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起，浦东机场网约车恢复运营。至此，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禁止网约车在浦东机场运营的通知在仅仅活了6天后宣布作废。实际上，这也意味着道路运输局通知所依据的《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2016）相关条款事实上废止。

因为上海市交通委是道路运输管理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它直接叫停了下级部门的规定。

舆论对这次纠错行动普遍支持，对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听取公众意见的姿态赞不绝口。

但是我们不妨问：如果媒体和民众不发出强烈反对的声音，他们会纠正吗？

不会的。打脸，毕竟是很伤自尊的。只有到不打一下自己的脸，造成的后果更严重的时候，才会自己打。交通委的人，也是行动人，都是在边际上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舆论，反映了民众的普遍观念。现在是全民自媒体时代，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一种声音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引起公众的普遍响应、进而引发一场舆论浪潮，正是因为它符合民众的观念。

因此，归根结底，是民众的观念决定了政策的走向，进而决定了历史进程。

对于受到历史学派广泛影响和唯物主义教育多年的人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权力在主宰，枪炮决定了政策和历史。既然如此，他们否认人类行动和经济活动有亘古不变的规律的存在。由此，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委身并服从，做好历史的记录者；也由此，让人们对改变丧失信心，高估枪炮的力量，低估自身和大众的力量，认为面对枪炮，自己如蚂蚁般渺小。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掌权的人总是少数，没有多数人的支持，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那么掌握枪炮的人要想稳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观念来统御。

一项政策的出台，必定有观念基础，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打击“垄断”、管制物价、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打击教培和网游，都是公众观念支持、不断呼吁的结果。

反之，一项政策若没有观念的支持，哪怕枪炮再强大，也断然行不通。房产税、制止浪费、延迟退休，就是推不动，原因在于多数民众观念不支持，若是强推，就会出事。

观念的能量积聚，是一个过程。一项政策可能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但是只要大部分人积极支持或者消极服从，这项政策就实施下去了。当情势发生变化，支持者和反对者人数翻转，政策也就会随之反转。

人们之所以支持或者反对，并不是盲目地从众，而是理性的边际选择的结果。当一个人认为消极服从的利益大于积极反对的损失，他就会选择消极服从。但是当他认为消极服从损失太大，他就会变成消极的抵抗或者积极的反对。真实不虚的利益动机，才是人们行动的指南。

有时候人们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舆论情绪，例如打台湾，捐三个月工资之类。但是人只有在真实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才能表现出真实的偏好，不用付出代价的嘴炮，只是一种表演，并不一定代表他真实的观念。一旦战事爆发，利益受损，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也是他。所以那些青筋爆裂的战狼营造出来的，是虚假的舆论。错判舆论形势，将很快迎来反噬。

所以权力行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甄别舆论、判断真实观念的过程。其实，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东西，它就是不断迎合民意，不断调整自己。因为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持治理的稳定。为了这个核心目标，它必然会迎合民众，也必然会该调整就调整，身段很灵活。

不论宣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是为了迎合民众观念。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在宣称遵循他们的理念，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从来没有哪种意识形态会说，你跟着我，我让你生不如死。

综上，权力不是唯物主义的枪炮，而是由大众观念决定的。这一洞见，对于最强硬的和最民主的gov，都是适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观念的选择有很大的偶然性。大众接受正确的观念，社会就前进；错误的观念，就会导致倒退。这告诉我们：

第一，不要说自己人微言轻，不要觉得改变不可能，许多错误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并延续，只是因为大声说出“我反对”的人太少；不说“我反对”，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要么认为成本太高，要么无法正确认识因果关系和长远利益，而认为与己无关。

第二，观念是由知识阶层制造的，大众在这些观念中进行选择，但是大众的选择决定了政策和历史的走向。那么，对知识阶层输出的所有观念，必须予以最严格的检视。

拉博埃西说，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多数人的顺从之谜。他告诉我们，枪炮持有者需要与知识阶层结盟，由知识分子为他们营造合法性；而知识分子通过委身于他们，可以享受稳定而优渥的收益而不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因此，绝大多数生产和传播观念的知识分子，不论其怎样花言巧语，核心目的都在于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世界，这样他们才有用武之地。

所以，对生产和传播观念的知识分子，应当天然地予以怀疑。

第三，既然大众观念决定了政策和历史，那么自由主义的策略就是，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正确的经济学观念，让人们认清许多人的真面目和政策的因果关系，进而赢得大众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加入观念战场的原因。这里没有什么折中与调和，这里只有正确与错误，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理论上的纯粹和激进主义，才能赢得现实中的边际改善；如果在理论上承认所谓的折中，那实际上就是向错误妥协并认为现状合理，这样，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这也是在许多政策出台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并不会单纯地批评政府，而是去批评大众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大众的观念支持，导致了某项政策的出台。我们并不寄希望于权力会变好——这是不切实际的——而是寄希望于改变大众。

第四，衡量某项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它往保护产权、还是侵犯产权的方向迈进。

那么，面对具体的政策，应当坚持从每一个案出发，对违背产权原则的政策予以舆论上的阻击，击退其对私有产权的攻击。而不是像某些派别那样，把任何个案都导向一个所谓的宏大叙事，指向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目标；或者像某些道德卫士一样，期望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打造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这些做法要么本身目标错误、要么事与愿违、要么根本不切实际。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利维坦宗教分子，想成为怪兽的一员的野心家。

正如罗斯巴德教给我们的办法：

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上的成功并非是将国家导向某种较好的结果，而是要阻止它进一步作恶。要点并不在于草率把自由主义的修正案写进宪法，而是要让非自由主义的法律无法执行，要把公民社会打造得桀骜不驯。

浦东网约车事件的结果非常好，这就是针对个案予以舆论阻击、令利维坦退缩的成功范例。不久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游戏管理办法修订，同样是这样的范例。

人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加强经济学的自我教育，认识到繁荣与衰退的真实因果关系，正确理解长远利益和利益和谐，用严格的产权原则来判断什么是好的和坏的政策，并发出正确的声音。若如此，中国的繁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