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二百年前就论证了，在市场中，人人自利，但却惠及所有人。

米塞斯也说，市场中所有人的利益从长远来说是一致的是和谐的。

但斯密和米塞斯都有一个认知，那就是他们认为政府存在是必要的，但要削减其权力，也就是最小政府理论。

比如职能限定在某一范围之中。

最小政府理论下，政府人员依然不在市场之中，因此，他们自利之举动，并不能与市场中人们的自利行为一样，形成与所有人和谐一致的共同利益。

原因很简单，政治行动的逻辑与市场行动的逻辑不一样。

政治行动，没有价格作为指引，没有利润作为动机，他就不是市场行动，因此，无法产生市场一样的效果。

但是，政治人一样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的行动总有目的，总是自利的。

我们就来做一个思想试验。

假设一个政府极小，小到他只负责国家边境的保护，那么，会发生什么？

假设你是负责这个边境保护的最高负责人，你的利益是什么？

大多数这样的人，他们的利益就是更多的预算，更多的手下，你可以在权力和收入上面取得双丰收。

即使只追求政治声望，也要增加预算，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那你要怎么达成这个目标，那就是夸大外部敌人的危险，夸大国家安全的风险，你的最高目标是，将所有国民的钱，99%用来保护国家安全，1%用于他们自己消费，这时你的利益才能达到最高。

怎么做到？

那就需要制造敌人，这时，你会需要民族主义思想，这是制造外部敌人的好手段。

你还需要夸大潜在敌人的风险，甚至预判二十年后，本国将面临某一种威胁。

你还需要告诉民众必须投入巨资，研究面向未来的武器，哪怕当下有足够的武力保护本国安全，也要未雨绸缪。

你甚至需要制造冲突，说对方就是邪恶的敌人，今天他已经磨刀霍霍了，我们要先动手为强。

甚至那些正在研发武器的某国，他们也有可能将来打我们，我们应该打掉他们，等等，他们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国防预算不断增加。

如果一国陷入战火之中，那所有的民众都将害怕，为了防止这种风险，那么缺衣少吃的痛苦都可以容忍。

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合法化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无论其初始规模如何微小，都具有不可抑制的扩张冲动。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政府与私人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通过强制征税来获得收入，而不是通过自愿交换。

这种强制性质使得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结构与市场参与者完全不同。

市场中的企业家必须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来获得利润，任何浪费和低效都会直接影响其收益。

但政府官员却可以通过扩大权力和预算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而成本由全体纳税人承担。

让我们继续前面的思想实验。

这个"最小政府"的国防部长不仅有动机夸大外部威胁，他还有能力这样做。

因为他垄断了关于国家安全信息的解释权，普通民众无法独立验证其言论的真实性。

当他声称某个邻国正在秘密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民众只能选择相信或不信，但不相信的风险太大——万一是真的呢？

拿包洗衣粉，就能干这种事了。

因为，政府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信息垄断。

国防部门拥有情报机构，它们声称掌握着普通民众无法获得的机密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制造恐慌提供了完美的工具。

国防部长可以定期发布"机密报告"，声称发现了新的威胁。

他可以说："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敌国正在开发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武器，预计三年内就会部署完成。"

当民众质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时，他可以回答："这涉及国家机密，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信息垄断使得政府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验证的情况下，不断制造新的威胁。

每当旧的威胁被证明是夸大的或不存在的时候，新的威胁又会及时出现。

这正是政府权力扩张的典型模式：通过制造危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的思想实验还没有结束。

这个"最小政府"的国防部长很快就会发现，仅仅防范外部威胁是不够的。真正的威胁可能来自内部——那些不支持增加国防预算的人，那些质疑政府判断的人，那些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的人。

于是，他开始论证需要建立内政安全部门。

他会说："外部敌人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的渗透能力。他们会收买我们的公民，让他们传播有害信息，削弱我们的防御意志。为了真正保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监控那些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人。"

这样，一个原本只负责边境保护的"最小政府"开始监控自己的公民。

它需要建立情报网络，需要审查媒体，需要控制信息流动。

这种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府一旦拥有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将这种权力用于任何它认为"必要"的地方。

中情局一样得让谷歌交信息给他。

随着时间推移，国防部长还会发现另一个问题：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如果国民经济崩溃，还谈什么国防？

因此，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确保重要资源优先用于国防建设。

制造业大量外逃？军舰没有人造了，那不行，得用关税逼制造业回流。

他开始论证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可以被定义为'准战争状态'，我们虽然还没有开火，但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让市场自由运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确保钢铁优先用于军工生产，而不是制造汽车；我们必须确保最优秀的科学家投身国防研究，而不是浪费在商业发明上。"

于是，价格管制开始了，生产配额开始了，资源分配开始了。

一旦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的任何一个环节，它就必然会干预更多环节，因为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局部的干预都会产生意外后果，而这些后果又需要新的干预来纠正。

为了维持这种不断扩张的权力，我们的"最小政府"还需要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

单纯的暴力是无法长期维持统治的，政府必须让被统治者相信其统治的合法性。

在我们的例子中，国防部长开始塑造一套"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他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

真正的爱国者支持增加国防预算，真正的爱国者不质疑政府的安全判断，真正的爱国者愿意为国家安全牺牲个人利益。

所以军事预算增加到一万亿美元，必须告诉民众，爱国者们必须接受。

相反，那些反对增加军费的人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那些质疑政府判断的人被暗示为"敌国间谍"，那些坚持个人权利的人被指控为"自私自利"。

这套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系统传播。

政府开始要求学校教授"国防教育"，强调外部威胁的现实性和政府保护的必要性。媒体也被要求配合，那些不配合的媒体被指控为"不负责任"甚至"叛国"。

政府权力的扩张会创造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有强烈的动机维护和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

在我们的例子中，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创造了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

军工企业发现，与政府官员的利益完全一致：政府需要夸大威胁来增加预算，而军工企业需要更多订单来获得利润。

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形成了。军工企业开始资助智库，发布研究报告"证明"威胁的真实性；它们游说国会议员，强调国防投入的重要性；它们甚至资助媒体，传播有利于增加军费的观点。

这个利益联盟的力量是巨大的。

当偶尔有人质疑过度的军费开支时，整个联盟都会行动起来。军工企业会威胁撤资，造成失业；政府官员会警告国家安全风险；媒体会质疑质疑者的动机。

在这种压力下，很少有政治家敢于坚持削减军费的立场。

官僚机构具有自我增殖的天然倾向。

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最初只有几个人的边境保护部门很快就发展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一战前的美国国防部门，仅有数百人，现在呢？

然后，这些助手又需要自己的助手。情报收集需要专门的部门，威胁评估需要专门的专家，对外联络需要专门的外交官，内部安全需要专门的调查员，公共关系需要专门的宣传员，后勤保障需要专门的管理员……

武器要生产，要外包给联邦军事承包商，后勤运输，这些都要承包商做，甚至全球驻军，都要雇佣大量的承包商。

还要列出各门类武器的开发计划，分包给承包商们。

每个新的部门一旦建立，就会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

情报部门会不断发现新的情报需求，威胁评估专家会不断发现新的威胁类型，外交官会不断发现新的外交危机，调查员会不断发现新的内部威胁……

更重要的是，每个官僚都有扩大自己部门的动机，因为部门越大，自己的地位和收入就越高。

在没有市场竞争和利润约束的情况下，这种扩张是没有自然限制的。

有人可能会问：在民主制度下，民众不是可以通过选举来限制政府权力吗？

民主制度并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扩张，反而可能会加剧这种扩张。

当选举来临时，在位的政治家有什么动机？

他们当然希望连任。

那么什么是最有效的连任策略？就是向选民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领导者"，能够保护国家安全。

于是，他们有动机进一步夸大威胁，进一步增加军费，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

而挑战者呢？他们要想获胜，就必须证明自己比在位者更能保护国家安全。

于是，政治竞争变成了谁更"强硬"的竞争，而不是谁更能限制政府权力的竞争。

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控制了信息渠道和教育系统，大多数选民已经被说服相信政府保护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主张削减政府权力的候选人都会被视为"危险的极端分子"，不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

那么宪法约束呢？许多最小政府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法来限制政府权力。

宪法只是一纸文书，而解释宪法的是政府自己的法院。

当有人质疑政府的某些行为违宪时，政府可以通过其控制的法院来重新解释宪法。

法官们会说："宪法确实保障个人权利，但国家安全是更高的价值。在当前的威胁环境下，某些权利的暂时限制是必要的和合宪的。"

这样的判例，在美国有无数件。

更进一步，政府还可以通过修宪来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这样的修宪很容易获得通过。人们会说："为了国家的生存，我们必须给政府更大的权力。"

指望政府自我约束是不现实的。这就像指望狼来保护羊群一样荒谬。政府官员是人，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限制政府权力是直接冲突的。

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权力扩张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国防部长很快就会发现技术的巨大潜力。

比如监控技术。他会论证："现代威胁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传统的防御手段已经不够。我们必须利用最先进的监控技术来及时发现威胁。"

于是，摄像头网络建立了，通讯监听系统建立了，数据挖掘系统建立了。政府声称这些技术只用于防范外部威胁，但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可以用来监控"内部威胁"。

欧盟国家领导人的通话都要记录，盟友也有可能背叛我们，监听全球成为了安全上毫无疏漏的必要手段。

在全球化时代，"最小政府"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扩权借口：国际竞争。

国防部长会指出："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在扩大权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在竞争中落后。看看某某国，他们的政府可以集中全国资源进行重大项目建设，效率多高！而我们还在为是否应该增加一点预算而争论不休。"

这种"竞争压力"为政府权力扩张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理由。

人们会想：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有强大的权力，而我们的政府很弱小，那我们岂不是要吃亏？于是，原本支持小政府的人也开始支持扩大政府权力，理由是"不得不如此"。

这实际上是一种向最坏标准看齐的竞赛。

如果所有国家都用这种逻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世界的政府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人民的自由越来越少。

当和平时期太长，人们开始质疑庞大的国防开支时，这个政府就需要制造或利用危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可能是一场"网络攻击"（很难验证真实性），一起"恐怖袭击"（恰好证明了监控的必要性），或者一次"外交危机"（恰好需要强硬回应）。

历史表明，许多重大的政府权力扩张都是在危机时期发生的。

而且，这些在危机时期获得的"临时"权力往往在危机过去后也不会被归还。政府总是能找到新的理由来维持这些权力。

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一次"危机"都会成为进一步扩权的机会。

网络攻击证明了需要更严格的网络监管，恐怖袭击证明了需要更全面的监控，外交危机证明了需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且，政府还会利用这些危机来打击反对者，声称在"国家危机"面前，任何质疑政府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叛国"的。

甚至他们主动发动战争，最后面临反击，又开始全民动员，然后将全民的生命当作税收，征上战场，以达成军事管理官僚利益增加之目的。

只是最小政府税收就低吗？征命了，税收还叫低？

当然，战时，还可以征收一切企业，将市场全部扔一边。

这时，恭喜你，你已经达成目标，将一国国民99%的财产，甚至人力资本都用于战争消费掉了。

这时，尽管你是一个职能上只有边境保护的小政府，但你却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剥夺民众太多了，甚至远超过很多职能很多，但总剥夺更少的所谓大政府。

通过这个详细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政府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无论政府的初始规模多么微小，职能多么有限，它都具有不可抑制的扩张冲动。

这种扩张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政府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政府是一个垄断暴力的机构，它的收入来源于强制征税而非自愿交换，它面临的激励结构与市场参与者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必然导致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

更重要的是，这种扩张往往以"保护人民"的名义进行，这使得它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

人们很难反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应对危机"这样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往往是虚构的或夸大的。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保护个人自由和维护市场秩序，我们就不能幻想存在一个"善良的"、"有限的"政府。

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小"的状态。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限制政府，而是用市场机制来替代政府功能。

这个看似极端的结论实际上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承认斯密和米塞斯关于市场机制优越性的论证，如果我们承认政治行动与市场行动的根本区别，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论：即使是最小的政府，也会因为其内在的激励结构而不断扩张，最终成为自由和繁荣的威胁。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那些曾经被设计为"有限政府"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政府权力的巨大扩张。

美国的建国者们设计了精巧的制衡机制来限制政府权力，但今天的美国政府与两百年前相比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