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通往战争无害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留给整个经济学的思想遗毒，它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无法消除，深刻地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进步。

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核心贡献在于他们揭示出价格现象不是卖家随心所欲和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是由普适的、不可改变的经济学法则决定的；并且阐明，价格现象有效地调节生产过程，打造高效运转的市场经济。他们还雄辩地驳倒了重商主义的迷思，对自由贸易进行了全面阐述，点燃了工业革命的思想火种。

但是他们始终不但没能逃离劳动价值论的阴影，反而大大地强化了它，这导致他们无法解决“钻石与水”的悖论问题，在价值的来源这个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上犯下了致命错误，导致了后续的重大思想混乱，也是几乎所有社会动乱的根源。

因为历史总是思想史、观念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类社会，其实就是思想帝王之战。各类风起云涌是“社会改革运动”，都可以看到马牌的观念影响力；而马牌的思想导师，正是斯密和李嘉图。

边际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价值是主观的，它必须回溯到人的欲望满足，商品对人提供的效用，才是价值的来源；消费者的主观的、不可量化的估值和偏好，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真正原因。

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之深远，可以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身上可见一斑。

我们都知道，奥派坚持逻辑一致的主观价值论，庞巴维克是马牌的最犀利批评者。然而，尽管他对劳动价值论予以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与批判，但是却仍然落入劳动价值论的泥潭之中，导致其对资本与利息理论的研究半途而废。他将资本视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何谓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是通过劳动的改造而获得的生产资料。土地由此被排除。而土地与资本品的划分，则是完全武断的、毫无逻辑的。由此出发，土地、资本品和劳动，分别对应地租、利息和工资的分配理论三分法，深深地扎根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各类要素有了不同的价值决定理论，没有发展出一套逻辑一致的分配理论。须知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法则，对于各类生产要素都一体适用。

他在对资本和利息问题的讨论中，从物理学和技术，从劳动混入的角度，而不是从主观估值的角度去讨论资本，违背了经济学应当始终从价值的因果去研究的基本原则，由此一步步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迂回生产、平均生产期、利息的生产力理论，都必须从经济学的辞典中剔除。

庞巴维克是一个令人极其惋惜的例证。

而那些古典经济学的忠实拥趸们，则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一头扎进谬误的沼泽中，错的更加彻底和离谱。

弗兰克·费特在《利息理论与价格变动》这篇雄文中引述道：

约翰·斯特亚特·穆勒认为，一个在战时遭到破坏、“国内几乎所有的动产” 都被夺走的国家，“只要继续付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习惯付出的那寻常程度的努力…… 几年内” 就能 “重新积累起与以前一样多的财富”。穆勒的错误（无论在事实还是理论方面），在他关于 “政府为战争目的举债” 的相关讨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穆勒承认，所借的款项（以及用于购买在战争中被消耗掉的物资的支出）“是放贷者从生产性用途中抽离出来的”，“因此，这个国家的资本在今年减少了这么多”。但（错误从这里开始）他宣称：“这笔借款不可能来自于这个国家资本（具体的财货）中由工具、机器和建筑物所构成的那一部分。它必定完全来自于用于支付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 但是……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劳动在第二年的产出会比前一年少。” 

费特激进地批判道：这完全是错误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整个观点都受到了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为什么从这段话能证明穆勒受到了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呢？

因为穆勒认为，政府为应对战争而举债，必然从市场上抽走生产要素，消耗财富，但必定不会来自土地和资本财货，而是必然来自于减少对劳动者的支付。

怎么就这么“必然”呢？

因为逻辑一致地贯彻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的起因是劳动，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那么，既然是劳动创造财富，就与土地、资本品等生产要素无关。因此，即便是战争把一切“工具、机器和建筑物”都摧毁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动产” 都被夺走了，劳动产出也不会减少一分。

所以穆勒得出的结论就是：即便在战争中，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被摧毁殆尽，只要劳动者还在，就会很短时间内积累起一样多的财富。原因在他看来也很清楚：没有理由认为，经过战争损害的劳动者们，在战后的劳动会减少。

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的逻辑再往前推进一步：由于战争损毁了所有资本品，劳动者必然更加努力，所以财富会井喷式增长。

结论：战争对财富增长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

你会觉得这个结论很离谱。但是，逻辑一致的劳动价值论信奉者，应当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只要前提条件是劳动力不减少。

即便我们为了论述方便，承认劳动价值论，那么任何生产都是互补要素相互协作的结果，如果仅仅只有劳动，而没有土地和资本品等生产要素的协作，能生产出一分钱财富吗？显然不能。

那既然财富生产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要素，要靠企业家组织起来，那么这些要素就应当从它们对最终产品所贡献的边际生产力中获得价值，而不能单单将一切生产成果都归于劳动者一项。

所以，土地、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定价而获取租金收入，企业家则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所有权决策租金，而劳动者，也获得了劳动的用益权的租金，即工资。

租金就是财富用益权的单位价值，而工资就是劳动的用益权的单位价值。它们的定价机理是一致的，就是其租金的折现，或者说，其边际价值产品的折现（DMVP）。

没有资本的加持，劳动者无法使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劳动生产力就会直线下降，那么，即便付出更多的劳动，也无法拥有更多的产出和收入。所以资本的消耗和毁灭，意味着贫困化。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区别，不在于劳动者的多少，而在于资本量的多寡，实现目的的手段、即物质财富的多少。

战争就是资本的大毁灭——它不仅意味着炸弹毁灭现有的资本，还在于政府为了筹措战争资源，将用于生产的财富征用至战争用途，因此用于改善民众福祉的财富减少了、毁灭了。所以，战争意味着把一国劳动者推入没有资本，徒手劳动的自给自足的野蛮落后状态中，它不是能够通过劳动量的不变或者增加而能短期弥补的，人们必须长期节衣缩食，重新积累储蓄，才能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复苏的进程。

这就是穆勒的根本性错误。

正如弗兰克·费特细致地分析的那样：

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导致时间折现率上升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和平恢复，实物资产的折旧一直在进行，许多耐用生产要素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维修、更换和改进都被削减了，尤其是那些非关键产业中的要素，正常的建筑工程以及工业工具的添置也都暂停了。与此同时，当前的生产不仅被用于采购战争中会立即消耗掉的物资，甚至更多地被用于建造那些复杂的间接生产工具，而这些工具在战争一结束就几乎毫无价值了。即使是在取得胜利且未被侵略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而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动产” 都被夺走了，情况就会糟糕得多。

注意，费特说，“即使是在取得胜利且未被侵略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战争将要素从生产用途中撤出，已经消耗了大量资本，用于满足福祉的要素减少了；而为战争而配置的生产结构，现在成了一堆废物，这是资本的毁灭。

我们从费特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在商业周期的萧条期，为什么劳动者更难找到工作，工资率下降了呢？就是因为在繁荣期的泡沫，这时候被清算，资本由此毁灭了，工作岗位必然减少，而劳动供给不变，工资率必然下降。还有，为什么萧条期安全事故频发呢？还是因为资本被错误的生产损耗了，用于维护设备和设施的资本减少了，过去能够投资资本的维护、更新、改造的财富，现在没有了，有限的资源，必须被挪用于满足更加迫切的目的。于是安全事故就频发了。

所以，中央银行信贷扩张制造的商业周期的危害，不亚于一场战争。

费特继续分析道：

当重新回归和平生产时，即便民众有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可能在数年时间里都无法再次获得战前那样的财货收入流。农民缺少驮畜和农业工具；工匠不得不重新使用更简陋的工具和机器；两者都缺乏原材料库存；而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设施也都破败不堪。广大民众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适应更低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有效的 “节制消费” 以创造可贷资金并增加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耐用财富，就变得格外沉重。不用说，这些弊端通常会因政治动荡以及纸币和银行信贷膨胀导致的货币混乱而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如果选择得当，大量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购买进口工业工具）可以从更繁荣的国家 “有利可图地” 借入。也就是说，在遭受破坏的国家，价格体系是这样的：各种具有未来用途的财货定价使得投资者可以通过签订契约，向国外支付高额利息来购买、建造并增加这些具有长期未来用途的耐用资产，从而 “获利”（就个人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借款者缺乏足够优质的抵押物，也缺乏良好的信用道德因素，因此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无法获得公共或私人用途所需的贷款。

从穆勒的劳动价值论，推出了战争无害甚至有利论，也让他和凯恩斯主义的“破窗谬论”殊途同归。

为了刺激消费，解决需求不足，小男孩可以打碎玻璃，玻璃生产商和玻璃的整个产业链就都活起来了。可是，如果玻璃不被打碎，用于购买玻璃的财富本来可以增加鞋子的需求，改善人们的处境，让制鞋产业发达起来。

米塞斯在演讲中讲道，说凯恩斯的一位美国朋友讲了一个故事：洗手时，他只用了一条毛巾，但凯恩斯把所有毛巾都揉成一团，说他这样做是为美国的客房服务员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还有哈耶克推崇备至的曼德维尔大夫，热情赞颂1666年的伦敦大火。这场大火烧掉了半个伦敦城，曼德维尔大夫高兴地说：建筑公司、钢铁生产商、建材销售商都会兴旺发达起来，收入会增长，就业会节节攀升。

何不主动放火烧掉城市呢？何不定期扔下炸弹炸掉碍眼的旧城区和贫民窟呢？既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解决旧城改造问题啊。加沙人民应当感谢以色列国防军啊。

正如米塞斯讽刺的：增加就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搞破坏。

穿透凯恩斯主义“以晦涩难懂当深刻”的重重迷雾，其核心其实就一条：通过炸掉一座城市的方式建设城市，通过毁掉一人的方式造福另一人。所有他所倡导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就业，本质都是如此，因为那就是通过掠夺一部分人的方式让另一部分人繁荣，而前者“看不见”，后者“看得见”。

当我们要反驳某种理论的时候，正确的办法就是将它的逻辑贯彻到底，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无法将其逻辑贯彻到底，那它就不成其为一个理论，就是错误的。

需要“赞扬”的是，穆勒在劳动价值论的这个问题上，是坚持逻辑一致的，他就是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逻辑一致的社会主义者是可以辩论的。可惜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