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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西（海边的西塞罗）在试图论证“自杀不合法”，有些不同看法，简单写写。小西的论证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实际上论证逻辑十分混乱。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反问：“如果自杀是合法行为，那你看到别人自杀的时候为什么第一反应是要报警呢？”他的意思是，警察代表的是公权力，而报警就代表让公权力出来干预自杀行为，所以自杀就是不合法的。我们来看下他的这段原文，看完你可以先不往下看，试着考虑一下他这段论证有什么问题，看看我们有没有想到一起去：在我论述自杀不合法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自杀是合法行为，那你看到别人自杀的时候为什么第一反应是要报警呢？在任何现代国家里，警察的执法权，都代表了公权力。也当且仅当公权力需要调解、管束公民的行为秩序，或应公民主动要求进行公权救济的时候，警察才会出警介入。一种是当个人的权利受到非法或不可抗力侵害，基于自身意愿向警方求救（或者紧急情况下的假定你有求助意愿）。呼吁公权力紧急救济你。另一种情况，是你目击到他人正在进行违法行为，于是主动举报，让警方来出这个警。这种情况更加普遍。除这两种情况外的其他所有情况，你打的都不是110、而是119、120，或者别的什么。明确了这个分类，我们再来思考，你看到有人自杀的时候，本能的想要报警，到底是哪种情况。第一种显然是不对的，因为那些站在高台上要跳楼的人，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他的个人意愿——我不活了，我就是想死！如果自杀是一种合法行为，那么公民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代表公权力的警方是没有任何权力横加干涉的。于是我们就只能把警察必须出警干涉自杀归类为第二种——自杀是一种违法行为。警察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有权并有责任必须代表公权力出面，以强制力进行干涉。
这段论证中有这么几个层面的问题，我们不用引经据典，只需要用朴素的常人和常识来判断即可。1、我报警是在阻止违法行为吗？
说自杀者违法，这种说法，恐怕连报警者本人都未必认可。小西在原文中认为如果一个人看到有人自杀在报警，这是因为“你目击到他人正在进行违法行为，于是主动举报，让警方来出这个警”。这个“举报”二字用在这里，真的好吗？打电话报警，那是在“举报”吗？那分明是在救人好吗？很明显，人们报警的意愿，不是因为认为自杀者正在实施违法行为，希望公权力来介入进行阻止。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都是出于朴素的同情心，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不是认为自杀者是在违法犯罪所以报警。不能说全部，但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怜悯之心，有些救人的本能冲动。别说救人了，就是看到小猫小狗被困，都有人会打电话报警求助呢？至于打电话是110还是119，这种细节问题不必追究，因为很多时候110接警，救人或者救动物，都会直接转到119来处理。所以说，在小西的推理中，说警察代表的是公权力，而报警就代表让公权力出来干预自杀行为，所以自杀就是不合法。这其中报警这一环节的推理就有问题，报警者更多的是想救人，而不是阻止违法。接着就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警察接警处理自杀问题，是在动用公权力进行干预吗？2、警察干预自杀是不是在动用公权力？
在小西的论述中，他把警察出警对自杀行为的干涉，描述成了公权力的强制干涉：“自杀是一种违法行为。警察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有权并有责任必须代表公权力出面，以强制力进行干涉。”真的是这样吗？这里他描述了一个侧面，但恐怕并不是真正的事实。因为用最基本的常识判断，都可以知道，这种出警的首要目的是救人。作为旁证，在遇到自杀事件时，一般都是由110、119和120共同出警处理的，而不仅仅是警察。既然是目的救人，这个过程就明显不同于处置违法犯罪行为，你什么时候见过抓犯人同时邀请119和120出动的？处置过程中，在面对自杀者时，即便是警察，也不会用警察的身份说，我命令你停止自杀，否则你将会面临法律的制裁。他们既不会这样说，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法条供他们引用。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劝导，想办法救援，这个过程实际上没有动用强制力，更不会事后对这个所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和处罚。很明显，这和小西文中所描述的“自杀是一种违法行为，警察必须代表公权力出面，以强制力进行干涉”恐怕相去甚远。很多视频中的救人场面，经常是一下把人抱住，或者是一脚把人踹进屋子里，看上去的确是采取了很多强制力的干涉行为。但是，这种画面背后的性质，是物理层面的强制力，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强制力。所谓政治层面的强制力，是指公权力背后的暴力机构，以及整个公检法的司法体系，为了打击违法犯罪，警察背后的是这一套资源。很显然，警察在救人过程中，只需要动用的是物理层面的强制力，完全不需要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去行使公权力来救人。因为救人行为，并不需要调动整个公检法和背后的暴力机构。而且很多时候救人的，压根就不是警察，而是消防，甚至是普通的小区保安、路人，都可以参与救人，同样无需借助公权力。但是警察体系打击违法犯罪，实际上必须借助公权力，从抓捕、起诉到审判，整个司法体系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的。当然，普通人也可以抓坏人，也可以举报卖淫嫖娼，这种抓和举报背后，本质上仍然是在借助公权力。用普通人的常识来思考一下，一个普通路人跳到河里救下了一个绝望自杀的人，人救下来之后，他还去打电话报警，希望借助公权力来惩治这个“违法的”自杀者？这里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清晰辨别的是，身着制服的警察，很多行为未必都是公权力的延伸。是不是在行使公权力，要具体看事实和行为性质。这点在“袭警罪”中也有体现，袭警罪要求侵犯的客体，必须是人民警察正常的执法管理活动，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警察行为都是在执行职务，你跟一个并不在执行职务的警察打架，也未必会判你袭警。（理论探讨，不要以身试法）所以小西的论述，警察出警救人，可以说是在执行公务，但未必是在动用背后的公权力。至少目前为止，面对自杀者，整个公权力体系并没有系统性地宣布其非法，对自杀既遂者一般都没有谴责，对自杀未遂者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所以，从事实层面来看，单单因为有人看到自杀就报警，然后以此来推断“自杀是一种违法行为”，毫无道理可言。
3、谁的威胁更大？
无论小西怎么引经据典地试图论证，自杀是不合法的，事实上，除非距离很近的人，大多数人并不太关注自杀行为，更不会去举报。什么时候见到过，有人自杀没有死成，还有人去公权机构去举报，希望惩治这种违法的自杀行为的？这次沙白去瑞士选择安乐死的事情，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争议双方都认为受到冒犯或者威胁。以小西为代表的，认为人没有自杀的权利，自杀违法，因为他们认为沙白的这种行为是在扩大自杀的影响力，进而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他们用这种潜在的、可能的、假想的不好的结果，呼吁大家都认识到自杀的违法性，共同来抵制自杀行为。而我和其他几个朋友的角度，则是看到了另外一种威胁。那就是，当自杀这种行为，既是对自己身体行为的支配，又没有造成实际上的受害者时，用这种潜在的、假想的危害，呼吁公权力将其定义为非法，这恐怕是会造成公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一边是自杀者几个视频的传播，一边是各路大V企图呼吁公权力的介入。我在此前文章《任何对没有受害者的指控，都应该提高警惕》中写过，自杀没有造成实际的受害者，如果你想定义其违法，就只能借助公权力。小西作为一个个人，他可以单方面认为自杀是违法行为，但他自己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公权力的执行者，他能做的也就只能写文章发表一下看法。前面说了，至少目前从我们的司法体系来看，还没有把自杀行为定义为非法，所以要推进这个转变，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一种方法，他自己变成公权力的执法者，然后推动这个转变。第二种方法，他呼吁目前的公权力的执法者，由他们来推动这个转变。这也正是他在做的事情。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扩权，公权力执法范围的扩大。自杀，本质上是人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目前并未宣布非法。小西们在呼吁的是，将其定义为非法，那么只能借助公权力的扩大，来压缩人对自己身体的某种处置权。论证这个权利的变化问题，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引经据典，只需要从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一个人的个人权利，是不是只有得到公权力的允许，才能拥有？在没有制造实际受害者的情况下，人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自行处置的权利？
如果没有，那这种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禁止，应该该停止在哪一步？如果你觉得我抛出的几个问题还是太过抽象，那么我再借用一下阿富汗塔利班来回答一下，你也可以对照来分析一下小西的那些逻辑问题。塔利班代表的就是阿富汗的公权力，生活在阿富汗的妇女们，她们的权利并不需要公权力来认可。也就是，塔利班的妇女们，本来就有穿衣的自由，有接受教育、正常工作、和外界接触的自由。这都是她们的权利，而且此前她们也曾经享有过这种权利。只不过，塔利班成为公权力的代表之后，剥夺了阿富汗妇女们的这些权利。但是请注意，阿富汗妇女们的这些权利，在法理上依然成立，她们依然应该享有自由穿衣、工作和行动的自由，这是她们对自己身体和财产权利的支配，这种权利并不因塔利班的剥夺而消失。阿富汗的妇女们是受害者，成为受害者的原因就是，代表公权力的塔利班，把权力的圈子扩大了，而妇女的权利被严重挤压。所以我说，权利认识上退一小步，现实中就会退一大步。如果自杀都可以被宣布为非法，那么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禁止，应该在哪一步停下来？上一篇：智利向左阿根廷向右，千载难逢的国家改革对照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