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全球民粹主义的根源
这是我写的一本《全球民粹主义根源》书籍的序和第一章
我想从一个古老的故事讲起。
故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罗马。那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不是早期那个由坚忍的公民农夫组成的城邦了。它成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庞然大物，财富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入，但也带来了裂痕。
大量的土地被少数贵族和新富阶层所吞并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罗马城，成了无所事事的城市游民。
他们拥有公民权，拥有投票的权利，却没有恒产，没有尊严。
就在这时，一个叫提比略·格拉古的年轻人站了出来。
他出身显赫，母亲是战胜汉尼拔的大西庇阿的女儿，自己也是战功卓著的军官。但他没有选择待在那个由元老们组成的舒适圈里。
他看到了街头那些同胞的怨气，像一堆干燥的木柴，只需要一颗火星。于是他竞选上了保民官，一个理论上可以为平民代言的职位。
提比略的计划很简单，也很激进：重新执行一项被遗忘了很久的旧法，限制任何人占有公共土地的数量，然后将多出来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公民。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把从“精英”那里拿来的东西，分给“人民”。
元老院的贵族们当然不干，那些土地很多就在他们手里。
他们愤怒地指责提比略是煽动家，是想当僭主的野心家。
他们动用各种程序手段来阻挠他。另一个保民官在他们的授意下，对提比略的法案投了否决票。
按照罗马的传统，这事儿就算黄了。
但提比略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他绕开了传统，直接诉诸公民大会，对民众发表演说：“野兽在山林中还有洞穴，鸟儿在天空上还有巢窝，但那些为罗马战斗和牺牲的人，除了空气和阳光，什么都没有……他们被称作世界的主人，却没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番话点燃了那堆干柴。群情激奋之下，公民大会做出了更出格的决定：罢免了那个投否决票的保民官。
这是对罗马政治传统的公然践踏。在狂热的民意面前，一切规矩、一切程序都显得那么脆弱。
最终土地法案强行通过了。
但故事还没完。提比略的任期快结束了，他知道一旦失去保民官的豁免权，贵族们会把他撕成碎片。
于是他决定打破常规，寻求连任。
这下彻底激怒了元老院。在一个混乱的下午，一群元老和他们的追随者，拿着木棒和凳子腿，冲进了公民集会的广场。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名支持者被打死，尸体被扔进了台伯河。
十年后，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继承了他的事业，走得更远，也死得更惨。
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篇幅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它像一个宿命般的隐喻。一个出身精英的“叛逆者”，一套“为民请命”的激进纲领，一群被剥夺感的民众，一次对现有规则的冲击，以及最终那无法避免的暴力与混乱。
把故事里的长袍换成西装或者红色棒球帽，把罗马广场换成华盛顿的国会山、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你会发现，两千多年来，这出戏的脚本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今天，我们管这出戏叫“民粹主义”。
这个词像幽灵一样，在全球各地的报纸头条和学术论坛上飘荡。
在美国，一个口无遮拦的地产商，用最粗俗的语言，点燃了“铁锈地带”被遗忘的工人们的怒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在法国，穿着黄背心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他们诉求庞杂，从抗议燃油税到要求总统下台，唯一清晰的，是那股冲着爱丽舍宫的滔天怒气。
在菲律宾，一个以铁腕和咒骂闻名的市长，承诺要用法外手段干掉所有毒贩和罪犯，结果被人民拥戴为总统。
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强人，将国家的伟大与一种古老的宗教身份紧紧捆绑，告诉他的信众，谁是“真正的我们”，谁是需要被警惕的“他们”。
在巴西，在匈牙利，在意大利……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运动和领袖，他们的政策主张南辕北辙。
有的要减税，有的要增税；有的要搞贸易保护，有的要大搞福利；有的信誓旦旦地捍卫传统家庭，有的则挥舞着彩虹旗。
但他们共享着同一种腔调，同一种姿态。
他们都声称，自己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代表着“真正的人民”。而他们的对立面，则是一小撮“腐败的精英”——华尔街的银行家、华盛顿的政客、深层政府的官僚、象牙塔里的教授、以及“主流媒体”的编辑们。
他们说，这帮精英脱离群众，自私自利，用一套虚伪复杂的规则把持着权力，出卖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惊人地相似：打破那些“虚伪的”程序和规则，用“人民的意志”直接碾压过去。
议会太慢，法院太僵化，专家太多虑，只有魅力领袖和人民的直接连接，才是最高效、最纯粹的民主。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光怪陆离的全球图景。
左翼学者痛心疾首，说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回潮，是启蒙理性的崩塌。
右翼评论家则忧心忡忡，认为这是多数人暴政，是暴民政治对自由和秩序的威胁。
经济学家们拿出各种图表，分析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自动化抢走了工人的饭碗。
社会学家则认为是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传统社群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的焦虑与反弹。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
失业工人的愤怒是真实的，对文化变迁的焦虑也是真实的，对政治精英常年说一套做一套的厌倦，更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
但这些解释总让我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它们把这场全球性的“大反抗”看作是系统出现的一个“”，一个可以修复的错误。
仿佛只要我们调整一下税率，搞一些职业培训，对全球化多一些管控，对少数群体再多一些包容，这个就能被打上补丁，世界又能回到那个其乐融融的“正常”轨道。
可万一，这不是一个呢？万一，这正是系统运行的必然结果呢？
民众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简单的“反智”或“排外”。
他们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这个系统，确实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持续地从他们身上抽血，去供养另一群人。
那个由民选官员、官僚体系和寻租者组成的庞大机器，的确在以一种短视的方式，透支着社会的未来。
我们看到的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信任的崩溃，并非市场的失败，而恰恰是那个声称要纠正市场、管理社会的“物业公司”——也就是国家——长期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
它垄断了货币的发行，然后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神不知鬼不觉地稀释掉我们每个人的储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财富转移，从普通人转向最先获得新钱的政府和金融机构。
它设立了无数的监管和许可，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实际上却抬高了竞争的门槛，保护了那些有能力搞定官僚的在位大企业，扼杀了无数小人物的创业机会。
它推行庞大的福利计划，用一部分人的钱去收买另一部分人的选票，制造了社会阶层的对立和挥之不去的财政赤字。
这个系统，像一个笨拙的巨人，试图用锤子去修理一块精密的腕表。
每一次干预，都打着“为人民好”的旗号，但几乎每一次都造成了始料未及的、更坏的后果。
然后，为了弥补这个后果，它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次、更深入的干预。这是一个无法停止的恶性循环。
所以，当民粹主义领袖站出来，指着那个“腐败的精英”集团时，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
那个集团确实存在，它由那些最擅长利用国家机器规则的人组成，他们是这个“租客”模式下的最大受益者。
但悲剧在于民粹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同一种毒药的加强版。
它不是要砸掉那把不断制造问题的锤子，而是要换一个看上去更孔武有力的人来挥舞它。它承诺用一个“好”的、真正“为人民”的强力政府，去代替那个“坏”的、为精英服务的政府。
它要求赋予那个政府用更大的权力，去没收、去管制、去重新分配。它相信，只要换了“我们的人”上台，这个机器就能奇迹般地为“人民”服务。
这就像格拉古兄弟的罗马。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把土地分给穷人，罗马就能恢复往昔的荣光。
但他们开启的，却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从他们开始罗马的政治传统被打破了，诉诸民意、绕开程序、使用暴力，成了家常便饭。
最终这个魔盒里跳出来的，不是一个更公平的共和国，而是马略、苏拉、凯撒和他们的军团。一个又一个的强人，以“人民”的名义，将共和国彻底埋葬，建立起一个更无可匹敌的专制帝国。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
人民的怒吼是真实的，他们的苦难是真切的，他们对现有秩序的憎恨是合乎情理的。
但他们挥舞的旗帜，他们拥戴的领袖，他们所追求的道路，却可能把所有人带向一个更深、更黑暗的深渊。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尝试解开这个死结。我们不去简单地谴责民粹主义的“非理性”，也不去虚伪地粉饰现有体制的“合理性”。
我们要做的，是像一个耐心的机械师，把这个轰隆作响、看似复杂的国家机器，拆解开来，看看它的齿轮和杠杆，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要搞清楚，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又是如何被转移的。秩序是如何自发产生的，又是如何被蓄意破坏的。自由与繁荣的根基是什么，而通往奴役与贫困的道路，又是如何被铺就的。
只有看清了这一切，我们才能理解，那一声声响彻全球的“人民的怒吼”，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故事的结局，甚至不是结局的开始。或许，它只是某一种行为的必然之结果。
解析
当一个社会出了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找一个标签贴上去。有了标签，事情好像就变得可以理解、可以掌控了。而今天，最流行的标签就是“民粹主义”。
一旦这个词被祭出来，后面往往会跟着一连串的同伙，比如“反智”、“排外”、“威权”、“法西斯主义的前兆”，等等。
这些词汇构成了一套强大的叙事。
在这套叙事里，故事是这样讲的：我们原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由“民主”、“自由”、“理性”、“宽容”这些好东西支撑着。
政治家们彬彬有礼，专家们兢兢业业，大家虽然有分歧，但都遵守游戏规则，在议会里辩论，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由“精英”们精心维护的、体面的世界。
然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群“坏人”。他们可能是被时代抛弃的失意者，可能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粗人，也可能是心怀叵测的野心家。
他们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充满了偏见和仇恨。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这些新玩意儿，散布谣言和阴谋论，煽动起一群同样“反智”的追随者。他们冲击议会，打砸商店，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
这套叙事的核心，是把民粹主义定义为“反民主”。
也就是说，它是一股外来的、非理性的、破坏性的力量，正在侵蚀我们宝贵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捍卫民主，打败民粹。就像中世纪的骑士，要奋勇对抗那头喷火的恶龙。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清晰，很正义，也很鼓舞人心。唯一的问题是它可能从根子上就搞错了。
它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把“精英”和“民主”这两个东西浪漫化了。
我们先说说精英。
在主流叙事里，“精英”这个词几乎等同于“优秀的人”。他们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是富有远见的商界领袖。
他们之所以能处在社会的顶层，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努力。
他们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和繁荣，就像一群辛勤的牧羊人，看管着庞大的羊群。而民粹主义者，就是那些不知好歹、想要攻击牧羊人的疯羊。
看起来很美好。
但我们不妨换个不那么美好的视角来看。
有没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由国家主宰的社会里，所谓的“精英阶级”，并不主要是由那些最能创造价值的人组成的，而是由那些最擅长从国家这台机器里获取利益的人组成的？
我们想象一下。
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一个人要怎么成为精英？他得生产出别人愿意花钱购买的东西。一个面包师，得烤出最好吃的面包；一个作家，得写出最动人的故事；一个企业家，得创造出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他们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能否服务好他人。这种精英，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精英”。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
但只要国家这台机器存在，就会出现另一种精英。这种精英的技能，不是服务消费者，而是影响权力。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客。
在美国，街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说客，他们的工作就是穿梭于国会和政府部门之间，说服议员和官员们，制定出对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利的法律和政策。
比如，为一个钢铁公司争取到高额的进口关税，这样它就不用跟外国的廉价钢铁竞争了。或者，为一个制药巨头争取到更长的专利保护期，让它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卖高价药。
这些政策对谁有利？
当然是对那个钢铁公司和制药巨头。但对谁有害？对所有需要买钢铁的下游企业，对所有需要买药的病人，对所有因为关税而不得不支付更高价格的消费者。
这些说客，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些大公司高管，他们是精英吗？当然是。
他们收入丰厚，受过良好教育，出入于高档场所。但他们创造价值了吗？没有。
他们做的，是通过影响权力，把财富从社会的其他成员那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是“权力精英”，是财富的转移者。
再比如，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僚。他们制定着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决定着一个项目能否上马，一个企业能否开业。
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就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必然会有人来寻租。一个精明的商人，可能会发现，与其花心思去改进产品，不如花心思去跟某个关键部门的官员搞好关系。
还有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御用学者”和“专家”。
他们总能恰到好处地拿出一些研究报告，证明政府的某项干预政策是多么的英明和必要。他们用复杂的模型和深奥的术语，为那些实际上只对少数人有利的政策，披上“科学”和“公共利益”的外衣。
这些人，连同民选的政客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围绕着国家权力而生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成功的关键，不再是你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你离权力有多近，你有多擅长利用规则、甚至创造规则来为自己服务。
这个群体，才是民粹主义者口中的那个“精英”。
当一个“铁锈地带”的失业工人，看到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2008年搞出那么大的乱子之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拿着纳税人的钱作为救助金，继续享受着天价分红时，他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公，难道是虚假的吗？
当一个小店主，为了开个小餐馆，要跑几十个部门，盖上百个章，被各种规定折腾得筋疲力尽，而某个有背景的大公司却能轻松拿到土地和贷款时，他的愤怒难道是“反智”的吗？
主流叙事的问题在于它把“市场精英”和“权力精英”混为一谈了。
它用前者创造价值的光辉形象，来掩盖后者转移财富的真实面目。
它让我们相信，所有身居高位的人都是靠才华和汗水成功的，而忽略了在国家这台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机器旁，存在着一条更容易的成功捷径。
所以，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它就像一个病人，虽然不知道病根在哪儿，但直觉地感受到了身体某个部位的剧痛。它的诊断可能是错的，但它的疼痛却是千真万确的。
主流叙事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民主”本身过度理想化了。
在我们的政治教科书里，民主被描绘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制度。
它代表着人民主权、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它通过选举、代议、三权分立等一系列精巧的设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权利。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也是它在理论上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中，这台机器的运转，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甚至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后果。
我们不妨用一个更冷静、甚至有点冷酷的视角来看待民主。把它看作一种财产管理的模式。
在一个君主国里，国家被君主视为其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国家则被视为由全体公民“公有”的财产，由民选的官员进行临时的管理。
这两种模式会带来什么不同？
一个国王，就像一个庄园的世袭主人。
他当然希望从庄园里榨取尽可能多的收入，但他通常不会竭泽而渔。因为他想把这个庄园完整地、甚至更兴旺地传给他的子孙。
他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他会考虑维护地力，会考虑庄园的长期债务问题。他的剥削，是受到一种“长期私利”的约束的。
而一个民选的总统或总理，更像一个庄园的临时租客或。他的任期是有限的，通常是四年或五年。
他的首要目标，不是这个庄园一百年后的未来，而是如何在下一次选举中第三当选，或者如何在任期内为自己和所属的政治集团捞取最大的利益。
这种短期的激励机制，会系统性地导致一种行为模式：倾向于寅吃卯粮，不计后果。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债务。
对于一个民选官员来说，通过发行国债来花钱，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他可以拿这些钱来搞福利、建工程，讨好选民，收买支持。而还债的痛苦，则可以留给遥远的未来，留给下一届、甚至下下届政府去承担。
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左右翼执政，其政府债务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这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来支付今天的账单。这在君主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国王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一继承王位就背上沉重的债务。
但在民主制度下，这成了一种常态。谁都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当那个“坏人”，去削减开支，去勒紧裤腰带。
大家都在比赛谁更会花钱，把问题不断地往后推，直到推不下去为止。
另一个后果，就是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会系统性地升高。
时间偏好，简单说，就是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看重程度。一个时间偏好低的人，更看重未来，他愿意储蓄、投资、学习，为了长远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一个时间偏好高的人，则只顾眼前，今朝有酒今朝醉。
一个社会的时间偏好，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低时间偏好的社会，会积累资本，发展科技，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和文化。而一个高时间偏好的社会，则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民主制度，恰恰在系统性地推高全社会的时间偏好。
因为它不断地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未来是不确定的，政府随时可能改变规则，提高税收，或者干脆用通货膨胀让你手里的钱变得不值钱。
既然如此，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地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
同时，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也在摧毁人们为未来做打算的习惯。
过去，人们需要养儿防老，需要为自己的退休和医疗储蓄。这迫使他们必须有长远的眼光。
而现在，国家告诉你这些都不用你操心了，政府会为你提供一切。这听起来很诱人，但它实际上剥夺了个人为自己生命负责的权利和义务，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依赖国家这个“大家长”的巨婴。
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储蓄率下降，人们沉迷于消费和娱乐，不再像父辈那样勤俭持家、深谋远虑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归咎于道德的败坏。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这台机器长期运转所必然产生的“去文明化”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的兴起，就不是什么“反民主”的怪物了。恰恰相反，它可能是民主逻辑走到极致的产物。
民主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是人民主权，是多数决。当这个逻辑被推到极端时，任何对多数人意志的约束，都会被视为不合理的。
议会的繁琐程序，法院的司法审查，专家的审慎意见，这些原本被视为保护少数、防止暴政的“减速带”，现在都被看作是“精英”们阻碍“人民”意愿实现的绊脚石。
民粹主义者说：“既然我们是多数，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了算？为什么我们要受那些我们没有选举的法官的约束？为什么我们要听那些脱离群众的专家的？”
这种质问，从民主自身的逻辑来看，其实是很难反驳的。如果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那凭什么多数人不能为所欲为呢？
所以，民粹主义与其说是民主的敌人，不如说是民主的亲生儿子，一个不成器、但血脉相连的儿子。
它继承了民主的“多数至上”的基因，并把它发扬光大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用民主的矛，去攻击民主的盾。
它把民主制度内在的、矛盾，以一种极端而扭曲的方式，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把民粹主义简单地诊断为“反民主”，是一种肤浅的、自欺欺人的做法。
它回避了问题的真正核心。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打败这头“恶龙”上，而忘记了去审视那个被我们奉为神圣的、据说正在被恶龙攻击的“民主城堡”，其本身的地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缝。
这种肤浅的诊断，只会导向错误的药方。
如果我们认为问题出在“人民”太愚昧，那我们就会倾向于限制人民的权利，比如提高投票门槛。
这显然与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驰。
如果我们认为问题出在“坏的”民粹领袖身上，那我们就会寄希望于选出一个“好的”精英领袖来拯救我们。
但这又陷入了另一个循环：我们如何保证这个“好的”精英，不会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变成下一个被人民憎恨的对象呢？
更常见的药方，是开出更多的政府干预。
比如，为了安抚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民众，就搞更多的贸易保护；为了解决不平等，就征收更高的财产税；为了应对身份焦虑，就由政府来主导更“正确”的文化教育。
但这些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恰恰是国家这台机器的长期干预，才是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根源。
用更多的干预去解决干预造成的问题，只会让那个恶性循环的雪球越滚越大，直到最后把整个社会压垮。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更诊断。我们需要跳出“民主 民粹”这个非黑即白的简单框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直面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许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生了病，而是宣告了这种制度本身，在其诞生之初，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基因。
它今天的危机，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迟到的必然。
我们说，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它也不是民主的敌人，更像是民主的一个“孽子”。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症状。
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国家”这台机器本身得了重病，已经开始运转失灵、甚至自我攻击的症状。
具体来说，民粹主义是民主这种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漫长的运行后，其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是它逻辑上的终点。
为了说清楚这个有点绕的论断，我们得先搞明白一个词：“国家主义”。
今天，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国家的严密包裹之中。他出生的医院是国家许可的，他上的学校是国家开办或监管的，他找工作要遵守国家的劳动法，他开公司要得到国家的批准，他吃的食品、用的药品要符合国家的标准，他赚的钱要按国家的规定纳税，他看的电视节目是国家审查过的，他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是国家发放的。
国家主义的信念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但它有没有可能只是那台机器自身扩张本能的体现？
当国家的干预无处不在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产生了：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会逐渐萎缩，而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被转化为政治问题。
在国家干预较少的社会里，人们依靠各种自发形成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比如，邻里之间会形成守望相助的约定来维持社区安全；商人们会建立行会，制定自己的商业规则和信用体系；各种宗教和慈善组织，会为穷人和孤寡者提供救济。这是一个多元的、有机的社会，充满了各种自发的秩序。
但当国家开始包揽一切时，这些自发的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甚至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而被取缔。
社区安全被警察承包了，商业规则被政府监管部门承包了，扶危济困被庞大的福利体系承包了。
表面上看，社会变得更“有序”了。但实际上，它失去了一种宝贵的品质：弹性。就像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的肌肉会逐渐萎缩。一个被国家过度管理的社会，其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也会不断退化。
更重要的是当一切都由国家负责时，任何不如意，都会变成对国家的怨恨。
面包涨价了，人们不会去想是不是因为收成不好，或者运输成本增加了，他们会愤怒地质问：“政府为什么不管管？”
找不到工作了，人们不会第一反思自己是否需要提升技能，而是会抱怨：“政府为什么不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工厂倒闭了，工人们不会去思考是不是因为技术变革或市场竞争，而是会迁怒于政府：“政府为什么会批准那个贸易协定？为什么要去救助那些银行家，而不是我们？”
你看，所有的问题，无论其根源多么复杂，最终都汇集到了一个焦点上——国家。于是社会分裂成无数个利益团体，每个团体都试图通过影响政治，来让国家这台机器为自己服务。
农民要求补贴，工人要求提高最低工资，企业家要求减税和产业保护，环保主义者要求关停工厂，等等。
政治不再是寻求共同底线的艺术，而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零和博弈。
你多得一块蛋糕，就意味着我少得一块。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政治化生存”的状态。每个人都成了怨气冲天的债主，而国家，则是那个欠了所有人债的、焦头烂额的债务人。
这就是国家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必然图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国家，最终会制造出一个高度依赖、又高度怨恨的社会。
现在，我们把“民主”这个变量加进来。
如果说，国家主义是那堆浸透了汽油的木柴，那么民主，就是那颗不断被划亮的火柴。
在君主制下，虽然国家这台机器也在扩张，但它好歹还有一个明确的主人。
国王和贵族们，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他们虽然也掠夺，但他们也明白，不能把事情搞得太过火，否则会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
民众对他们虽然也可能不满，但大多抱着一种“认命”的态度。因为那套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在当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但民主改变了一切。它带来了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观念：主权在民。
国家不再是国王的私产，而是“我们人民”的。统治者不再是天生的主人，而是我们选举出来的公仆。
这个观念，就像打开了潘多را魔盒。它在赋予普通人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彻底点燃了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来谋取利益的欲望。
既然国家是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为我们服务呢？既然官员是我们选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听我们的，而去听那些“精英”的呢？既然法律是我们制定的，那为什么不能制定出对我们更有利的法律呢？
这些问题，在民主的逻辑下，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于是我们看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民主政治的演变史，几乎就是一部普通人通过选票，不断要求国家扩大干预范围的历史。
从最初要求普选权，到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再到要求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到今天要求各种各样的补贴和福利。
每一次选举，都成了一场竞价拍卖会。政客们不再比谁的治国理念更稳健，而是比谁更会许诺。你承诺给老人发养老金，我就承诺再给他们免费医疗；你承诺给失业者发救济金，我就承诺再给他们提供住房补贴。
在这场游戏中，那些主张审慎、节制、削减开支的政治家，几乎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的主张，意味着要从某些人手中拿走已经到手的好处，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而那些慷慨的许诺者，则更容易赢得选票。
民主，就这样成了一个加速国家扩张、加速社会“政治化”的引擎。它把国家主义的内在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国家这台机器的油门被踩到了底。
这个过程，在初期是令人愉悦的。就像一个人刚开始吸食毒品，他感到兴奋、满足，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进入了“黄金时代”，经济繁荣，福利高涨，社会稳定。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
但毒品的快感，终究是要用加倍的痛苦来偿还的。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运转，民主这台国家机器，开始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政府的债务堆积如山，福利体系的开支像滚雪球一样庞大，官僚机构臃肿不堪，整个经济体被各种管制和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停滞。而民众的胃口，却已经被吊得越来越高。
就像那个不断被喂食的宠物，当主人拿不出更多食物时，它就开始咆哮，甚至反咬一口。
当经济的蛋糕不再变大，甚至开始缩小时，那场原本还算体面的分蛋糕游戏，就瞬间变得血腥而残酷。过去被繁荣所掩盖的社会裂痕，开始清晰地暴露出来。
本土居民开始抱怨移民抢走了他们的福利和工作；中产阶级开始抱怨税负太重，养活了太多“懒汉”；年轻人开始抱怨婴儿潮一代透支了他们的未来。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理应得到更多。而那个曾经无所不能、许诺了一切的“民主国家”，现在却显得那么无能和虚伪。它无法再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它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拆东墙补西墙。无论它怎么做，都会得罪一部分人。
它陷入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陷阱：它通过不断许诺来获得合法性，但当它无力兑现许诺时，它的合法性就开始崩塌。
到了这个阶段，民粹主义的登场，就成了顺理成章、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它不是什么凭空冒出来的怪物。它是民主国家主义这条路的逻辑终点。当体制内的政客们，还在试图用各种复杂的说辞，来掩盖这个体制已经破产的现实时，民粹主义领袖则用最简单、最粗暴的语言，把皇帝没穿衣服这个事实喊了出来。
他们说：“这个系统烂透了！精英们欺骗了你们！把权力交给我我来为你们讨回公道！”
这番话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在情感上，与民众的真实感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民众确实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他们确实觉得这个系统烂透了。民粹主义领袖，就像那个戳破脓包的人，虽然手法粗暴，但却释放了长期积压的怨气和痛苦。
所以，我们必须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民粹主义，既是国家主义的巅峰，也是国家主义的危机；既是民主的极致体现，也是民主的自我解构。
说它是巅峰和极致体现，是因为它把“人民主权”这个民主的核心教义推向了原教旨主义的高度。它要求一种毫无折扣、不受任何约束的“多数人的统治”。
它把国家主义的幻想——即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实现人民集体意志的完美工具——推向了顶点。
说它是危机和自我解构，是因为它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套体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它用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撕毁了民主社会长期以来赖以维持的、心照不宣的“契约”——比如尊重程序、保护少数、相信专家。
它把民主内在的“多数暴政”的潜能，彻底激活了。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退化成“我们人民”和“他们精英”之间的殊死搏斗时，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处在内战的边缘。
所有的妥协、理性和宽容，都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这就是我所说的“国家主义的自我吞噬”。那台曾经被所有人信奉的、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在过度膨胀之后，终于因为不堪重负和内部分裂，开始攻击自己、瓦解自己。
而民粹主义，就是这个瓦解过程中，发出的最刺耳的警报声。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试图用“更多的民主”或“更好的国家干预”来解决民粹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像给一个已经酒精中毒的病人，再灌下更多的烈酒。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如何“修补”这台已经失控的机器，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一台如此庞大、如此深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