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杨璐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生存手册》是一本由上海交大毕业生自发撰写的，62页的小册子。社交媒体上，家长和学生们，即便跟上海交大没关系，也转发下载来参考。

在序言里，作者写道：“自诩为天之骄子的高中毕业生，站在大学门槛上，有时竟会显得像低龄儿童一样幼稚。”这本册子的内容包括反思应试教育塑造的“失败的思维”、如何确立自己未来的目标和志向、如何看待科研团队和合作伙伴、如何选课、要不要出去打工以及偷懒的旁门左道。

作者告诉师弟师妹们，这本书并不是《逃课手册》《考前突击宝典》，而是希望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内心的追求。手册里有很多针对大学生普遍困惑的金句。如：“如果一个人把政策评分作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么他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它还告诉师弟师妹们务必牢记：“大学四年留给你的是你的人生，在你毕业之时，那一串苍白的分数其实已经作废了。”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生存手册第一章目录

完成高中到大学的角色转化，认识自我，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这是本科教育的任务，但现在却以这种方式由学生间自助进行。我们找到了这个手册的主要作者之一，侯晓迪。手册写好的时候，侯晓迪已经升学去了美国，他出了几百美元，拜托国内的同学把手册打印出来，每个新生宿舍发了一本。

侯晓迪高中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实验班，他本来计划出国读本科，但后来没有成行，高考成绩也不够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因为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对大学生活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预期。即便如此，大学还是有很多让我失望，甚至离谱的东西。”侯晓迪说。他在大学时代最大的挫折就是GPA，也就是常说的绩点。“大一的时候，我是想好好学习的，把GPA都拿好，但荒诞的是我认真写作业，好好学习，考试分数却很低。我计算机一直挺强的，找我请教的同学太多，我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讲课了。后来，我就写了一份讲义给同学们。老师哪块儿讲得不清楚，我就再讲一遍。看我讲义的同学最差的也考了85分，我考76分。”侯晓迪说。

他还觉得学校里有一些要求毫无价值。他在手册里专门写了一个小标题叫“悲壮的学习方式”，他觉得吃苦耐劳充其量是悲壮，在真正的知识殿堂里登不上大雅之堂。侯晓迪说：“比如微积分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做得这么熟练。我发现交大不禁止考试时候使用PDA为计算器。我的歪点子就上来了，别人背公式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符号微积分的程序。我拿着我自己写的程序去考试，发现考得也不比大家差。”

《一起同过窗》剧照

侯晓迪对未来一度非常迷茫和纠结，充满了无力感。这些心事不是老师帮着开解的，而是被一个师兄给点醒了。“他问我的那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晓迪，你除了做研究，你还有啥出路？’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我只有好好做研究一条路。”侯晓迪说。他后来通过看欧美大学公开课和泡在实验室度过本科学习，他管这叫“全新的生活方式”。他还认识了一拨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一起做研究，大家干劲可足了，我号召大家一起通宵写程序，他们就和我一起通宵。大家觉得只要过得充实，能学到东西就行。那这么多如饥似渴的好同学，为什么学校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因为有亲身经历，侯晓迪后来在手册的开篇，就把本科生这种无论是对学业，还是人生上的迷茫和无助给写了出来。“领导不会为你负责，对于一个争做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型学校，管好科研和实验室才是当务之急，相比之下，本科生教学无利可图。教授也不会为你负责的，拉经费发论文，满足学院要求才是生存之道。管学生，也是先管好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而不是100多人大课堂的本科生。科研任务不太重的任课教师，他们也不会为你学不懂负责。学不懂是因为你智商低、不用功，为什么某某某就能懂。”

他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每个学院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目标、知识背景、接受力，怎么可能指望统一的教学培养计划应用在每个人头上的时候，能够产生效果呢？”

但是，侯晓迪对大学的评价很复杂。他强调自己当初做这件事并不是批评交大，交大里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实际上，他大二通过自己主动争取，进到了计算机系教授张丽清教授的实验室里。“我在学术上很多进展，是在他和他给我创造的环境里得到了非常多的提升。”侯晓迪说。

《天才枪手》剧照

这种矛盾性，也是现在大学育人的难处。如果不是学生自己很成熟，特别主动地寻求大学里的资源，大学无法像高中管高考一样，管到每个大学生的成人。大学，力不从心。

侯晓迪读大学时，心智成熟度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了。他有主见能扛事。他申请国外的本科，其实家长反对，但他坚持要做，然后就失败了。“对我当时来讲，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能担着。最差的情况滚回去高考，那不是一样？我高中很多妈宝同学，考试分数特别高，稍微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我就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侯晓迪说。就连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都会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心理落差很大，更别说普通的大一新生了。

老师们其实很清楚学生们的困境。一位广东的辅导员告诉我，他曾经组织过读书会，本意是既有助于学习，也增加交流。读书会第一次活动，只来了几十个人，在此之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活动没有学分也不算志愿时长。”这位老师告诉我。学生们的时间都要花在绩点上。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

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曾经在论文里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里，甄浩学同学想尽情地在知识海洋里畅游，选的都是硬核好课，结果第一学期期末，看着一塌糊涂的绩点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单凭兴趣选课是“不知天高地厚”。方晓策同学入学初期因为高数课失去了竞争优势，但后来他摸透了评价制度的规则和绩点计算曲线之后，通过多选给分高的‘水课’的策略实现了绩点“逆袭”。

《让我遇见你》剧照

学生们如此卷，未必能让未来出现更多的大学问家。他们花时间钻研的是规则和谋略。林小英说：“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他要把专业课和无关紧要的课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比例和组合，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做一个组合，最后怎么能组合成一个最好的GPA分数来。学生之间会有选课秘籍，我们老师是不掌握的。”

这种学业评价制度下，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是信息差，而不是学习。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说：“学生一上大学就会去问考试标准是什么、考题是什么。这时候就发现，这所大学的传统生源校，学长多，新生就比较懂怎么看考题，怎么选课。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不懂这些，认为只要认真听课就可以了，最后发现成绩不突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于楚众 摄）

真到了保研的时候，绩点也不一定能反映出老师看重的素质。林小英说：“绩点是把所有科目，通过计算和加权浓缩成一个数据。这相当于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揉成了一个小团，比如我需要一个做研究很好的，或者某门课很好的学生，单凭一个数据，我看不出你的特点。有一些成绩在腰部的学生，他可能有我看重的品质，但他绩点不够，连保研的敲门砖都没有。”侯晓迪就是一个例子，他大学四年的绩点都不怎么样，保不上研究生。但他大三就在AI视觉顶会CVPR上发表了论文，创下了大陆本科生的历史。后来，他留学加州理工，博士毕业创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图森未来。图森未来作为第一家无人驾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闲适地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补齐过去十几年错过的心灵成长。

侯晓迪的人生目标在学术上，他自学海外著名的公开课，还给它们做字幕传播知识。大二的时候，他想在大学里找一个学习组织，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我把交大计算机系和自动化系所有老师列成一个表，挨个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有的老师回复欢迎我报考研究生。我说我是大二的学生，来端茶倒水都可以。老师就让我先把GPA搞上去，保研的时候再联系。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我是按姓氏拼音列的表，最后一个是张丽清老师。他收留了我。”侯晓迪说。

《推手》剧照

侯晓迪非常喜欢实验室的氛围，他买了一床被子，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基本住在实验室里，只在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回宿舍。“张老师是个教育家，实验室里的氛围特别好。别人吃饭可能讨论足球什么的，张老师的研究生吃饭就是在讨论学术问题。我跟他们讨论学术问题不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以为我脑子不正常，或者在装腔作势秀优越感。我有一次发论文快到截止日期了，那天下大雨，老师打着伞身上都淋湿了，过来帮我改论文。因为我在学术表达上有一些不专业的地方。”侯晓迪说。他后来做《生存手册》就是受到张丽清教授言传身教的影响。“不图名不图利，就是为了大家好。”侯晓迪说。

帮助学生“成人”，不像班级绩点，是件难以量化的事情。大学在这一方面对老师也没有刚性的业绩要求。侯晓迪的经历其实就是在模糊地带里，老师要不要帮助学生。这跟责任心相关，跟老师自己的处境相关，也跟学生与老师的关系相关。

大学里过去有很多师徒情深的传承故事，但现在谈论师生关系时不同声音就多了。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写过很多关于师生关系的文章，这是她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言简意赅地把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总结为师父、师傅和老板三种形态。这种观察和总结是从她自己的经历出发的。她说：“我读博士的时候，我们所有博士生都管导师叫师傅。我也跟着叫，但实际上，我不清楚是‘傅’还是‘父’。我每一次给导师汇报进展的时候，会写一张纸条，开头都称呼他师傅。后来，我才发现师傅和师父，含义不一样。”

师傅，是从技能学习角度来称呼的。徐岚说：“它实际上是从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创办时开始存在的。柏林洪堡大学通过师傅徒弟关系，把高深知识传递下去。同时学生跟老师学的是一种谋生技能。这是一种科研任务导向的师生关系。”师父，是有情感联结纽带的。徐岚后来意识到她对自己的导师喊错了，因为他们的关系更接近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徐岚说：“师父，用父亲的父，师生关系总体上是一种思想传承。秉持着这种理念的老师，经常会说我培养的是一个弟子，而不是说我就是让学生来为我做项目。这是一种个人关系导向的师生关系。”

老板雇员式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异化。徐岚说：“师生关系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无论是技能上的带领，还是人格上的示范，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你的前面起到一个带领作用。老师和学生一定有权力关系在里面，当它变成导师掌握生杀大权，以此来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剥削时，可能就会异化成老板和雇员的关系。”老板在师生关系中是一个微妙的称呼。徐岚说：“年轻人现在好像是以一种幽默的、故作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但他们会承认导师确实是有这种控制性的导向。不过，这跟企业里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导师的这种控制性，体现在比如说对学生没有那么多同理心，没那么多替学生考量。”

在这三种师生关系里，以“师父”为称呼的这种师生关系最能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为人处世。这种师生关系现在的生存空间没有那么大了。中国的大学从前是精英教育，高筛选下脱颖而出的学生更容易对学术感兴趣。老师与有缘的学生结成师徒关系，他培养的是自己的学术传人和同事。他对学生的期望和付出自然很投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现在每年毕业生已经超过1000万人，学生对上大学的想法变得多元化。

刘云杉说：“以前的师生关系里比较好的一种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关系。现在学生可能老师游和他自己游没什么关系。他可能想的是他能从老师这里拿到什么，然后到别的地方去。”

老师也未必有精力像学生的父母一般用爱包裹住每一个学生。老师项目越多的院系，研究生也越多，很难顾得上。徐岚在研究中发现，总体分下来，人文社科类学科里，师父关系比较多，个人指导相对多。理工科则是师傅关系，甚至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多，集体指导相对多。徐岚说：“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一个核心工作。在各种科研成果指标上表现越好的学校和学科，所获的指标就越多。导师经费多，带的学生就越多。但科研项目训练确实是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讲，跟教授结成师徒关系很困难。徐岚说：“教育部提出来的是教授上讲台，意思是教授不能只带研究生或者只上研究生的课，也要给本科生上课。但要说让教授跟本科生发展成亲密的师生关系，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学校实行的本科生导师制成为走过场。”

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要追逐的不仅是更高的职称，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一个又一个头衔（视觉中国供图）

变化中的师生关系，对大学老师和学生双方来说，都是挑战。老师们忙着卷科研，在晋升体系里升级打怪。本科生能不能遇到好老师、他们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以及师生之间是否能够基于信任来交往，都成为新的挑战。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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