。根据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321万辆,其中载客汽车只有80万辆,

那四十年过去了，我们来看现在。

比如比亚迪请的中国工人去巴西建厂，年薪可达十五六万人民币。而巴西当地的建筑工人，名义月收入也只有四千人民币左右，更不要说面临高昂的物价。

好了，我要先呈现这一事实的原因是，想告诉一些天天以为劳工保护能保护劳工的人，若你站在只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你是渴望去巴西还是在中国工作？

很明显你成为巴西人，实际收入会马上变成你现在的30%-40%。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巴西的劳动保护到底保护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结果是让劳工变穷。

变态的巴西劳动保护

巴西司法系统，这一次为什么向比亚迪发难，我的看法是，是因为巴西有着强烈的劳工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有两个维度，第一是排斥外来劳工，第二是对本国劳动力的特权保护。

你如果是一个外国企业家，满怀憧憬地来到巴西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你准备投资建厂，创造就业，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然而，当你真正开始运营时，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你必须确保三分之二的员工是巴西人，三分之二的工资总额必须支付给巴西员工。

即使你的首席技术官是外国专家，他的高薪也可能让你违反这个"三分之二规则"。

这就是巴西劳动力保护主义的一个缩影。

表面上看，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它们创造了一个扭曲的劳动力市场，最终伤害的恰恰是那些它声称要保护的人。

巴西的劳动保护主义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瓦加斯时代。

1943年，巴西颁布了《劳动法汇编》（CLT)，这部法典至今仍是巴西劳动关系的基石。

CLT的诞生背景是巴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当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知识精英们认为，如果不对这些缺乏技能的工人提供保护，他们将被资本家无情剥削。

于是，一套复杂而严格的劳动保护体系应运而生。

这套体系的核心理念很简单：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工人的"权利"，包括高工资、工作保障、丰厚的福利等。

先是宪法层面。 

1988年的巴西联邦宪法将劳动权利提升到了宪法高度。宪法第5条第10款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这被广泛解释为限制雇主进行背景调查的依据。

比如，你要雇佣一名会计，但你不能充分调查他是否有财务欺诈的前科。

然后是法律层面。 CLT规定了极其详细的劳动标准：

当然少不了集体谈判。 

工会在巴西拥有强大的力量。集体谈判协议（CBA）的效力甚至高于个人劳动合同。这意味着，即使员工个人愿意接受某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如集体协议优惠，也会被视为无效。

对于外国工人的限制，则更加严格。

三分之二规则"规定，任何拥有三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必须确保：至少三分之二的员工是巴西公民；至少三分之二的工资总额支付给巴西员工。

这个规则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假设一家高科技初创公司需要五名顶尖的软件工程师，其中三名恰好是外国专家。

按照这个规则，公司要么放弃这些人才，要么雇佣一些不需要的巴西员工来"凑数"。甚至如果外国人才工资很高，凑数都难，因为工资总额必须三分之二给巴西人。

这些劳工保护最后发展成为了什么呢？变成枷锁了。

先来说一个，中国人也熟悉的问题，那就是平台与那些自由职业者是什么关系。

2020年代初，巴西劳动法院面临了仲裁：如何定义Uber司机的身份？他们是独立承包商还是员工？

在一系列案件中，劳动法院倾向于认定Uber司机为员工。法院创造了一个新概念："算法从属关系"。他们认为，由于Uber的算法控制着定价、路线选择，甚至可以对司机进行"纪律处分"（如暂停账户），因此存在实质上的雇佣关系。

这起诉讼由一名司机发起。

João Silva是一名Uber司机，他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当Uber因为他拒绝接受某些订单而暂停他的账户后，他向劳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雇佣关系。

地方劳动法院支持了Silva的诉求，判决认为：

1. Silva必须亲自提供服务（人格性）
2. 他定期为Uber工作（习惯性）
3. 他依赖Uber获得收入（经济依赖性）
4. Uber通过算法控制他的工作（从属性）

法院命令Uber支付所有员工应得的福利，包括带薪假期、第13个月工资、FGTS等。

这个判决的影响是灾难性的。Uber的回应是，那我就只能退出某些城市，结果是，成千上万依靠平台经济谋生的司机面临失去收入来源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它扼杀了共享经济在巴西的发展。

那些原本可以通过灵活工作改善生活的人，现在被"保护"得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巴西的工会一样是黑势力。

2018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员工因工资谈判破裂而举行罢工。这本是正常的劳资纠纷，但巴西的劳动法赋予了工会过度的权力，使得这次罢工演变成了一场经济灾难。

根据巴西法律，罢工工人不仅有权停止工作，还有权阻止愿意工作的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更糟糕的是，法院通常会判决公司必须支付罢工期间的部分工资。

罢工持续了15天，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雷亚尔。由于燃料短缺导致物价上涨，最后，数千家小企业因运输中断而损失惨重。

最高劳动法院的判决更是火上浇油：公司必须支付罢工期间50%的工资，理由是"维护工人的生存权"。

这就是各种劳工保护的必然结果，为了保护一部分工人的"权利"，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因燃料短缺而失业的卡车司机、因成本上升而倒闭的小企业主，他们成为了受害者。

这些保护带来了什么呢？大量企业跑路。

2019年，一家美国科技公司计划在圣保罗设立研发中心，预计创造500个高薪技术岗位。然而，在深入了解巴西的劳动法后，他们改变了主意。

问题的核心在于巴西对某些员工类别的特殊保护：

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计算发现，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有高达20%的员工处于"不可解雇"状态。这意味着，即使这些员工表现糟糕或公司需要重组，也无法进行正常的人事调整。

最终，这家公司选择在墨西哥设立研发中心。巴西失去了500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转移和税收收入。

再说一个案例。

巴西银行业的集体谈判协议规定，银行员工每天工作6小时，而不是标准的8小时。这听起来像是工人的胜利，但现实远比这复杂。

一群银行员工起诉Banco do Brasil，声称他们实际工作时间超过6小时，要求支付加班费。

证据显示，这些员工确实经常工作7-8小时。

但事实是什么呢？无比搞笑。

没人要求这些人加班，这些员工都是自愿加班，因为6小时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银行不能正式延长工时（这会违反集体协议），也不能支付足够的工资（这会增加成本）。

这时，员工假装只工作6小时，银行假装不知道员工加班，最后，一旦发生纠纷，银行面临巨额赔偿。

劳动法院最终判决银行支付5年的加班费，总额超过5000万雷亚尔。

结果更搞笑，这家银行在出事后，加速了自动化进程，数千个工作岗位被ATM和网上银行取代。

后果是什么？

巴西的失业率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越是"保护"工人，失业率越高。2025年3月，巴西的失业率为7%，而在经济危机期间，失业率曾飙升至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官方失业率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考虑到"非正式就业"和部分就业，实际的就业不足人数可能超过800万。

年轻人的失业率通常是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当雇佣一个员工的成本过高、解雇的难度过大时，企业会尽可能避免雇佣新人。

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企业不愿意承担培训成本加上各种强制性福利、难以解雇的三重负担。

面对严格的劳动法规，巴西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非正式经济部门。

从2014年到2021年，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失业率飙升。

非正式就业的工人既不存在什么最低工资，也没有带薪假期，也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因为所谓的正规就业机会太少了，于是就变成了黑工。

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是正常的，美国有农场餐厅黑工，中国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派遣工，中国派遣工的数量正在增加，希腊高峰期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黑工，阿根廷也是黑工变地。

因为，很多企业负担不起，那怎么办？只能黑工。这时政府就两难，你要严查企业雇佣黑工，有两个严重后果，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量黑工连工都打不上了。

现在你看到了吧。

劳工保护在巴西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高昂的劳动成本迫使企业减少雇佣；低生产率使企业更难支付高工资；企业进一步减少雇佣，循环继续。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考虑到成人失业率，巴西的生产力降至33%，这意味着67%的巴西人才被浪费了。

道理是什么？

根本无需现实经验，奥派经济学早已给出了答案 。

在任何一地，如果搞劳动保护法律都将创造了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你搞得有多严格，扭曲就有多严重。

最低工资法、集体谈判协议和各种强制性福利使工资失去了灵活性。工资应该是一个价格信号，反映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当这个信号被人为扭曲时，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巴西明明有大量的劳动者失业，但银行却要加速自动化。

这不是因为技术进步，而是因为人工成本被人为抬高到不合理的水平。

巴西的劳动法试图预先规定每一个细节：工作时间必须是8小时、假期必须是30天、解雇必须支付40%的罚金

但现实世界充满了法律制定者无法预见的情况：有些工作（如创意工作）不适合固定工时；有些员工宁愿要更高的工资而不是更长的假期；有些情况下，快速解雇对双方都有利。

在这种严格的管制下，企业家精神被破坏。

创业本质上是一个试错过程。企业家需要能够快速调整，包括团队构成。但在巴西，雇佣错误的人可能意味着数年的财务负担。

新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常常不符合传统的雇佣关系定义。当法院强行将Uber司机定义为员工时，实际上是在扼杀创新。

面对高昂的劳动成本和法律风险，潜在的企业家选择不创业，或者将企业设在其他国家。这种"看不见的损失"——那些因为法律障碍而没有创建的企业和就业机会——是保护主义最大的代价。

资本积累需要低时间偏好——愿意为未来的更大回报而推迟当前消费。但巴西的劳动法创造了一个高时间偏好的环境：由于解雇成本高昂，企业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他们宁愿使用临时工或外包，也不愿培养长期员工。高失业率和工作不安全感使人们增加预防性储蓄（不是用于投资的储蓄），减少消费。这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

劳动保护是一个地区重要的发展指标，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劳工获得的特权越多，这个地方越没有希望。

要改变错误的劳动保护观念，只需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劳工与企业，就是平等交易的双方，保护其自愿契约就够了，这才是真正的法治。

比亚迪的工人和雇佣的企业之间，如果是自愿合同，如果没有哪一方违约，法院管他干什么呢？这不是扯淡吗？

这个世界所有的劳动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律，都只是管制法条化，都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干预劳动力价格的产物，它的唯一结果就是破坏市场经济，让大部分人通向更贫困的未来。

你这边羡慕巴西的劳动保护，你却不知道巴西人无比羡慕中国人的生活。

同时，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民众错误的劳资观念，也正在开始爆发威力，正在将中国带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张五常教授在2008年就呼吁过：

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发表了题为《新劳动法的困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劳动法的经济效应，提出，“无固定期”合同将维护懒人，更有可能让“打短工”更普遍，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把经济搞垮”。

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张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张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

张教授预测得有点早，真正能看到明显影响，是现在，是未来的十年，每一年都会能看到显性的影响，因为现在劳工的观念正在败坏，开始频繁发起劳动诉讼，每一年都快速增长。

当下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者、派遣工），正是这一管制的结果，未来企业减少雇佣正式工，就是一个必然。

既然你要给特权，给“保护”，那不招不就行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大众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这一条通往灾难的路，历史上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反复警告过，但是，依然难以阻止灾难的出现。

非洲这么穷的地方，也有严格的劳动保护，把外资赶走也不在乎，一半的儿童成为童工也不在乎。印度的工会，宁愿不要外资来，也要坚守当黑社会的能力。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最高峰时，曾经可以不工作领公司的钱，现在却哀嚎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以生活中最朴素的道理来说，工人与企业家之间达成协议，没人违约，这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谁洗了这些人的脑，认为必须要有政府来保护劳工呢、给劳工特权呢？

经济学道理也讲了，悲惨的现实也摆在这里了，但很多中国人痛恨996，向往全球其他地方劳动保护的心依然非常强大。

难道，不搞到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局面，就不肯认错吗？

醒一醒吧，不要把来之不易的繁荣毁掉，这个世界上无数个国家因为学习欧美的劳动保护由富转贫。

菲律宾以前是东方巴黎啊，现在劳动保护可好了，企业要辞退一个人都不容易。

你知道东盟的印尼现在为什么繁荣起来了吗？顶住压力，改革劳动法。你知道印度，为什么比过去要好一点吗？莫迪的起手式也是改革劳动法呀。改革劳动法，就是减少管制。

中国人生活好起来，也就是这十来年，这是前几十年开放，增加自由市场、劳资交易更自由的结果。

为什么不珍惜呢？要把他毁掉呢？

劳动合同法，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忧之一，只有劳动自由交易，自愿契约，法律保护契约，才有可能带来繁荣，这是影响经济最大的因素之一。

一个管制的灾难，如果要从经验上看到后果，要几十年。克林顿时期搞的居者有其屋政策，过了近二十年，才引爆次贷危机。

但经济学上，一分钟就可以得出结论啊。

有时，面对滔天要求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舆论，反自由市场的舆论，真的是很无奈。怎么说，好象都说服不了这些人，真的有点心灰意冷 。

拜托这些希望中国民众好的人，希望中国未来繁荣的人，要么读一下经济学，万一不愿意读，对于一个这么明显的灾难，只相信经验知识的话，那也认真研究一下全世界的劳工市场吧，看看那些最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不是大多都有各种严格的“劳动保护”吗？

你们是不会上网，不会用AI吗？

要学他们吗？真的要向着贫困努力前行？真的要毁了这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最富裕的高光时刻？不变成巴西、阿根廷，就不罢休吗？

历史会记上一笔的，这些天天推动劳动保护政策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历史最终会给他足够多的骂名。骂名就是：一群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