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东亚，全世界都惊叹于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工厂”。
然而，伴随着这股发展浪潮的，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东亚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里，堆积着天文数字般的美元、欧元等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动辄数万亿美元！
这难道不令人困惑吗？
一个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商品，卖到国外，换回来的不是真金白银（黄金在现代储备中占比很小），而是别国印的纸币（或者说电子记账符号）？
然后，再把这些“纸币”大量地、低息地借给（主要是购买国债）那个印钞的国家？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勤劳的农夫，把收获的粮食换成邻居印的欠条，然后还把欠条低息借给邻居，让他继续有力气印更多的欠条，顺便还能用这些欠条买走农夫更多的粮食？
这难道不是有点奇怪吗？
主流的解释会告诉你，这是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保障支付能力、增强国家信誉、抵御金融风险……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很有“大局观”？
但是，在奥派经济学家看来，他们会问：这些储备真的是经济自发运行的“自然”结果吗？还是政府干预下的“人为”产物？
这种积累，对国内的普通民众来说，究竟是福是祸？
1996年带来的恐惧
让我们回到1996年那场亚洲金融危机。
1996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往往被解释为泰国政府没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导致无法完成兑换，被迫进行了泰铢贬值。
这场源自金融危机风暴，让亚洲经济体验了一把“自由落体”。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体来说，冲击尤为剧烈。订单消失，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危机迅速蔓延至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股市崩盘，经济陷入困境。危机还波及全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危机期间，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的GDP增速大幅下滑，通货膨胀率飙升，失业率上升。
以韩国为例，危机爆发后，韩元汇率暴跌，股市崩盘，韩国经济陷入低谷。
面对这场危机，东亚国家的决策者们得出了什么“教训”呢？
很多人似乎认为，应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才能成为抵御风暴的“定心丸”和“防火墙”。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美元，就算出口暂时不行了，我们也能买到必要的石油、粮食、技术，还能稳定汇率，防止资本恐慌性外逃！
于是，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结论被强化了：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不二法门”！越多越好！
然而，奥派经济学家会提出尖锐的质疑：这真的是正确的“药方”吗？还是在用一种扭曲，来掩盖或应对另一种扭曲（本国信用扩张与危机）带来的后果？
各种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从奥派观点看，恰恰是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长期人为压低利率、滥发信用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和不可持续的繁荣泡沫。
危机是市场对这种错误的强制性清算。
那么，用积累“问题货币”（不断贬值的美元）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是不是有点像用喝海水的方式来解渴？
危机确实暴露了过度依赖出口的脆弱性。但应对之策，难道不应该是深化国内改革，减少干预，搞活内需，让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健康吗？
为何反而选择了“变本加厉”地维持和强化原有的出口导向 + 储备积累模式呢？
1996年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促使东亚国家深刻反思其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根本问题，反而在恐惧之下，进一步巩固了“必须积累巨额美元储备”的执念。
被低估的汇率与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出于“安全感”等原因，“主动”选择了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但问题来了，这些储备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两个紧密相连的制度安排：
非自由兑换的本币：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这意味着，你不能随意拿着人民币去国际市场上想买多少美元就买多少，也不能随意把国外的钱换成人民币带进来投资。这种管制，难道不是一道阻碍国内外资源自由流动的“墙”吗？
被“管理”的汇率： 中国长期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说白了，汇率并非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央行设定一个中间价，并允许在一定区间内浮动。当市场力量要把汇率推离目标区间时，央行就会入场干预。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并“制造”出巨额外汇储备的：
想象一下，一家中国的出口企业，比如一家玩具厂，生产了一批玩具，卖到了美国，赚了100万美元。这笔钱在美国的银行账户里。但企业在中国运营，需要支付工人工资、购买原材料、缴纳税费，这些都需要人民币。怎么办？
它必须把这100万美元拿到中国的银行（最终是流向央行或央行授权的机构）去，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比如，假设是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换回700万人民币。
注意！这里的关键来了！ 如果没有央行的干预，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因为中国出口强劲，很多人想用美元换人民币来买中国货或投资）可能会推高人民币的价值，比如，可能只需要6.5元人民币就能换1美元。但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通常是维持一个相对“弱势”的汇率以利于出口），央行就必须出手：
你（出口商）想卖美元换人民币？好，我（央行）买！ 央行用人民币从出口商手中买入美元。
央行哪来这么多人民币呢？ 很简单，它可以“凭空”印出来！或者说，通过商业银行体系，“派生”出来。
看到了吗？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央行为了维持一个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人民币汇率（即“低估”汇率），就必须不断地、被动地买入流入的美元。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结汇”制度安排。
央行买入美元所支付的人民币，是新增发的基础货币。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直接向国内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
但这不就是货币扩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的源头之一吗？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只要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只要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只要央行继续干预汇率，这个“印人民币买美元”的过程就会持续下去。
那么，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因购买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和巨额的美元储备，是不是就这么“炼”成了？
这种被刻意维持的“低估”汇率，带来了什么后果？
对出口商有利？ 短期看，是的。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更便宜，更有竞争力。但代价是什么？
代价在国内的所有民众。
进口商品更贵了！ 因为人民币“不值钱”，购买同样一件外国商品（比如德国的汽车、新西兰的奶粉、美国的芯片），你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
这就导致直接降低了你的购买力，让你享受不到全球化带来的全部好处。
出境旅游、留学更贵了！ 同样的道理，你的钱包在国外“缩水”了。
同时，还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泡沫！
央行印出来的大量人民币去哪儿了？一部分被用于冲销（比如发行央票回笼资金，但这本身也有成本和扭曲），但相当一部分还是留在了市场里，追逐有限的资产。
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飙涨，这种货币扩张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输入性通胀。
这也是一种财富的隐性转移，让有房者和无房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到了吗？ 为了那个看似“稳定”的汇率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数字，代价是国内持续的货币超发压力、资产泡沫风险以及普通民众被压低的实际购买力。
央行的想法可能是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但后果却是，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和国内出口商，而牺牲了国内普通消费者的福利。
生产力与收入的“剪刀差”
现在我们来触及一个更让人“意难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民如此勤劳，生产效率在很多领域（尤其制造业）已经非常高，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同行，但实际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却与美国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传统经济学可能会从人均资本积累、技术水平、服务业占比、历史起点等角度给出解释。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奥派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直击要害的视角，这个视角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汇率和货币问题紧密相连。
如前所述，被低估的汇率，意味着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在国际交换中被打了“折扣”。我们生产一件衬衫，可能需要付出与美国工人生产一件类似衬衫差不多的劳动时间和资源，
但换回的美元（以及这些美元能换回的国际购买力）却更少。
这是因为我们辛勤劳动的价值，被人为的汇率政策给“削减”了一部分吗？
我们明明生产了“值10块钱”的东西，但在国际账本上可能只被记作“值7块钱”。
更重要的是，国内持续的货币超发（部分由购汇产生），导致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
即使你的名义工资在涨，但如果物价涨得更快，你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又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大幅提升呢？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没捂热就“毛”了，这种感觉，难道不普遍吗？ 这就像往一锅汤里不断加水，虽然汤的总量多了，但每个人的勺子舀起来，味道是不是越来越淡了？
出口导向 + 低估汇率的模式，意味着大量的资源（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被引导去生产那些主要用于出口的、往往是低附加值的商品。
我们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去满足“外国人的需求”，而不是优先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
如果汇率能够反映真实的购买力，如果国内市场更加开放和自由，资本和劳动力会更多地流向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更能提升本国民众生活品质和收入的领域。
我们应该可以造造更多的优质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而不是仅仅是更多的出口加工厂。
所以，奥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人“生产力高，收入相对低”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错误的货币与汇率政策：
因为，这一政策通过低估汇率，让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
还通过货币超发，稀释了我们手中的人民币的购买力。
最终扭曲了资源配置，使经济发展的重心未能最优地服务于提升本国民众的福祉。
这种状况，真的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本应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普遍富裕，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性因素所“截流”了。
我可以说，以中国人当下的实际生产力，与美国普通的非科技行业的劳工比，中国人应该比他们更富的。
他们早就应该羡慕中国人的生活。
坎蒂隆效应与全球生产的“异化”
现在，我们要把视野放大到全球，看看这个故事的另一面：美元的角色，以及一个叫做“坎蒂隆效应”的幽灵。
美元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这赋予了美国一种特权 。
美联储可以通过印钞（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准备金率等方式扩张信用）来影响全球的流动性。
什么是坎蒂隆效应？
这是18世纪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的一个深刻洞见：
新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体中不是均匀散布的，而是像蜂蜜一样，从注入点开始，逐层渗透。那些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人（比如，在美国，可能是靠近美联储的金融机构、政府承包商等），可以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前，以旧的价格买入商品和服务，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那些最后才获得新增货币的人（比如，普通的工薪阶层，或者像中国这样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则要面对已经被推高的物价，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是被稀释和剥夺了。
现在，把这个效应放到中美经济关系的大背景下看：
美联储“放水”： 当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大量新增美元（或美元信用）被创造出来。
虚假需求的产生： 这些新增美元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但这种需求，并非建立在真实的储蓄和生产力提高之上，而是建立在“印钞机”之上。这难道不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信号吗？
信号传递到中国： 美国人拿着“便宜”的美元（因为利率被人为压低），增加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中国出口商收到了更多的美元订单。
中国央行的“配合”： 如前所述，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央行买入这些涌入的美元，并投放相应的人民币。
资源被“牵引”： 中国的生产者接收到的信号是：“美国市场需求旺盛，赶紧扩大生产！” 于是，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被投入到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活动中。工厂加班加点，港口灯火通明，一片繁忙景象，但这背后有多少是真正可持续的，有多少是被美元“放水”所驱动的“海市蜃楼”呢？
资本结构被错配： 奥派经济学特别强调资本结构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过度地服务于由另一国货币扩张所产生的虚假需求，那么这个资本结构就是扭曲的、脆弱的。我们是不是建造了太多仅仅为了满足“美元泡沫”需求的工厂、设备、甚至基础设施？当美元泡沫破裂或美国需求转向时，这些投资会不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和“鬼城”？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未来的隐患吗？
财富的逆向转移： 中国辛辛苦苦生产实物商品，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纸币（或国债），然后这些美元又被美国用来购买中国的商品或投资。同时，美国通过货币扩张，向全球输出了通胀，稀释了所有美元持有者（包括中国央行）的购买力。从财富流动的真实方向看，这难道不像是一种变相的“贡赋”体系吗？
这就是生产国在补贴消费国！
因此，中国长期积累巨额美元储备，并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被低估的汇率，实际上是深度嵌入了这个由美元主导的、充满坎蒂隆效应的全球货币体系。其后果是：
1、被动承接了美国的通胀输出。
2、国内资源被引导去服务于美国货币扩张催生的虚假需求，造成了资本结构的扭曲和潜在的巨大浪费。
2、本国国民的真实财富和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被牺牲了。
整个东亚出口大国的民众，都是美元体系下被剥夺的一方。其国内的货币操作的区别，也决定了民众富裕程度的高低。
路在何方
那么出路在哪里？奥派经济学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回归市场、尊重规律、减少干预。纠正那些导致我们陷入困境的“错误经济思想”是第一步。
哪些思想需要被纠正？
1、重商主义： 认为出口越多越好，顺差就是胜利，积累外汇就是积累财富。财富的本质是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能力，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国库里外国欠条的数量。
2、汇率稳定的“偶像崇拜”： 过度迷信固定或严格管理的汇率能带来“确定性”和“竞争力”。难道忘记了价格（包括汇率）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真实信息的信号吗？人为扭曲价格信号，难道不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资源错配和最终的“不稳定”吗？
3、对中央银行“万能”的迷信： 认为央行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和操作，完美地调控经济，管理汇率，平衡内外。任何中央计划机构，都不可能掌握分散在无数个体中的、瞬息万变的知识，其干预必然是笨拙和有害的。
4、对“自由”的恐惧： 害怕放开汇率管制和资本流动会引发混乱和风险。难道“管”就能保证不出风险吗？过去的资产泡沫和潜在的坏账，难道不是“管”出来的吗？真正的稳定，应该是建立在真实价格信号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动态均衡。
那么，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让汇率回归市场： 逐步减少甚至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允许人民币汇率根据市场供求自由浮动。汇率的波动难道不正是经济体在进行自我调整和释放压力的表现吗？强行按住，只会让问题积累，最终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让国内外的投资者可以更自由地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和贸易结算。这会倒逼国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效率，同时也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实力更加匹配。
实施稳健的、以国内为目标的货币政策： 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锚定经济健康，减少超发，而不是被动地为了维持汇率而去超发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规则性，这将是是更可靠的宏观稳定基石。
深化对内改革，藏富于民： 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真正转移到满足国内需求、提升国民福利上来。通过减税、放松管制、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让中国人民的勤劳能直接转化为他们更高的收入、更强的购买力和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才应该是发展的最终目。
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
人民币升值？ 可能会。但这会降低进口成本，提高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出口企业会面临压力，但这会逼迫它们转型升级，从“低价竞争”走向“价值竞争”。阵痛难免，但这是通往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外汇储备“缩水”？ 按人民币计价可能会。但外汇储备的意义在于其购买力，而非账面数字。而且，国家不再需要背负维持庞大储备的成本（比如国内的通胀压力）。更少的储备，但更真实的价值和更健康的经济，难道不更好吗？
一个更自由浮动的汇率和开放的资本环境，将大大降低中国经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虚假需求的影响。中国的生产将更多地由国内真实需求和全球市场的真实信号来引导，资本结构会更健康，更能抵御外部冲击。这是一种更安全的发展路径。
最为重要的结果是，民众收入将大幅提升。
当人民币的汇率不再被低估，当国内通胀得到控制，当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当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没有理由不实现大幅度的跃升！
让创造财富的人真正拥有财富，这才是天经地义的。
结语
对数次金融危机的错误解读，对汇率和资本的过度管制，对出口和储备的迷信，共同造就了一个“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境，并使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卷入了全球美元的坎蒂隆效应，为他国的货币扩张所产生的虚假需求投入了宝贵的资源。
纠正这些错误的经济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信号（包括汇率）真实地反映经济现实，让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和规则，让经济发展的目标真正聚焦于国民福祉的提升——这，或许才是打破“纸锁链”，让中国人民的超强生产力转化为真实繁荣的关键所在。
整个东亚国家都应该抛弃这些错误的经济思想，以东亚的生产力分工程度和实际生产的商品数量来说，这一地区，应该是全球最富裕的地方，而非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