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的两种命运——猎手和猎物
常见的韩剧叙事是这样的，腐败的三星老爷为了保住家业，跑去贿赂总统的闺蜜。
这是事实，韩国财阀向政客行贿的事件多的是。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
你看完之后会问，如果财阀真那么真那么能耐，为什么他需要贿赂政客？
这个悖论的答案，就藏在我们今天要讲的两个阶段里。
第一阶段是特权大礼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朴正熙通过军政府上台，把市场准入、信贷资源全部垄断在政府手中。在当时的韩国，如果你没有政府颁发的行业经营许可证，你连厂都开不起来；如果你不在政府的五年计划清单上，银行一分钱都不会贷给你。
所以财阀是怎么起家的？不是正常的，而是韩国政府大搞产业政策的结果。
当时的情况是，韩国政府说，三星，你来做化肥；现代，你去修高速公路；LG，你搞石油化工。政府把他们选中的财阀拽到权力的VIP通道里，插队发家。这让财阀的第一桶金不是市场给的，是权力发的。
第二阶段是权力的反向勒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财阀变得越来越大，但讽刺的事情出现了，国家开始反过来利用这庞大的管制体系，去勒索财阀。
是的，你没看错，在韩国的剧本里，财阀不是卡住国家喉咙的那只手，恰恰相反，财阀被国家的密集管制网卡得死死的。
想要申请免税店牌照？麻烦给某个基金会捐点钱。想要推动子公司的战略合并？麻烦给总统的闺蜜留个后门。
当国家手握无数可以随时收紧和松开的缰绳时，财阀的每一个毛孔都被国家牢牢把控着，财阀从这一刻起，不再是猎手，而是猎物。
李在镕、郑梦九、辛东彬等人的行贿或逃避税案，本质上不是富人太贪婪或太子太嚣张，而是，在一个由无数铁笼构成的韩国经济中，这是他们为了自由呼吸空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是囚徒，不是在行贿，而是在上贡，在购买呼吸权！
第一章，五巨头的诞生
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5月16日。
这一天，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李承晚政府。上台后的朴正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1960年代初，韩国的人均GDP还不到100美元，整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于朝鲜，大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朴正熙这个人的理念非常直接，要用国家权力强行制造出一批企业家来。在1961年上台后的一个月，朴氏政权就通过了《处理非法财富积累法》，高调逮捕了一批李承晚时代的富商，其中包括LG集团的创始人具仁会等十几个人。
朴正熙先恐吓，再逼他们提交承诺书，把资产交给国家指定归属，然后如何？只此一条路，如果想继续经营，乖乖按照政府的产业规划行事。
他的逻辑很简单，我要的不是小作坊，我要的是能跟西方大公司对抗的超大型企业。那怎么实现？靠政府，把资源集中、特权集中、政策集中，交给少数企业。
从此，一条VIP特权通道开始在韩国经济的层面上建立起来。
整个扶植模式分三路推进，
第一路，叫行业许可证的垄断分配。
朴正熙政府选定了化肥、水泥、化工、石油、纺织等行业作为工业化的领头羊，然后做了一个关键决定，政府声称出于规模经济效益的考虑，只向少数大公司发放行业经营许可证。
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是三星、现代、LG、大宇或SK五巨头中的一员，你连进入这些行业的资格都没有。这不是市场竞争，这是权力赋予的特权，政府亲手为财阀建造了壁垒，把后来者全部挡在了门外。
第二路，叫政策性贷款的洪水。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政府几乎控制了全部银行，银行贷款给谁由政府说了算，而非由市场决定。
政府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和信用担保，鼓励发展重工业。70年代韩国企业借款成本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几乎为负值，政策性贷款利率更是低于一般银行贷款。
受扶持的财阀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阀借的不是钱，是用低利率印钞机的钱，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第三路，叫贸易保护的围墙。
朴正熙上台时，韩国的发展战略是吸引外资，但为了保护这些财阀，国家将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并限制外商投资，将国内产业与外部竞争隔离开来。
通过关税、配额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政府有效地屏蔽了外国竞争者，为财阀创造了避风港。这就好比说，在自由竞争的标准竞技赛道上，财阀的车没有加油站也不用怕，他们有政府专门修的专属通道。
那哪些企业拿到了这些特权？三星、现代、LG、大宇、SK，五巨头各显神通，但都是在权力的光环下长大的。
三星是五巨头中起点最高的。
创始人李秉喆的生意在朝鲜摆脱日本殖民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和李承晚政权的亲密关系。李秉喆凭借与韩国时任总统李承晚的亲密关系，获得朝鲜战争的特惠经营，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美国向韩国提供了21.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趁势而上，大量物资运输让三星获利丰厚。
成立仅一年，三星物产就盈利1.2亿韩元，在当年韩国543家注册贸易公司中排名第七位；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时，李秉喆的总资产就高达60亿韩元，堪称富可敌国。
朴正熙上台后，三星继续是特权顺位的第一。
李秉喆用与总统的私交，换取了一个又一个行业许可，从化肥、化工到电子、船舶，三星如滚雪球般扩张，朴正熙政府也乐于看到三星成为韩国出口的一面旗帜。
现代汽车的掌门人郑周永走的是另一条路，但同样离不开权力的加持。
郑周永最初是做建筑起家的，朴正熙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郑周永接手的正是政府发包的高速公路项目。
作为回报，政府给予现代大量低息贷款和关税减免。朴正熙奖励那些大多实现了他愿望的财团，内部人士透露，郑周永做得最好，跟李秉喆并列为两大支柱，这解释了为何至今它们仍是韩国最具统治力的两大财团。
1973年《重化学工业化宣言》后，现代从建筑扩展到汽车、造船、钢铁，每一步扩张都伴随着政府的政策护航和资金支持。
SK的前身是一家小小的纺织厂。
1953年，崔钟贤在韩国战争的废墟上靠着几台纺织机器创办了鲜京织物。但真正让SK起飞的是，崔钟贤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进入了石油化工领域。
1962年，朴正熙政府加大对石油企业的支持，崔钟贤成立了一家炼油厂，鲜京炼油厂，后来以简写SK为公司命名。
从一个纺织小厂到能源巨头，SK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国家产业规划的路线上，先纺织，后石化，再进入电信和半导体领域。
SK会长崔泰源常把与政府共进退挂在嘴边，这正是特权体系的精髓，如果国家是你的提款机，你就必须跟国家保持同步心跳。
LG集团的创始人具仁会经历了一个更戏剧化的权力洗礼。
在朴正熙政变上台后，具仁会是被逮捕的富商之一，遭到了彻底威慑。
但接下来，朴正熙看中了具仁会在日据时代打下的化学和电子工业基础。
于是，命运翻转，从政府的压迫对象，变为了政府的扶持对象。
在1970年代，朴正熙推动工业化进程，LG集团得以将经营范围扩张到了重工业和石油化工业。LG从化学起家，到电子消费品的转型，再到电信、能源，这是政府规划的路线，不是市场竞争的选择。
大宇集团是财阀五巨头中最晚发迹的，但它也是最赤裸裸地靠私人关系起飞的。金宇中，大宇集团的创始人，他比前面几位多了一重宝贵的资产，朴正熙曾是他父亲的学生，这成为大宇的无价资产。
1976年，朴正熙将一个连续亏损37年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当时没有人敢碰的烫手山芋，交给了金宇中。
金宇中在一年内就使企业扭亏为盈，并以工厂为基础开始造船、造汽车。到80年代末，大宇已经成长为横跨数十个行业的巨型财阀，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这种速度从哪里来？美国中情局1983年的解密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宇中的巨大成功可能得益于与朴正熙的私交。
换句话说，大宇不是从市场里长出来的，是从一段师生关系中嫁接出来的。
第二阶段：财阀沦为政客的猎物
讲完第一阶段，一个巨大的问号就砸到了我们面前，如果财阀真的是国家用行业特权喂大的，那为什么这些巨兽后来会反噬国家？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三番五次的总统特赦财阀？为什么韩国总统哪怕是民选上台，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还得拉财阀一把？
直觉给我们的故事是，财阀是国家宠坏的狮子，狮子长大后就咬了主人。这个搞反了因果关系。
真相是，财阀非但没有长大到有能力咬主人，反而越长越大，脖子上拴着的锁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紧。
这个锁链，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东西，官僚资本的丛林法则。
且看，朴正熙政府起初的确是为了效率，动用行政权力给某些行业定点输氧。
但朴正熙做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他用军事独裁的方式，系统性地瘫痪了自由市场的所有替代机制。你不找政府拿执照？你的行业直接不合法。
你不接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不给你接通。
你不去申请政府的政策性贷款？银行系统都被政府控制，你根本拿不到一分贷款。
朴正熙通过《国家安全法》打压所有反对声音，财阀的垄断是靠着无数管制和打压来维持的，但这些工具握在政府手里，也就意味着政府随时可以松开绞绳，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
于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就此上演，国家用自己制造的基础管制手段，反过来像狗链子一样拴住了财阀。
不信？我们来数一下财阀脖子上的那些锁链。
韩国政府的管制网络有多密集？多到可能连韩国自己的企业法务部都数不清。
你想扩大工厂？OK，申请土地使用许可、建筑许可、环境评估许可。你想进入新行业？行，看行业准入许可、食品医药许可、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
你想贷款买设备？别急，金融监管委员会有资本流动管制、银行信贷审查、外汇兑换审核。你想解雇一批效率低下的老员工？
且慢，你的劳动法管制给了工人及其工会极大的谈判话语权，轻易解雇几乎不可能。你想涨电价？非常抱歉，国家有最高限价令保护消费者，你不能随便调价。
在韩国，没有任何一个大企业，哪怕是三星这样资产占韩国GDP超过20%的庞然大物，能够逃脱这张管制密网。
因为这些管制本身就是政府几十年积累的权力武器库。当一个财阀需要同时面对涉及环保部、国土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平交易委员会、金融监督院、国税厅、检察厅等十几个政府机关的百种例行检查和几十种审核审批时，你告诉我，它是猎人，还是猎物？当然是猎物。
所以当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临，韩国财阀濒临崩塌时，韩国政府不得不接手重组财阀。
但是关键来了，2000年代以后，民主化进程和韩国高强度的产业政策，非但没有减少管制，反而在维护劳工权益、反垄断、保护小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等口号下，制造了比朴正熙时期更难挣脱的管制天网，韩国与劳工相关的法律多达40部；公平交易委员会有权随时以不公平交易为由开出上万亿韩元的巨额罚单；投资审查、资本流动管控、上市审批层层加码。
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韩国政商关系从权力扶植财阀阶段，演变成了权力勒索财阀阶段。
而权力勒索的核心手段，就是这根用管制编织的锁链。
国家对财阀既维持着补贴依存关系，用芯片法案继续给他们撒钱，又在同时挥舞着反垄断与规制的大棒，随时打在身上。
韩国财阀的每一块钱，都恨不得浸透了对政府权力的恐惧。
正是在这场恐惧下，财阀才对政府有求必应，才必须心甘情愿地跪拜在国家面前上贡。
我们要明白，没有哪个做实业的企业家是天生就喜欢犯行贿罪、挪用公款的。但是李在镕、郑梦九、辛东彬为什么都去行贿了？因为他们都掉进了一个陷阱，权力寻租的陷阱。
我们来彻底拆解财阀行贿背后的恐惧心理。
如果你打开韩国《电子时报》的官方网站，每天在工业板块，你能看到有多少上游供应商因为获得了不公平的内部交易而被公平交易委员会开出高达几千亿韩元的罚单。
2024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发现了四起大型企业集团的不公平内部交易案件，开出了总计935亿韩元的罚单，第一名Woomi Construction罚了483亿韩元。
这只是一个开头。
2021年6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以三星集团集中供餐给子公司Samsung Welstory构成不公平内部交易为由，对三星电子等5家子公司开出了总计2349亿韩元的罚单，其中三星电子1012亿韩元、三星显示器229亿韩元、三星SDI 44亿韩元、三星电机105亿韩元，获得订单的Samsung Welstory被罚960亿韩元。
对三星来讲，这就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告诉他们，如果你想维持住集团内部的产业链协同，政府随时可以罚你。
三星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026年4月23日，首尔高等法院推翻了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罚决定，裁决供餐交易不属于不公平行为。
这事的本质是什么，三星能不能有权利自己办食堂。
对三星来说，这是正义的胜利。
但这句话读起来非常可悲，一个庞大到占韩国GDP超过20%的巨型企业，居然不得不为了集团内部的子公司签一个供餐合同这种小事，动用庞大的律师团队和几十亿韩元的诉讼成本，去对抗国家的一个行政机关。
因为这种市场之外不存在任何威胁，只有政府管制这把大铡刀。
那行贿呢？李在镕行贿430亿韩元给崔顺实，不是为了享受纸醉金迷，不是为了买游艇，是为了让国家养老基金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的合并，以完成三星权力三代继承。
这个看起来疯狂的事情，在韩国的管制体系里其实非常合理化，如果你在别的国家，一家公司内部的股权继承，怎么要通过政府？
但韩国财阀的控制权继承，涉及交叉持股、金融管制、反垄断审查，全要过政府这一关。
李在镕进贡给崔顺实的433亿韩元，实质上是购买政府在合并审批上的绿灯。
他不是一开始想行贿的，他是被管的实在走投无路了。
同样的现代郑梦九案。
2006年，郑梦九被捕，被指控挪用公司1300亿韩元设立秘密基金、向政客行贿，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现代汽车要维持竞争力，要从外国引进技术和零部件，要建设新的生产设施，但每一步都需要政府的审批和协助。
在处处受到政府管制的韩国市场里，没有政界的支持，寸步难行。
所以郑梦九才敢挪用那么多秘密资金，才敢去行贿。他不是恶魔，他是韩国管制生态里，不得不弯腰走完最后一条被堵死的路的商人。
把视角从个案拓宽到整个政经系统，你会看到这个行贿换便利的游戏规模有多巨大。韩国大企业在2002年总统选举期间秘密输送了总计约500亿韩元的政治资金。仅在野党大国家党从SK、LG、三星、现代等企业秘密收取了约500亿韩元，未申报的非法政治资金竟然是合法申报金额的两倍以上。
SK集团一家的献金就高达11亿韩元。大企业为了换取政府管制减少，把几亿数十亿的钱毫无编制地投入。
这不是财阀控制国家，这是国家手里捏着管制的把柄，逼财阀来‘购买’管制时放他们一马。
财阀脖子上的管制镣铐，究竟有多沉？
2010年代之后，韩国最低工资的激进增长让大企业苦不堪言。提高工资可以，但是企业用工成本飙升，能怎么办？一部分韩国大型制造业甚至被迫出海。
关键是韩国的《劳动标准法》几乎让企业在经营状况恶化时解雇员工变得难如登天。为了改善经营，雇主必须证明存在紧迫的管理必要性，必须做出各种努力避免解雇，必须与工会进行诚信协商。
换句话说，你效率再高，市场再差，只要工会不同意，你也几乎不能大规模裁员。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韩国进一步强化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反垄断审查。所有财阀的并购、扩张几乎都需要政府审批。
而这个审批的过程，很多时候就被政客变成了权力寻租的收费站。
SK集团会长崔泰源2010年代因挪用公款入狱4年，获得特赦；SK在2003年曾卷入国际财务欺诈案、大选政治献金案。
表面上看，这是财阀犯错，国家特赦。但深层次看，崔泰源入狱出狱、特赦复权，都是在政府管制审查这个巨力的作用力下上演的戏剧，财阀借政府力量降低成本，就得给国家回报。
最惨不忍睹的，是财阀掌门人的入狱－特赦模式。
李健熙，1996年行贿罪成判2年，缓刑；2008年逃税、非法继承罪成判3年，缓刑。两次判刑，两次免坐牢。
李在镕，2017年行贿罪成判2年6个月，服刑约半年假释，后获总统尹锡悦特赦。
郑梦九，2006年挪用公款、行贿被捕，被判3年监禁，缓刑，后获总统李明博特赦。
辛东彬（乐天集团），因行贿朴槿惠崔顺实被判刑，缓刑，后获特赦。现代起亚、SK、韩华等高层的非法集资、贿赂、逃税案，一律逃不过坐牢的节奏，一律逃不过特赦的结局。
这给世界描绘了一个荒诞的画面，国家的管制和监督太密太强，你不可能完全合法经营；不可避免地，你就要闯一些雷区，踩一些钢丝。
而一旦你被抓到，判决下来了，这国家的传统就是把你特赦了，因为你是国民经济的主力，国家还指望着你的企业继续发工资，国家还指望着用你的体量招商引资。
这个戏剧的终局是荒谬的，国家自己就是财阀违规甚至犯罪的源头，而国家自己的制度又把财阀犯罪的后果，承担坐牢的义务，给免除了。
是的，这是权力的反向束缚。
财阀不自由，为了运行企业，必须和权力保持合作关系，必须违规，必须进贡。而权力一旦没收了财阀违规的代价，财阀就彻底被绑在了一条跟政府站队的战车上，再也下不来了。
正如韩国那句流传甚广的怪话，直到我们死的那天，无法摆脱财阀，然而真相是，财阀也无法摆脱权力。
今天现代、SK，三星等巨头，一次性被政府支持的工会抢劫了上千亿财产。
同时，新的劳动法案出来后，这些财阀们哪怕想把企业搬出国外，也得工人们同意，工会通过权力之手逐步在掌握韩国财阀的部分经营权。
三、结论：伟大的企业不是国家养出来的
伟大的企业是从市场里长出来的。
真正的企业家，是在没有人告诉他的情况下，发现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然后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创造价值。这个过程中，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强加干涉的自由市场。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企业。
而韩国的财阀，是反着来的。
韩国的悲剧在于，从来没有人给过市场说话的机会。韩国企业的生、死、大、小，从来轮不到消费者投票，而是政府在做主。直到今天。
因为韩国是我们的镜子。很多东亚国家都有产业政策的传统。当我回看中国的发展模式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政府扶持龙头企业的影子。我们得清醒，权力的馈赠，往往捆上了隐藏的锁链。当政府把一个行业的许可证、补贴和贷款授予少数企业时，它同时把整个行业的命运交给了，政商勾结、权力寻租、管制内耗。
如果一门生意需要依靠政府才能活下来，它就不是一门生意，它是一门奴役。
在韩国财阀这六十年的故事里，早期，国家用手中的管制权挑选了一批幸运儿，把全社会的纳税钱资源定向输送给他们，这就是权力的大礼包馈赠。中期，国家的管制系统筑起了让每一家企业寸步难行的丛林，只有亲近权力才能拿到许可证、通过安检、拿到补贴。后期，企业在特权即诅咒的双向束缚中越陷越深，为了让高官们打开审批闸门，财阀必须上贡；因为上贡成了标配，财阀不是巨兽，而是巨贵的囚徒。
最后民主化将所有韩国普通人也带入政治，他们一样可以参与瓜分财阀的财产。
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有另一个结尾。
如果朴正熙政府当时选择的不是产业政策，不是行业准入管制，而是彻底开放市场、废除强制性的信贷分配、放松对全国经济的指令控制，让所有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自由竞争，可能今天的三星不会这么大，但韩国1000万个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会过得更好，不会有财阀绑架政客、政客勒索财阀的闹剧，不会有年年总统特赦年年诉讼的奇观。
伟大的企业，都是市场给的。不是政府给的。当你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政府拿出一份扶持名单时，你最好警惕，那不是繁荣的起点，那是你失去自由选择权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