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内，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能行吗？

原创古原古老板

昨天，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五年内将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到70%的目标，而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率是66%。

以此计算，未来五年需要有5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常住人口。

然而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城镇化率为什么不够高？

城镇化率提高当然是好事

从农村到城市的本质，不是换个地方生活，而是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当下的中国农村，农村土地难以集约化使用，这就注定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效率是有限的，要想提高收入，必须从事更高效率的生产。

而城市中的生产效率远远超过农村。因为城市有大规模高效制造业，也有无数配套的服务业。

农民进入城市进行生产后，其生产方式的变化让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收入，最终提高消费水平。

这个历程，就是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四十年来，几亿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来到了城市，从事各种新的产业，他们的收入得到了提高，一对农民夫妇，一年在城市里赚个十几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城镇化率，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美国有3亿多人口，其中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仅占约2%，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1%，其中又只有半数将农业作为主业。美国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并且近年来一直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

一个人只有生产更多才能消费更多，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是极低的，农村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真实的城镇化率远高于官方数据

如果以劳动力在哪生产来计算的话，中国的城镇化率远远要高于66%。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进行统计就可以得知。城市中送外卖都可以赚个五六千，而非大户种植的农民，一年能赚到一万块钱，就算是不错了。

农业生产，与送外卖是完全不同的。农业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动，他需要投资，需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比如天灾，他还需要在农忙时雇佣劳动力，最终出售时还要变对价格的波动。

所有的自耕农，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农业企业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亏损、不赚钱，将会是一个常态。

中国农业生产还能绑定这么多劳动力，哪怕是年龄大的劳动力，其根本原因是对农业进行了大量的补贴，提高了农业生产产出的确定性。

但即使如此，补贴下的产出也远远比不上城市中打工更有确定性的产出，今天中国的农村，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

即使是五六十岁的人，一般都不怎么会选择农业生产。

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中，人们一定会选择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进行生产，农村早就回不去了。

在各种制造业工厂、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五六十岁的农民在那里工作。农村年轻人，现在都不进厂了，不去工地了，他们大量在服务业工作。

但城镇化率不仅仅指生产在哪里，它还包括了农民应该住到城里来，应该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

这才是中国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容易，但要在城里安个家，却是很难的。

这里的安家，包括子女教育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一系列难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决定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分别是土地和劳动力。

以中国国内来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这个自由程度虽然受到了劳动法等影响，但在全球来比较的话，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是最高的，受到的干预相较于他国来说，不算多。

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第二个要素就是土地。中国的土地的自由度就是比较低的。这种不自由，包括了土地所有权管制，土地交易管制，土地用途管制。

这些管制，就导致的基于生活的迁徙难以进行。

我们假设去除这些管制，农民的迁徙是，他将老家的土和房子卖掉，然后在新的城市周边的农村买下房子，然后他进城工作。

这样，他就可以生活在城市周边，全家都围绕着城市来生活了。

指望农民在大城市中心区买房子是不现实的，道理很简单，生产力决定了消费能力，他的生产力不够，就导致他消费不起城市中心的任何产品。

任何一个城市中心的房产、服务业都是这一城市中高收入水平人竞价的结果。

而土地用途管制，又导致教育用地、医疗用地，长期供给不足，特别是教育用地，一块地能否用作教育，是需要审批的。城市里是有规划的，但这种规划，是某一种计划经济，设计院的官员，怎么能预判二十年后的需求？

如果土地更加开放，那么便宜的学校必然会出现，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简单来说，农民能到城市工作，却安不了家的原因，核心在于土地管制。

当下的方案能解决问题吗？

在国务院这一行动计划中，提出：

各城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

但这一计划，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逃避或不执行。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福利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一个城市的税收是有限的，当他要承担更多的新居民的福利支出时，他就面临具体的财政资金的约束。

拿全中国教育经费最高的上海来说：

2022年，上海各区高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63,442.88 元，各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59,187.41 元，各区初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51,496.63 元，各区小学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36,824.24 元，2022年，各区幼儿园在园幼儿人均实际支出42,946.49 元

也就是说，上海要是接受一个农民工子女享受与上海市民一样的教育经费，那么，一个农民工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需要的财政支出是75万元，而农民工的生产能力有限，他能带来的税收也是有限的。

这就意味着，进来一个农民工，这个城市的财政就只能增加负担。

福利制度天然是排外的，由于财政支出的上限存在，就必然不会允许外来人口随便进入城市，你想到欧洲去享受福利，可不容易。

如果福利制度不存在，那么，任何一个新增人口进入城市，都会带来消费，增加投资，带来城市的繁荣。

但在福利制度的约束下，要想开放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会给所在城市带来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中国各大城市在开放户籍时，要么是以学历为要求（看好他们未来的产出），要么有投资的要求，比如买房。

其本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对财政的贡献与支出的方法。

我所在的城市东莞，有公办学校，但要抽签，看运气能不能进免费公办学校。抽不中的，依然要上昂贵的民办学校。

如果要满足所有人进入公办，那就要加大财政投入，发工资都有压力了，哪来的钱建呢？又借钱吗？

如果强行下指标下任务，那地方官员肯定会毫不犹豫执行，先保官帽子吗？但他只有两种手段，第一，税收严征管，第二，借钱。

显然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真正的解决方案上面谈到了，就是放开土地管制，哪怕放宽城市周边的城市土地管制，但这又与土地财政机制冲突。

城市周边的管制，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卖地的利益冲动，放开管制了，政府的收入在哪里呢？

所以，全世界政府的问题都是一个解决方案，只有减支，才能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才有可能放开城市周边的土地管制。

放开土地管制，农民们不需要什么公共服务，市场自然会提供教育、住房和医疗，有便宜的土地和不受管制的土地，在商业的力量下，农民进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市场解决。

但，放开土地管制，这种真正的改革，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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