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你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大概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我们都还活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地球村”里。
1991年，那堵墙轰然倒塌，弗朗西斯·福山兴奋地宣告“历史的终结”，意思是人类终于找到了终极的政治经济模式——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全世界似乎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是“全球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资本、商品、技术、甚至人才，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跨越国界。你在北京设计，在硅谷融资，在深圳制造，销往全世界。一个越南的农民，可以通过给耐克工厂打工，用上苹果手机，看上好莱坞大片。一个美国的普通家庭主妇，可以在沃尔玛买到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廉价商品，极大地提升了生活品质。
这就是“国际劳动分工”的魔力。它基于一个极其简单却又无比深刻的道理，这个道理大卫·李嘉图在两百多年前就讲透了：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成本最低的事情（也就是“比较优势”），然后通过自由交换，所有人的总产出和总福利都会达到最大化。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人类繁荣的终极密码，不是吗？在冷战结束后的那“黄金三十年”里，我们确实亲眼见证了这个密码的力量。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人类享受了历史上罕见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我们曾经深信，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全球化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
然而，今天，你再环顾四周，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是贸易战的炮火声。是“脱钩断链”的切割声。是“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口号声。是地缘政治冲突的警报声。
那个“平坦”的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隆起高山、挖出深壑。
美国用“国家安全”的大棒，试图锁死中国芯片产业的喉咙；中国则强调“内循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全产业链”；欧洲高喊着“战略自主”，警惕着来自东西方的依赖；印度则推行“印度制造”，试图在这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大变局中分一杯羹。
我们从一个合作共赢的“正和游戏”，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的斗兽场。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的，究竟是全球化进程中一次暂时的波折、一场小小的技术性回调，还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彻底落幕？
我们是否正在无可挽回地滑向一个更贫穷、更孤立、也更危险的未来？我们是否正在亲手敲碎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的“聚宝盆”？
要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发明什么全新的理论。因为历史，总是在押着相同的韵脚。早在1938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前夜，米塞斯在一篇名为《国际劳动分工的解体》的文章中，就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并给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
看懂这篇文章，你会惊恐地发现，80多年前那个世界的幽灵，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身行头，用着更时髦的词汇，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着一出几乎完全相同的悲剧。
一）1938年的幽灵
1938年，世界正处在怎样的光景？
大萧条的阴影尚未散去，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高筑，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正在磨刀霍霍，整个欧洲弥漫着战争的硝烟。那个由英国在19世纪主导的、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第一次全球化”，已经支离破碎。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米塞斯写下了他的檄文。他的核心洞见，就像划破黑暗的闪电，简单而深刻：
国际劳动分工，这个人类财富的巨大发动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基石：一个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哲学，相信个人权利和有限政府；另一个是国际关系上的和平主义，相信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合作而非冲突来共存。
换句话说，全球贸易和分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特定“观念”的产物。当人们普遍相信“自由交换对双方都有利”时，贸易壁垒就会瓦解。当人们普遍相信“和平是国家最高利益”时，跨国投资和供应链才能建立起来。
而摧毁这一切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观念”。米塞斯明确指出，那些导致国际劳动分工解体的力量，无一例外都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背离。这些力量包括：
1、民族主义和国家威望论：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才算得上是“强国”，为此不惜代价保护落后产业。
2、军国主义和战争论：将和平视为战争的准备期，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依赖外国，必须追求“自给自足”。
3、政府干预主义和工资论：错误地认为外国的“廉价劳工”抢走了本国工人的饭碗，因此必须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的高工资和就业。
4、错误的货币理论：认为贸易逆差是“亏钱”，必须通过管制进出口来“保护”本国的外汇储备。
米塞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列举了这些现象，更是用无懈可击的经济学逻辑，逐一戳破了这些说法的荒谬之处，指明它们无一例外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生产力下降，民众生活水平倒退，以及最终无可避免的——战争。
现在，请你暂时忘记“1938年”这个年份，把米塞斯指出的这几股力量，换成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汇：
“国家威望论”和“保护幼稚工业”，是不是像极了今天的“全产业链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为战争做准备的自给自足”，是不是和今天被无限滥用的“国家安全”概念如出一辙？
“保护高工资免受廉价劳工冲击”，这不就是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时，对铁锈带工人们喊出的口号吗？
“错误的货币理论”，难道没有在今天各种关于“美元霸权”的讨论和金融制裁的实践中，找到它的影子吗？
简直是惊人的一致！历史并未走远，它只是在循环。我们今天用来为“逆全球化”辩护的种种高大上的理由，无论是“去风险化”、“友岸外包”还是“供应链韧性”，其内核，都可以在米塞斯80多年前的清单里找到原型。
这就意味着，米塞斯的分析框架完全没有过时。它就像一张精准的X光片，能够穿透当代政治家们华丽的辞藻和媒体喧嚣的噪音，直抵问题的骨髓。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严格按照米塞斯的逻辑，借助他的思想武器，来一一解剖当下全球分工解体的七大驱动力，看看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回那个1938年的幽灵所笼罩的危险世界的。
二）从“幼稚工业”到“全产业链”的迷思
米塞斯分析的第一个靶子，是一种流传甚广、极具迷惑性的保护主义理论——“幼稚工业论”。
这个理论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一个后发国家，它的新兴产业就像一个婴儿，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那些早已发展壮大、经验丰富的外国巨头呢？所以，国家（政府）应该像父母一样，给这个“婴儿”建一个贸易壁垒的“保护罩”，让他免受风雨，等他长大了，强壮了，再拆掉保护罩去参与国际竞争。
从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到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都是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石。它迎合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我们国家不能只种地、挖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现代工业，要有自己的汽车、自己的飞机、自己的芯片！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威望”的问题。一个没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腰杆子都挺不直。
米塞斯是如何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开这个理论的伪装的呢？
他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国际”竞争需要保护？
一个在本国新开的工厂，同样要面对国内早已存在的、实力雄厚的同行的竞争。比如，一个新品牌的电动车，它不仅要和特斯拉竞争，也要和比亚迪、蔚来这些国内“前辈”竞争。为什么没有人主张，要给同一城市、同一省份、甚至同一国家内的新创企业提供保护，让他们免受“压倒性”的国内竞争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创业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一个企业家在创办新工厂时，必然会计算到初期的亏损。如果他预见到未来的利润足以覆盖前期的亏损并有盈余，他就会干。如果预见不到，那就说明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不经济的、是浪费社会资源的。这和竞争者是来自本国还是外国，有任何关系吗？并没有。
所谓“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背后真正的潜台词是：“我不管这件事在经济上是否划算，我就是要让这个产业在我们国家出现，因为这关乎我们的面子和威望。”
米塞斯用历史经验无情地指出：所谓的“临时保护”，百分之百会变成“永久保护”。
你见过哪个被“保护”起来的“幼稚工业”，长大后会主动对政府说：“爸爸，我已经成年了，请把保护伞拿走吧，我要去和世界高手们自由搏击了”？
从来没有。恰恰相反，一旦保护形成，就会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被保护的企业主和工人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游说政府，告诉公众：“外面太危险了，我们还不够强大，一旦放开，我们就会倒闭，工人就会失业，国家就会失去这个重要的产业！”
于是，保护的理由从“幼稚”，变成了“战略重要”，再变成了“国家安全”。那个曾经的“婴儿”，成了一个永远也长不大、躺在国家怀里吸血的“巨婴”。美国、澳大利亚、东欧国家的工业，在历史上都曾享受过“幼稚”时期的保护，结果呢？它们成年后，保护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变本加厉。
好了，让我们从历史回到当下。你觉得“幼稚工业论”这个古老的幽灵，今天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
它最流行的化身，就是“全产业链”迷思，或者叫“产业自主可控”。
这个概念今天在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很多人觉得，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应该什么都能自己造。从芯片的光刻机，到大飞机的发动机，再到高端的生物制药，我们不能有任何一环被“卡脖子”。所以，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巨额的财政补贴、优惠的政策贷款、甚至是直接下场组织“攻关”，去填补这些产业链上的空白。
这种想法，本质上就是“国家威望论”和“幼稚工业论”的超级升级版。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错在哪里。
第一，它完全无视了经济学的核心——成本与效率。
国际分工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去造光刻机，让美国的通用电气去造航空发动机，让瑞士的罗氏去做抗癌药，因为他们在这些领域有几十年的技术、人才和经验积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最好，成本最低。
而你，作为一个后来者，非要自己从零开始搞一套，这在经济上是什么行为？这叫“重复发明轮子”，而且是“用黄金去发明一个方形的轮子”。你投入了天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最终搞出来的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肯定是性能更差、价格更贵。
这些多付出的天价成本，由谁来承担？答案是：全体国民。
政府用来补贴这些“自主可控”产业的钱，不是凭空印出来的，它要么来自税收（也就是你我口袋里的钱），要么来自发债（未来的税收）。这意味着，社会上所有的资源，被迫从那些原本可以高效利用它们、创造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领域，被强行抽走，注入到一个低效率的、纯粹为了满足政治目标的无底洞里。
其直接后果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穷了。我们本可以用同样的钱，买到一台更好的光刻机、一台更安全的发动机，但现在，我们被迫为一台更差、更贵的国产替代品买单。这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为了“威望”去保护效率低下的农业和纺织业，在经济逻辑上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它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最终可能更不安全。
追求“全产业链”的出发点，是“安全”，是怕被“卡脖子”。但这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打比方。假设你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村东头的张三最会种水稻，村西头的李四最会养猪，村南头的王五最会酿酒。在自由贸易的和平环境下，你只需要做好你最擅长的工作（比如织布），然后用布去交换大米、猪肉和美酒，你的生活会非常富足。
现在，你突然开始担心了：“万一张三不卖我米怎么办？万一李四不卖我肉怎么办？” 于是你决定，不行，为了“安全”，我家院子里必须什么都自己搞！你开了一小块地种米，盖了一个小猪圈养猪，挖了个小窖酿酒。
结果会怎样？你大概率是：米产量又低又难吃，猪养得又瘦又容易生病，酒酿得又酸又涩。最关键的是，你为了干这些不擅长的事，耗费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你最擅长的织布也荒废了。你名义上是“自主可控”了，实际上却陷入了普遍的贫穷和低效之中。你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因为贫穷而大大削弱了。
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它的“安全”来自于它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来自于它和无数贸易伙伴之间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利益网络。当你的产品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当你的市场是别人无法离开的，这种相互依赖，才是和平与安全最坚实的保障。
而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本质上是在主动与世界脱钩。这看似是摆脱了对别人的依赖，实际上也让别人摆脱了对你的依赖。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这在和平时期意味着贫穷，在冲突时期则意味着孤立无援。
第三，它最终一定会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饕餮盛宴。
还记得米塞斯说的“永久保护”和“既得利益集团”吗？这在“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国家宣布某个产业是“战略核心”，需要“不惜代价”去发展时，会发生什么？无数的企业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它们会把最华丽的PPT、最宏大的叙事、最爱国的口号，呈送给掌握着补贴资金的政府部门。
这些钱，最终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艰难的、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基础研发上，又有多少变成了豪华的办公楼、高管的巨额薪酬、以及各种资本运作的游戏？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关于芯片、新能源等领域“骗补”的丑闻。
在这场以“国家之名”进行的资源分配游戏中，最善于获得补贴的，往往不是技术最强的团队，而是最懂得与政府打交道的团队。这必然导致资源的巨大错配和浪费。一个本应由市场来筛选、由企业家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冒险的创新过程，变成了一场争抢国家补贴的政治游戏。
最终，一个以“国家威望”为名启动的宏大计划，很可能演变成一场以牺牲全体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盛宴。
这，才是“幼稚工业论”从古至今不变的悲惨结局。
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突破卡脖子技术”、“建立自主可控全产业链”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时，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用米塞斯的逻辑去想一想：我们追求的，到底是真的经济繁荣和国民福祉，还是一种虚幻的“国家威望”？
我们为这种威望付出的、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代价，又是什么？
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发展高科技产业。而是说，发展的路径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应该让市场中的企业家，根据价格信号、成本和利润的真实计算，自发地去探索和创新？还是应该由政府，基于政治目标，用强力去指定方向、配置资源？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前者通往繁荣和真正的强大，而后者，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最终都将通往米塞斯所警告的那个陷阱——以国家之名，行浪费之实，在封闭和孤立的道路上，离真正的繁荣与安全越来越远。
这就是1938年的幽灵，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更黑暗、也更核心的话题：战争。
三）战争的逻辑（上）
如果说，追求“国家威望”和“全产业链”还披着一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温情脉-纱，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动机，则要赤裸裸和冷酷得多。
在所有的辩论中，它都是一张能让所有反对者闭嘴的王牌。当你用经济学逻辑告诉他，搞贸易保护、搞自主可控，会牺牲效率、拉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时，他会眼皮一抬，抛出这最终的、也是最无法辩驳的理由：“这是为了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就像一个神圣的祭坛，任何经济上的成本、任何个人的不便，在它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都必须被牺牲。
米塞斯在1938年，就以惊人的坦率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今日世界上，贸易保护和自给自足的最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动机。” 对于那些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常规手段的军国主义者来说，和平，只不过是“用来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的那段时期”。
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必须按照战时的需求来组织整个国家的经济。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给自足。因为在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现代世界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发动战争的。正如一个城市不可能向为它供应水电和粮食的乡村开战一样，一个工业国，一旦它的粮食、能源、关键原材料都依赖进口，那它就等于被世界捆住了手脚，丧失了发动战争的“自由”。
在1938年，这种想法主要体现在对粮食和钢铁等传统战略物资的保护上。但是今天，“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逻辑，已经变异和膨胀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兽，它的名字，就叫“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已经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芯片当然是国家安全，因为现代武器离不开它。所以美国要用尽一切手段，锁死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和制造设备的能力，哪怕这会摧毁全球半导体产业几十年形成的最高效的分工链条。
软件和APP也是国家安全。所以美国要禁TikTok，理由是它可能收集用户数据、影响舆论。至于这个APP背后是数百万内容创作者的生计，这不重要。
港口的起重机也是国家安全。所以美国国会要调查遍布全美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说它上面可能装了间谍设备，可以在战时瘫痪美国的物流。
通信设备更是国家安全。所以华为的5G设备被五眼联盟集体封杀，哪怕它的设备可能更便宜、技术更先进。
粮食是国家安全，所以各国都在强调“粮食自给率”，哪怕从更适宜的国家进口，对本国农民和消费者都更有利。
能源是国家安全，所以必须摆脱对潜在敌对国的依赖，哪怕这意味着要忍受更昂贵的能源价格。
这个清单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在“国家安全”这个放大镜下，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都从过去象征着效率和繁荣的纽带，变成了今天潜在的、致命的“漏洞”和“风险”。
逻辑走到了这一步，似乎已经无懈可击。毕竟，在生存面前，效率和财富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米塞斯这位思想的巨人，恰恰是在这个最核心、最不容置疑的领域，对“战争论”和“自给自足论”发起了最致命的攻击。他雄辩地论证了：以“为了打赢战争”为由搞自给自足，恰恰是在军事上最愚蠢、最灾难性的自杀行为。
这个反驳是如此的违反直觉，却又如此的深刻。我们必须仔细地拆解他的三层逻辑：
第一层：成本灾难——在和平时期就让你流血不止
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所需要的某种物质的生产是昂贵还是低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为什么？因为更高的生产成本，意味着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只能产出更少的东西。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假设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颗高质量芯片需要1美元，而你为了“自主可控”，花了100美元的研发和生产成本，才造出了一颗性能差不多的芯片。这多出来的99美元，就是你为了“自给自足”付出的代价。
这99美元的代价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的国家，为了获得同样数量的芯片，不得不投入多得多的资本和人力。这些宝贵的资本和人力，本来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坦克、更多的飞机、更多的粮食，或者改善民生。现在，它们全都被消耗在“用昂贵的方式重复发明轮子”这个黑洞里了。
米塞斯警告说，这简直就是灾难。“在战场上的人手就会不够，因为人们不能在作战的同时从事生产。”
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坚如磐-石。一个国家为了所谓的“安全”，强行用本土昂贵低效的替代品去取代廉价高效的进口品，本质上就是在和平时期，对自己发动了一场经济上的“消耗战”。它在不断地、静悄悄地耗散自己的国力。等到真正的战争来临时，它会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基础，早已被这种长期的、制度性的浪费给掏空了。
第二层：效率灾难——让你拿着“烧火棍”上战场
米塞斯接着指出了第二个更致命的问题：那些用来替代进口品的“国货”，往往不仅是更贵，而且质量更差。
他问道：如果这些替代品不是更差，它们就不叫“替代品”，而是“正好合适的物质”，你的敌人也早就采用了。
这个逻辑太强大了。一个东西之所以需要国家用强制手段去扶持、去替代进口，几乎百分之百是因为它在性能上、在效率上，不如那个需要被替代的东西。
那么，让你的军队，用着性能更差的武器和装备去打仗，会是什么后果？
你的战斗机，因为用了性能较差的发动机和航电系统，在空战中处处被动。
你的坦克，因为用了更厚重但防护力更差的装甲，机动性更差，更容易被击穿。
米塞斯说：“装备更好的一方在士气和物质方面都会获得优势。” 这是一个无法辩驳的军事常识。一支军队，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精良时，其士气会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协约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在物资上的绝对优势。而追求自给自足的国家，恰恰是在系统性地、主动地削弱自己在未来战争中的物资优势。
这难道不是最诡异的悖论吗？一项以“打赢战争”为最高目标的国策，其执行结果，却是让你在未来的战场上处于装备上的绝对劣势。
第三层：依赖转移灾难——摁下葫芦又起了瓢
“自给自足论”者还有一个天真的幻想，就是认为只要能在国内生产出替代品，就能彻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米塞斯无情地戳破了这个肥皂泡：替代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原材料！
一战时的德国，想用纺织品代替布料，但生产纺织品需要羊毛，而德国的土地是稀缺的，扩大羊毛生产，就必须挤占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想用木材来生产替代品，又会面临木材不足的问题。
这个“依赖转移”的逻辑，在今天这个技术极其复杂的时代，变得更加致命。
你想自己造芯片？好。光刻机你造得出来吗？就算你造出了光刻机，里面成千上万的精密零部件呢？高纯度的特种气体、光刻胶、研磨液，这些东西你都能生产吗？生产这些东西的原材料，你都有吗？
答案是，不可能。现代工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你解决了A环节的“卡脖子”问题，会立刻发现在B、C、D环节，你仍然被“卡脖子”。你摆脱了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日本的材料依赖，和对德国的设备依赖。
所谓的“完全自主可控”，在现代世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
它所能做到的，不是消除依赖，而只是将依赖从一个环节，转移到另一个环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这种转移，往往会让你陷入更被动的境地，因为你为了解决一个众所周知的依赖，却制造出了一堆更隐蔽、更脆弱的新依赖。
总结一下米塞斯这三层无可辩驳的逻辑：为战争而追求自给自足，其结果是，在经济上，它让你更穷；在军事装备上，它让你更弱；在供应链上，它让你陷入新的、更危险的依赖。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的战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逻辑上荒谬、在实践中灾难性的想法，却在今天，以“国家安全”之名，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成为各国政府瓦解国际劳动分工时最理直气壮的借口。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更可怕的是，这种“战争逻辑”是会传染的。它不仅会毒害那些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也会毒害那些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和平国家，最终导致整个世界信任体系的崩溃。
四）战争的逻辑（下）
米塞斯在他的分析中，还特意开辟了一个章节，讨论那些“幸运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只想保持中立、永不参战的国家。
按理说，这些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动机，总该是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坚定支持者了吧？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米塞斯观察到，即使是像瑞士这样的永久中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也不得不被迫搞起了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为什么？
因为它们害怕。它们不担心自己会主动进攻别人，但它们担心别人会打起来，从而切断它们的生命线。
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四面被大国包围。它的粮食、燃料、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一旦周围的德国、法国、意大利陷入战争，交战双方随时可以切断瑞士的供应。瑞士就算手持和平的橄榄枝，也可能在“一片血海中的和平小岛”上活活饿死、冻死。
所以，即使是出于纯粹的防御目的，瑞士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在和平时期看起来“完全错误”的经济政策，比如储备粮食、保护本国效率低下的农业。这不是因为它喜欢干预，而是因为它别无选择。
米塞斯的这个观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当世界的主要玩家开始用“战争逻辑”来思考问题时，这种恐慌和不安全感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大小，无论其本意是多么和平。
现在，请把目光投向我们今天的世界。那个让瑞士感到焦虑的“战争幽灵”，回来了吗？
它不但回来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具传染性。而引爆这场全球性信任危机的那个“切尔诺贝利时刻”，就是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以及西方随之而来的雷霆万钧般的制裁，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极限压力测试，把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最脆弱、最致命的几个命门，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
第一个暴露的命门，是能源和商品的武器化。
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长期奉行一种被称为“经贸促变”的国策。他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加深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比如北溪天然气管道），就可以将俄罗斯绑定在欧洲的经济体系内，从而确保和平。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被视为和平的“压舱石”。
结果呢？战争一爆发，这条被视为“纽带”的天然气管道，立刻变成了俄罗斯勒住欧洲脖子的“绞索”。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从一个经济上的效率选择，瞬间变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巨大噩梦。
这件事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在关键的商品和能源领域，任何对潜在对手的依赖，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变成指向你喉咙的利刃。
于是我们看到，战后，全世界都疯了一样地开始搞能源和资源“自主可控”。欧洲加速转向昂贵的新能源，日本重启核电，中国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印度在全球疯狂扫货买油……
那个曾经基于成本和效率的全球能源市场，正在被地缘政治的恐惧切割得支离破碎。
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命门，是金融和货币的武器化。
如果说切断天然气供应还只是常规武器，那么，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祭出的金融制裁，则相当于引爆了一颗“金融核弹”。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存放在西方银行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他们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踢出了SWIFT系统——这个全球银行间进行跨境支付的“微信群”。
这两招，等于直接宣告：你俄罗斯辛辛苦苦几十年，通过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赚来的真金白银（美元和欧元），只要你政治上不跟我站在一起，我随时可以让你一分都动不了。你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支付能力”，我可以随时一键删除。
这个举动，其震撼力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它直接动摇了二战后建立的整个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根基——信任。
在此之前，全世界都默认，私有产权是神圣的，一个主权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是其国家财产，是安全的。但俄罗斯的遭遇告诉了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或者有潜在地缘冲突的国家（比如中国、沙特、甚至印度）：
你持有的美元资产，本质上不是你的资产，而是美国财政部数据库里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控制权，在美国人手里。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特权”，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撤销。
这场金融核爆的连锁反应是深远的，并且还在持续发酵中。它迫使所有非西方国家开始思考一个致命的问题：如何“去风险化”（De-risking）？如何摆脱对美元体系的致命依赖？
于是我们看到：
各国央行开始抛售美国国债，增持黄金。
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开始推动在双边贸易中用本币结算。
金砖国家（BRICS）开始高调地探讨建立一种独立于美元的共同储备货币。
中国加速推进自己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这一切行动，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未来：全球统一的金融和货币体系正在走向分裂，各种“平行体系”正在被建立起来。
这正是米塞斯所说的“国际劳动分工解体”在最深层次上的体现。因为货币和金融，是国际贸易的血液。当血液系统开始分裂和堵塞，双边结算、易货贸易这些古老而低效的交易方式开始回归时，那个高效、流畅的全球大市场，也就名存实亡了。
从瑞士的焦虑，到俄乌冲突的冲击，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
大国之间的猜忌与敌意→ 战争风险上升 → 经济相互依赖从“红利”变为“风险” → 各国（无论大小）被迫寻求“自给自足”和“去风险化” → 全球信任崩溃 → 贸易、技术、金融体系开始分裂 → 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走向解体。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从每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角度出发，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似乎都是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选择。但当所有国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最终的合成结果，就是一个更贫穷、更分裂、也更危险的世界。
五）“保护饭碗”的谬论
让我们把镜头从那些国家战略、地缘政治的宏大棋局，拉回到一个具体的、你我都能感同身受的场景：
在美国中西部的“铁锈地带”，一位刚刚失业的汽车工人，对着镜头愤怒地控诉：“是他们抢走了我的工作！” 他手指的方向，可能是墨西哥，可能是中国。旁边，一位正在竞选的政客，拍着胸脯向他承诺：“请相信我，我会把工作岗位从他们手里夺回来！我们要对他们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个场景，在过去几十年的西方世界，反复上演。它构成了保护主义最强大、最能煽动民意的理由——保护本国工人的饭碗，保护我们优越的生活水平，免受“外国廉价劳工”的冲击。
这种说法听起来是如此地合情合理，充满了道德上的正义感。谁能忍心去指责一个想要保住自己工作的失业工人呢？
然而，米塞斯，这位从不向“温情脉脉的谬误”妥协的思想家，却用冰冷的经济学逻辑，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反转剧”。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凶手”。
那么，杀死铁锈带工人饭碗的，到底是谁？
请我们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失业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在任何一个自由市场上，包括劳动力市场，价格（在这里就是“工资”）都有一个自动调节供需的功能。如果想找工作的人（供给）多了，而企业需要的岗位（需求）少了，工资就会有下降的压力。工资下降后，一方面，一些人觉得不划算，可能会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觉得用人成本低了，愿意多雇一些人。最终，工资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个点上，所有愿意接受这个工资水平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所以，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上，长期的、大规模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结构性的现象（比如某个行业被新技术淘汰了，工人需要时间去学习新技能、寻找新工作）。
那么，我们现实中看到的长期、大量的失-业（比如欧洲某些国家常年高达10%以上的青年失业率），又是怎么回事呢？
长期失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工资被一种人为的力量，强行推高到了市场均衡水平之上。
这种“人为的力量”是什么？
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政府规定，企业雇人，最低必须支付某个数额的工资。如果某个低技能工人的实际生产力只值8美元/小时，而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是15美元/小时，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企业主会雇用他。他就被人为地“定价”到失业大军里去了。
强大的工会势力：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和罢工威胁，为会员争取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这当然对工会内部的“幸运儿”是好事，但代价是什么？是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敢再多招新人，甚至会把工厂搬到工会势力没那么强大的地方去。工会会员的“铁饭碗”，是用无数非工会成员的“没饭碗”换来的。
僵化的劳动法规：各种“解雇保护”条款，让企业开除一个不合格的员工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其结果就是，企业在招人时会变得无比谨慎，宁愿让现有员工拼命加班，也不愿多招一个“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新人。
看清楚了吗？导致失业的真正元凶，不是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这些来自国内的、善意却致命的政府干预和制度障碍！
外国的竞争，或者说全球市场，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只是帮助决定那个“市场均衡工资”的水平到底在哪里。一个美国的汽车工人，他的生产效率可能确实比墨西哥工人高，所以他的均衡工资也理应更高。但这个“更高”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高到脱离全球市场的地心引力。
而那些政客和工会领袖们，恰恰是把这个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他们利用工人们的愤怒，将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邪恶的”外国资本家和“被剥削的”外国廉C价劳工。他们开出的药方——贸易保护主义，就更是错得离谱。
这就像一个医生，病人明明是得了肝癌，他却诊断为皮肤过敏，然后给病人开了一堆治瘙痒的药膏。这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耽误真正的治疗，让癌细胞扩散。
贸易壁垒这剂“药膏”，不但治不了失业，还会带来两个致命的副作用：
它让本国消费者（包括那些失业工人自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去购买质量更差的本国商品，所有人的实际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它让本国需要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企业（比如波音公司），成本大幅上升，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从而导致更多人失业。
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死循环。
然而，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揭露了这群人的“蠢”。接下来，米塞斯将要揭露他们的“坏”。他指出了这些西方高福利国家一种令人作呕的双重伪善。
当他们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时，他们义正词严地高喊：“不行！你们这是‘社会倾销’！你们的劳工没有我们这么好的福利，你们的环保没有我们这么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用关税壁垒把你们的‘不公平’商品挡在门外！”
——简而言之：我们不想要你们的货。
而当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因为贫困，想要移民到这些高福利国家，去寻找一份哪怕是洗盘子、扫大街的工作时，他们又会换上一副嘴脸，惊恐地叫道：“不行！你们会拉低我们的工资水平，会抢走我们底层民众的工作，会冲击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 于是，他们筑起了高高的移民壁垒。
——简而言之：我们也不想要你们的人。
这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伪善！
他们想要把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金融服务、文化产品卖到全世界，但既不愿意买你的东西，也不愿意让你的人过来和他们平等竞争。他们希望永远维持自己在一个封闭的、受保护的特权俱乐部里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同时又把造成这种特权代价的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充满威胁和不公的黑暗森林。
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米塞斯写道：“它们在维持本国生活水平的努力中，对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施加了压力……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量的下降。”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输了的游戏。富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商输了，穷国的民众更是输得一无所有。他们被永远地困在了那个贫穷的、内卷的“圈”里，向上流动的两条最重要的通道——商品输出和劳务输出——都被堵得死死的。
而这种封堵，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当今世界一切国际冲突的真正根源。
六）移民壁垒才是国际冲突的真正根源
在米塞斯所有的论述中，这一章的观点，可能是最具颠覆性、最“政治不正确”，也最被今天的世界主流舆论所刻意回避的。
当我们今天谈论“国际冲突”时，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
是争夺石油和自然资源吗？是关于领土主权的纠纷吗？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吗？是所谓“文明的冲突”吗？
米塞斯告诉我们：都不是。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国家之间最核心、最严重、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移民壁垒。
他斩钉截铁地写道：“经济利益的国际冲突正是源于这一事实。” 哪个事实？就是“一些国家成功地使得本国公民的工资更高，但这却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公民为代价。”
让我们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点，翻译成更直白的语言：
一个美国的水管工，之所以能拿到比一个同样能干的墨西哥水管工高出数倍的工资，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更聪明或者更勤奋，也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神秘的文化优势，而仅仅是因为一道墙、一张签证，阻止了那个墨西哥水管工进入美国市场，与他进行自由竞争。
美国和英国殖民地（今天可以换成所有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是东欧、中欧、南欧、印度和日本（今天可以换成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低生活水平的必然结果。
这句话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让很多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它所揭示的，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经济学真相。地球上的资源和资本禀赋是不均匀的。有些地方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如北美、澳大利亚），有些地方则贫瘠拥挤。如果劳动力可以像资本和商品一样自由流动，那么人们自然会从生产条件差的地方，流向生产条件好的地方，直到各地的工资水平（考虑到生活成本后）大致拉平。
但是，发达国家通过严格的移民限制，人为地切断了这个拉平的过程。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工资堡垒”，堡垒内部的人享受着因劳动力稀缺而带来的高收入，而堡垒外的人，则被迫挤在资源更贫乏的土地上，进行着残酷的“内卷”竞争。
米塞斯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是对全球资源的巨大浪费。“结果，他们的领土上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一直荒置，而其他国家更为贫瘠的土地却不得不被耕种。”
今天，这个场景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
一边，是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严重短缺，整个社会暮气沉沉，养老金体系摇摇欲坠。
另一边，是印度、非洲、东南亚这些地区，拥有着数以十亿计的、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劳动力。他们被困在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个微薄的职位争得头破血流。
一边是土地和资本在等人，另一边是人在等土地和资本。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就是那道越来越高、越来越厚的移民之墙。
这道墙，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等、最主要的矛盾、以及所有冲突的最终策源地。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所有国际争端——贸易失衡、产业竞争、汇率战争、地缘政治对抗——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这个根本矛盾所派生出来的症状而已。
如果人可以自由流动，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还会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吗？不会。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产业极具竞争力时，它会吸引大量外国工人前来工作，这会推高本地的工资和消费，从而自动增加进口，使贸易趋于平衡。
还会存在“外国廉价劳工抢饭碗”的说法吗？不会。因为当移民进入后，他们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他们需要租房、吃饭、购物、娱乐，会创造出大量新的服务业岗位，整个经济的蛋糕都会被做大。
还会存在如此尖锐的地缘政治对抗吗？可能会缓和很多。因为当各国人民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发动战争的成本和阻力都会大得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直指问题核心的“房间里的大象”，却被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心照不宣地集体无视了。米塞斯在80多年前就精准地分析了这种“集体沉默”背后的原因：
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愿谈。因为移民壁垒这个事实，彻底粉碎了他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虚假神话。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如工会成员），恰恰是剥削和排斥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主力军。他们是现有不平等体系的受益者和坚定捍卫者。所谓“现代帝国主义”，其最核心的上层建筑，正是富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特权，而对穷国无产阶级建立的这道“隔离墙”。
右派的民族主义者们不愿谈。他们的哲学就是要“富国强兵”，要的是人越多越好，怎么可能鼓励自己的同胞移民出去呢？他们为本国“无生存空间的人”提供的解决方案，不是和平的移民，而是暴力的征服——去抢占别人的“生存空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这条路线的终极代表。
中间派的“国际主义”知识分子们也不愿深谈。 米塞斯敏锐地指出，这些和平与合作的倡导者，大多同情本国的工会。而工会，恰恰是移民壁垒最坚定的支持者。这种内在的矛盾，让他们在面对这个核心问题时，常常陷入语焉不详和自我审查。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今天的国际舆论，铺天盖地地讨论气候变化、讨论人权、讨论贸易规则，甚至讨论“太空垃圾”的问题。但对于这个造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隔离和机会不平等的移民壁垒问题，却总是小心翼翼，浅尝辄止。
我们宁愿去争论那些派生出来的、细枝末节的“果”，也绝不愿意去触碰那个深埋在地下的、最根本的“因”。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哀和虚伪。
而当这道墙叠加了另一道墙——资本流动的壁垒时，情况就变得更加绝望了。人过不去，钱也过不去。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既无法走向资本，也无法让资本走向他们。他们被双重锁定在了那个“贫穷的陷阱”里。
理解了这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今世界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愤怒、绝望和冲突，到底从何而来。也才能理解，为什么米塞斯会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关于世界和平与持久繁荣的讨论，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梦呓。
七）货币的武器化
在国际劳动分工这台精密复杂的机器中，如果说专业化生产是齿轮，自由贸易是传送带，那么，稳定可靠的货币，就是让整台机器得以顺畅运转的润滑油。
货币的功能，是让超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复杂交易成为可能。它使得“三角贸易”乃至多角贸易得以发生：我可以把我的产品卖给最需要它的德国人，换取他们都接受的货币（比如黄金或美元），然后再用这个货币，去向最擅长生产咖啡的巴西人购买我需要的东西。没有一个可靠的、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全球贸易的规模和复杂度将倒退回中世纪的水平。
然而，在米塞斯的时代，以及我们今天的时代，这层至关重要的“润滑油”，正在被人为地抽干，甚至被当成武器来使用。
米塞斯首先批判了一种古老而顽固的谬论，即所谓的“外汇短缺论”。
很多国家的政府总是抱怨：“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不够了，所以必须限制进口，把宝贵的外汇用在刀刃上！” 这种说法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中国的一些政策讨论中，仍然不绝于耳。
米塞斯用最基础的货币银行学原理，就轻松地戳穿了这个谎言。他指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外汇基金”。外汇储备就像一个水池，每天都有流入（出口、投资）和流出（进口、偿债）。只要你遵循健全的货币政策，这个水池的水位就会自动达到平衡。
如果你实行金本位或与黄金挂钩的稳健货币，当进口大于出口，黄金（外汇）流出时，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就会收缩，导致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后，你的出口商品就更有竞争力，而进口商品则显得更贵，于是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外汇储备又会回流，恢复平衡。
如果你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拼命印钱，那么你的货币当然会对外贬值。但这也不是世界末日，只要你允许汇率自由浮动，让市场来为你的货币定价，平衡同样会自动实现。比如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那么美国商品对中国人来说就变贵了，大家自然会少买；而中国商品对美国人来说变便宜了，他们就会多买。一里一外，国际收支依然会趋于平衡。
那么，所谓的“外汇短缺”到底是怎么来的？
米塞斯一针见血：外汇短缺，永远是、且只可能是政府试图用行政命令，强行将本国货币的价格（汇率）定得高于其市场真实价格的结果。
这就像政府规定，一斤猪肉的市场价明明是20元，但它非要用法律强制规定只能卖10元。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必然是市场上再也买不到猪肉了，出现了“猪肉短缺”。这不是因为猪真的少了，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以10元的价格卖给你。
外汇管制也是同理。当一个政府规定美元的官方兑换价是1:6，而黑市上已经是1:7时，就等于在对所有的出口商征收一笔隐形的税。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被迫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中央银行，他们当然就没有出口的动力了。出口减少，央行能收到的外汇自然就越来越少，于是“短缺”就发生了。
所以，用限制进口、管制外汇的办法去解决“外汇短缺”，是彻头彻尾的缘木求鱼。病根是政府对货币和汇率的干预，而它却试图通过进一步干预贸易来“治病”，结果只会让整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全面萎缩。
米塞斯在1938年的这番论述，仿佛就是为今天量身定做的。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比他那个时代要凶险百倍。
如果说，当年的政府干预还只是出于一些错误的经济观念，那么今天的干预，已经上升到了地缘斗争的最高战略层面。货币和金融，已经从国际贸易的润滑剂，彻底沦为了大国博弈的“核武器”。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俄乌冲突后西方的金融制裁。那次事件，标志着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它以最极端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
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础之上的全球金融体系，并非一个中立的、服务于所有人的公共基础设施。它是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带有强烈主权色彩的武器系统。
这个武器系统的杀伤力，远超航母和导弹。它可以不动一兵一卒，就瞬间瘫痪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种“货币的武器化”，对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破坏是釜底抽薪式的。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我们正在亲眼目睹，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将愈演愈烈。
信任体系面临崩溃。所有对美国现有国际地位抱有疑虑或构成潜在挑战的国家，都无法再信任将自己的国家财富以美元的形式储存在海外。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元作为全球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为了规避被“一键清零”的风险，各国必然会加速寻求替代方案。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金融世界，正在向一个由美元区、人民币区、甚至其他货币集团（如金砖货币）并存的“多极世界”演变。
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跨国交易将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过去通过SWIFT系统一秒钟就能完成的支付，未来可能需要通过复杂的、低效的双边清算，甚至是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进行。这等于是在全球贸易的血管里，注入了大量的“血栓”。
塞斯曾盛赞金本位是“三角贸易的最好的甚至是惟一实际的解决方案”。他悲观地指出，金本位的崩溃，不是因为它自身有缺陷，而是因为“政府不希望它的机制再起作用”。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美元本位”的信任基础，同样因为“政府不希望它再中立地起作用”，而走向瓦解。当作为全球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备核心的美元，其信用开始动摇时，整个国际分工的大厦，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那根承重柱。
这，就是通往解体的末路。
八）干预主义的癌变
至此，我们已经跟随米塞斯的脚步，解剖了驱动全球分工解体的种种理由：国家威望、战争安全、保护工资、移民壁垒、货币武器化……
在文章的最后，米塞斯做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总结，将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现象，串联到了同一个思想根源上。
他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在对外关系上采取贸易保护、排斥移民、管制货币的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国内政策，早已被一种思想病毒所感染。这个病毒，就叫做“政府干预主义”。
干预主义的信条是：自由市场是盲目的、残酷的，会造成各种“失灵”，因此，一个强大而有为的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干预来纠正这些“失灵”，领导和规划经济，保护弱者，实现比市场自发秩序“更好”的结果。
这种思想一旦占据主导，我们就会在国内看到：
政府为了“保护”小零售商的利益，而去限制大型超市和电商的发展。
政府为了“保护”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而去打压网约车。
政府为了“保护”落后企业不破产，强迫整个行业“去产能”，而不是让市场来淘汰低效的生产者。
政府用各种补贴和产业政策，去扶持它认为“有前途”的行业，哪怕这些行业根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米塞斯一生的学术工作，都在致力于证明：这种干预主义的逻辑，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因为它破坏了价格信号和企业家的计算能力），在结果上是灾难性的（它必然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贫困）。
而一个习惯了在国内用干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政府，当它把目光投向国际时，它会怎么做？
它必然会把同样的干预主义逻辑，延伸到国界之外。
在国内，它“保护”低效率的本国生产者免受高效率的本国生产者竞争；在国际上，它就“保护”所有本国生产者免受外国生产者的竞争。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对内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延伸。
在国内，它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工资水平、决定哪些企业可以生存；在国际上，它就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汇率、决定哪些商品可以进出口。
在国内，它将经济问题（如失业）归咎于某个“不道德”的群体（如“贪婪的资本家”）；在国际上，它就将同样的问题归咎于“不公平”的外国人。
看，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国际劳动分工的解体，其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对市场逻辑的普遍不信任，和对政府权力的普遍迷信。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包括精英和民众，都认为“政府应该为我们搞定一切”时，全球化的死亡，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因为全球化，本质上是市场自发秩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它要求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是充当一个维护产权、执行合同的“守夜人”。而当“守夜人”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全能保姆”，甚至是要亲自下场比赛的“运动员”时，那个开放、自由的全球市场，必然会被一个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封闭的“管制庄园”所取代。
只要这种干预主义的思潮不发生逆转，任何技术层面的“全球治理”、任何呼吁合作的国际会议，都将是徒劳的。因为每个国家的代表，脑子里装的都是同一套“管制、保护、干预”的思维模式，他们坐在一起，唯一能达成的共识，只能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彼此的干预行为而已，绝不可能是回到真正的自由贸易。
结语：告别黄金时代，我们如何穿越危机？
借助米塞斯在1938年写下的那篇如神谕般的文章，我们重新审视了我们这个正在“解体”的世界。我们发现，今天所有推动“逆全球化”的力量——对全产业链的迷思、对国家安全的无限滥用、对外国竞争的错误归因、对移民的恐惧、对货币的武器化——其内核，都与80多年前并无二致。
我们必须得出一个令人沮丧但清醒的结论：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错误观念驱动的、自我实现的“解体”过程中。这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系列灾难性政治选择的必然后果。
那个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孤立、更冲突、也更贫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供应链会变得更脆弱，物价会变得更昂贵，创新的速度会放缓，而国家之间因为利益冲突而擦枪走火的风险，则会急剧升高。
前路在何方？
米塞斯在文末给出了他的答案：“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会议，而是精神状态的根本改变。”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观念启蒙”。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到那些被遗忘了的、朴素而坚实的古典自由主义智慧：
贸易不是战争，而是合作共赢。别人卖给你便宜好用的东西，不是在剥削你，而是在解放你的生产力，让你能专注于做你更擅长的事。
真正的国家安全，源于经济的繁荣和开放，而非封闭和自给自足。一个深度融入世界网络的国家，远比一个孤家寡人更难被攻击。
和平与繁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石，是尊重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的制度。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样一场“精神状态的改变”，在短期内是极难发生的。人性中的部落主义本能、对简单替罪羊的渴望、以及对权力干预的迷信，似乎总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占据上风。
那么，对于身处时代浪潮中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理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意义重大。
因为它能让你获得一种清醒的认知。当媒体和政客们用各种宏大叙事和激昂口号，来为你描绘一幅幅虚假的图景时，你能穿透迷雾，看清其背后真实的经济逻辑和利益动机。
这种认知，能帮助你为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在一个日益孤立和充满风险的世界里，你需要重新评估你的资产配置，思考如何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你需要更加珍视那些还能连接世界的渠道和技能，比如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价值的专业能力。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保持独立的思考，不被集体性的狂热所吞噬。你要理解，通往繁荣的道路，永远是开放、合作与交换，而通往贫穷和奴役的道路，则总是铺满了“爱国”、“安全”、“自主”这些动听的砖石。
米塞斯是一位理性的悲观主义者。他在1938年写下这篇文章时，对未来并不抱幻想。他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已经无可避免。但他依然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只要真理还在，思想的火种还在，那么在漫长的黑夜过后，就总有迎来黎明的希望。
今天，我们同样身处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告别黄金时代，或许是痛苦的。但穿越危机最好的方式，不是闭上眼睛假装一切都好，而是睁开眼睛，看清世界的真相，然后，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