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教授在《科学史笔记》中收录了一篇他的演讲《走向科学博物馆》。传递的思想是，中国在建立科学博物馆方面非常落后，应该由国家（以科协为代表）支持，建设更多的科学博物馆。一个人看博物馆的多少，意味着他进入现代性的程度和深度。我们中国人出去玩很少看博物馆，我们没有养成看博物馆的习惯，那是因为我们尚未进入现代。
所谓的“现代”，如果不是指人类的文明与繁荣，那就无所指。而文明与繁荣，是自由观念的结果，是私有财产的结果。自由的观念，形成了一个尊重私产、分工合作的“市场社会”，让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果。自由的观念，打破了“支配型社会”的阶层等级，让人人权利平等，一切凭服务他人的能力取胜。这就是文明与繁荣的根源。正是由于自由的观念，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人们才可以在满足最紧迫的生存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更不重要的目的，例如各种休闲娱乐和精神生活。
没有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繁荣，博物馆是建不起来的，高速公路是修不起来的，白左环保分子也没有力气在那里无病呻吟，他们早就像个动物一样去刨食了，或者早就饿死了；那些狗屁倒灶的各种反资本、社民化的呼吁，也不会出现，因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根本就不会出现，也买不起。所以，“现代”的标志，不是去看博物馆、去听交响乐这种“高雅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类通过理性认识到私有财产、人人权利平等这些自由的根本要素，理解了“协作法则”的内涵，建立起了一个和平合作的社会。看博物馆、听交响乐，只不过是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事实上，把博物馆看作现代的、文明的标志，恰恰是本末倒置。博物馆反倒是野蛮的象征。
吴国盛教授自己也讲：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起源于文物古玩的收藏传统。古今中外，王公贵族、帝王将相都有此爱好。他接着说，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至少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和征服自然的原则，各种动植物和矿物标本被采集和收藏，成为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征服自然，没错。但是王公贵族和帝王将相的收藏，是博物馆的起源，难道不是意味着野蛮吗？
古代有几个老百姓，有收藏的爱好？等级社会中，他们被剥夺了权利，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收藏的可能？收藏这种爱好，在古代，就是王公贵族和帝王将相的专属娱乐活动。
来自野蛮征服、来自等级特权、来自压榨老百姓。事实上，如果将现在的私有财产一直往前追溯，多数都来自于野蛮的杀戮、抢劫和征服。
即便是人类征服自然，也从来少不了对异族的野蛮杀戮。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对当地印第安人大开杀戒，才在抢劫金银财宝的同时，“顺便”带了点“动植物标本”放在了博物馆里。所以，那些博物馆里的展品，难道不是被陈列的历史罪证吗？
按照正义的伦理准则，这些东西除了无主之物，都应当返还给原产权人或者他的继承人。不论时间多久都应当这样做。产权问题，并没有所谓的追溯时效问题。这并不会造成那些伦理相对主义者担心的产权的混乱和失序问题，因为权利人的后代必须举证，如果他无法举证，或者已经没有了后代，那么产权就各安其位，并不会发生什么变动。我们中国人其实也看过一些博物馆，但我们拥有和看过的多是革命博物馆，这是我们的政治课所要求的……实际上，西方社会里的博物馆也有这种隐蔽的功能……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单纯的中性的展品，本身就是在维护某种东西的合法性。博物馆的空间划分，也不是中性的……启蒙运动造就了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通过什么？通过博物馆。
讲得没错。这是一个塑造国家主义图腾崇拜的地方，让你莫名其妙地为不属于自己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以它有什么现代性呢？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值得赞美的，难道不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难道不是每个人不受“某种东西的合法性”的禁锢与强制？不仅如此，吴教授在文中多次强调，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和“向公众开放”。自由交换，就是现代、就是文明；强制征敛，就是落后，就是野蛮。吴教授多次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呼吁，要加大政府投资，开设科学史课程，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这是全社会的事”。谁喜欢博物馆，谁就自己花钱建，或者有兴趣的人筹资共同建，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全社会每个人的义务，不论你认为博物馆有多么重要、多么文明、多么现代，那也不是强制他人纳税去建它的理由。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强制的。自愿去建博物馆，免费与不免费，都是文明，因为它是产权范畴；强制别人花钱去建，满足自己的愿望，那就是野蛮，因为它侵犯他人产权。不要说什么东西代表文明，没有了就是不文明。如果一种商品和服务，消费者根本就不愿意付费，那么说明它对人们并不重要，说明还有更加重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这种商品和服务根本就不应该被投资。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某人因自己的热爱去做这件事，没人有权强迫他人这样做。但是当因为单纯的热爱做这件事，那就是一种慈善，属于消费行为，跟投资没有关系。一旦允许国家来投资建博物馆，那就意味着稀缺资源被强制性地调配到国家和吴教授喜欢的领域之中，就意味着消费者更加重要的需求无法被满足。任何人也无权来替他人做决定，无权自己来定义什么是现代和高雅并让他人服从。你的高雅不能用野蛮的强制手段来达成，你的现代不应当让他人付出代价。一旦这样做了，那建起来的博物馆，难道不是对他人征服和野蛮的象征吗？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宣扬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希望国家出手，采取税收的手段达成自己的愿望，实际上就是让他人花钱，实现自己的满足。他们依附于体制而生存，看似在批判体制，但其实不过是，对这个体制没有为自己所用有意见。这个时候，不论他逛了多少博物馆，也不能代表他们就现代，反倒是一个野蛮人。那些对博物馆毫无兴趣，通过服务消费者闷声发大财的“粗鄙”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即便我们认同他的目的，那么一旦不断地进行所谓的国家投资，那就会走向国有化。这时候，必将摧毁人类文明的根基——私有产权，其结果就是走向普遍贫穷，人的权利丧失。到那时，更建不起来博物馆，也不会有什么科学史研究，而只有“李森科式的科学”。所以，以国家投资手段建博物馆，就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吴教授对希腊“科学”、哲学上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科学史的论著，其中的“纯技术”部分，我非常喜欢，读了市面上能买到的他的所有科学史著作。我用付费买他的书这个真实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但是他在观念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加上在每年拿着财政几百亿的中国顶级公立学府任教，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是错的，他不理解产权和自由交换的真实含义。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总是那些被人讲出来的东西。每一种历史叙事的背后，都隐含着叙述者的一套历史观念。这套观念支配着历史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去选择讲什么、不讲什么，支配着他们如何讲、如何编排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
历史自己不会说话，现实也不会自己说话，因为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历史需要一种理论代言。我们必须掌握行动学的方法，从个体的人的行动视角，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看懂现实。否则，那些历史，要么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和恶斗史，要么就是某一派人物的政治宣传。那些宏伟的建筑和“厚重”的博物馆，如果不是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不论它看起来有多么文明和高雅，那也是野蛮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