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是怎么来的？｜我们的钱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有人都被限制在一个名为「里」的居住单位，每五户编为一伍。每个「里」都设有 墙「里门」，由基层官员「里典」控制，有专门的开门和闭门时间。这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如果没有按时进出，或者翻墙，都有严格的惩罚。这样做的最根本动机在于当时的劳动徭役制度——国民要为政治共同体进行大量修路、运输、当兵等义务劳动。在人类古典时代，能够对国民管理到这个地步可谓登峰造极。

现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则诞生于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已废止)，并在1955年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的城镇和乡村都要进行户口登记，要求每年一次进行统计。而到了1958年，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等制度，也就是在这部条例中，个体被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当时全国严格限制迁徙，离开居住地需要介绍信，需要将本地粮票兑换为「全国粮票」，不然在外寸步难行。此外在60年代，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到冬天农闲就要远征，他们自带劳动工具和粮食、柴草，到离家十几里、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安营扎寨，从事修理河道或者修筑道路等等劳动。

这套体制对农村人口的限制比城市人口更多，其中关键还是1953年10月，中央逐步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与凭票定量供应制度，农业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嵌入计划经济体制。此时国家实现了对工农业产品定价，形成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获取大量农业剩余、廉价原材料，为工业生产提供原始资本积累；还利用农民、人民公社为城市提供稳定的农副产品和廉价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的继续开展。

从1980年开始，私营企业逐渐放开，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流动，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之后中央逐步引导农民开始向就近小镇迁徙，农民逐渐开始走出其原户籍地。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82年版的宪法，其中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自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建立。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几个导致出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 1. 户籍区分：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的身份区别。2. 城乡供给差异：在漫长的票证时代，物资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城市物资供应都非常勉强，很多东西农村都无法买到。3. 农产品集中采购：统购统销制度带来城乡剪刀差，剥夺农民经济权益。4. 土地二元体制：八二宪法后城市土地流转，大量城市居民在土地流转中获益（如拆迁），而农村集体用地持续按而不发。

当然，改革开放后很多情况都在变化。但其中与粮食和土地相关的收入体系，并没有让农民的收入享受到太多经济发展的红利。由于过去有多篇文章讲了「人地关系」，下一章我们主要从粮食收入来看，所谓「谷贱伤农」是怎么来的？

不随市场供需让利的粮价体系

改革开放率先松绑的是统购统销，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统购统销价格也逐渐松绑，直到1992年，大中城市彻底停止对蔬菜生产与流通的计划管制，大量农产品都可以自由流入市场销售。但国家依然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建立了粮食储备体系，199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专管的国家粮食储备局，2000年成立了中储粮总公司——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油罐车混装而陷入风波的企业。

在近年不断强调粮食安全与三大谷物（小麦、水稻、玉米）自给率的背景下，中储粮公司每年收购的规模在逐渐扩大。从可以查到的历史数据来看，2009年，中储粮收购总量达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6，其后公开数据便难以寻觅。在2015年，按交易机构与体制内学者的估算，中国主粮的库存消费比已经超过50%，一半国产主粮被囤进库，这是一个足以决定市场价格的数量。中储粮不仅大规模收购粮食，也通过其规模调控价格，如果米价过低，则通过「最低收购价」补贴农民，避免「米贱伤农」；如果米价过高，则通过释放储存米平抑物价，避免消费者负担过重。

调控逻辑非常合理，但实际执行呢？

以大米价格为例，我国最普通的食用米在3元/KG左右。在同样作为主要产水稻的国家里，人均GDP是我国1/7的印度，最便宜的White Rice折合人民币也要7.8元/KG；而人均GDP是中国2.7倍的日本，最便宜的大米折合人民币是20元/KG。

就算以国内价格来看，我们对比中储粮的最低收购价格变化，以小麦为例，200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为0.72元，而今年为1.25元，上涨1.73倍。但这17年间，人均GDP上涨4.72倍，居民名义收入上涨3.1倍，房价上涨4.4倍。

这背后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整个价格体制完全倾向「控制城市物价」轻视向农民让利，还因为中储量体量太大，完全可以实现对主粮价格的控制。而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近年来国家为实现粮食自给，谷物大面积增产。2007年我国谷物播种面积12.88亿亩，到2023年，增加到14.99亿亩。叠加亩产的增加，2007年谷物产量8145亿斤，2023年达到12829亿斤。在这个背景下，压低收购价格非常容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俄乌战争后，面对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我国反而成为了一个粮食价格的洼地。

此外，最低收购价格也未必惠及农民，根据网易新闻「另一面」栏目在2015年的调查报道：所谓的 “托市” 高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报道中引述《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粮，国企的对应是 “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图省事。

在上述背景下，虽然我国已经松绑粮食统购统销，但因为食品安全战略和中储粮体系的存在，最低收购价过低，经纪人掌控流通环节，整个粮食收入体系依然不随市场供需而给予农民足够的利益。

增量时代结束，

如何为农村人口兜底？

乐观的人会认为，上述问题都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解决。可农村人口在经济腾飞年代被动错失的机会很难得到弥补，外加上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他们也成了抗风险能力最低的群体。

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机会大概有四个：一是随着大学扩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二是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机会；三是因为基建和房地产带来的建筑业劳动力机会；四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业、零售和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机会。

以上四个方面都面临增量结束的困境。首先是高等教育，中国当前高考压力空前，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均，且差距在拉大。根据一份网传数据显示，2022年，人大附中、衡水中学都有三位数的人能考上清华北大，足以超过部分省份的全部名额。顶级大学的机会向极少数所谓「超级中学」集中，以海南和宁夏为例，省内均有一所「超级中学」，可以垄断省内北大录取名额的一半以上。除了高考外，顶级大学还开展「强基计划」，选拔基础素质拔尖的学生，已经占据了很大比重，2023年，清华的强基计划录取898人，占全部招生名额的26%左右。北大的强基计划则是录取约890人，占全部招生名额的接近三成。截至目前，39所985高校都开展了强基计划的招生。

根据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2023年的一篇研究，强基生多达93% 都来自城市，统招生不到75%。强基生超过80%来自全国或省、直辖市重点高中，高于高考统招的72%。「超级中学」也倾向于城市户籍，在北京大学来自超级中学的生源中，只有2.1%是农村户籍。相比之下，一般高中有17.6%是农村户籍。城市户籍的尖子生和优秀师资流向「超级中学」，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阶层流动机遇——高考，对农村户籍的学生正越收越窄。

再看制造业，该领域就业人员农业户籍占52%。进入2024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遇冷，主要经济体的去风险化（de-risking）政策，大量产能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本田、日产、上汽大众、普利司通轮胎、富士康、玩具业巨头美泰等多个企业在2024年大幅缩减中国产能，而他们仅仅是制造业全面遇冷的代表。整个2024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都在50以下的收缩区间。中国显然已经度过了其制造业发展的高峰，这部分能够提供的岗位将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

基建和房地产我想不必多言，两个行业在最高峰时期吸收的就业人数接近1亿规模，这样的情形很难再出现了。

电影《路过未来》

当以上领域萎缩，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服务业，成为「灵活就业」者，尤其是外卖、快递行业。根据多份调查，这些行业农村户籍从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68.9%，86.3%，60%，成为农业人口主要就业的领域。但大量劳动者涌入当然会因为供需改变而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统计，进入2024年送餐员规模已经突破1100万人，导致高峰期订单数大幅下降，外卖送餐员收入几乎减半。

而与城市所需的服务业相关，内需市场明显缺乏继续增长的力量。今年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经跌至2%，这个数字在2022年6月还有3.1%。消费和服务业还能吸收多少农村人口就业？并为现在的农业户籍就业者提供什么样的收入呢？

看起来，如何为农村人口兜底成了一个存量博弈问题。2020年，一项对山东济南、烟台、浙江台州等东部地区大中城市落户情况调研中发现，平均一个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成为市民，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约为11万元，其中最大部分是养老保险支出。中国当前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就算不管其他农民，仅仅改善这2.6亿人口的生活就需要28.6万亿。2023年全国财政支出27万亿，这是一个不可能承担的重量。如果要覆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这将是一个83.6万亿的天价金额。

近年来，多地推行政策鼓励农村人口买房落户，政府也期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但在当前的分配体系下，农村人口的处境，还需要更为根本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