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反对经济学？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特别讨厌别人，尤其是“过来人”，跟我们讲一些“颠扑不破”的大道理。
你创业，满腔热血，一个长辈跑来跟你说：“年轻人，我跟你讲，商业的本质就是现金流，你别光想着烧钱，得先生存。” 你听了，嘴上“嗯嗯嗯”，心里想的是：“老古董，时代变了，你懂什么叫互联网思维？”
你谈恋爱，死去活来，一个朋友劝你：“我知道你很爱他，但从现实角度看，你们俩不合适，长痛不如短痛。” 你听了，眼泪汪汪，觉得全世界没人理解你，他们太庸俗，不懂什么是真爱。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皇帝梦”。我们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渴望自己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则。
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嘿，朋友，你别不爱听，这事儿有规律，你不按规律办，不管你是谁，都得栽跟头” 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抵触。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规则在支配着一切。
第一种规则，是物理规则。比如万有引力，比如能量守恒。这种规则，看得见，摸得着，谁都得认。一个国王，他可以下令砍掉所有反对者的脑袋，但他不能下令让苹果往天上飞。一个聪明的工程师，在建一座大桥时，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发挥什么天马行空的创意，而是谦卑地、精确地计算和遵循物理学的每一条铁律。
权力再大，在物理规律面前，也得低头。这是共识，没人会反对。
但是，还有第二种规则，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我们。这就是人性的规则，或者说，是人类行为的内在逻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根本没意识到这种规则的存在。历史学家们记录了无数的王朝兴衰、英雄辈出。他们翻着故纸堆，试图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但总是觉得力不从心。
他们发现，有些事好像总在重复。比如，一个王朝，不管开国皇帝多英明，到了后面总是会腐败、衰落。他们也发现很多“反常”的现象，比如，一个虔诚、善良的好人，可能一辈子穷困潦倒；而一个狡诈、无耻的恶棍，反而可能荣华富贵、寿终正寝。
这到底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们解释不清楚，最后只能归结于一些模糊的词：天命、气数、道德沦丧，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不好。他们就像一群站在大桥边上的人，看到了无数次桥梁的建成与坍塌，却不知道背后有“力学”这门科学在起作用。
直到18世纪，一群天才的头脑，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才第一次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他们通过研究市场——这个人类行为最密集、最复杂的场所——敏锐地察觉到，在那些看似混乱的价格波动、买卖交易背后，存在着一种和物理规律一样稳定、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
他们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各位，除了物理学，地球上还有第二本《用户手册》，是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这本书，叫人类行动学。”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简单粗暴：人的能力，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不光是物理上的，更是逻辑上的。即使是权力最大的政府，最有效率的警察，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事，从物理上讲完全可能，但从人性的规律上讲，注定会失败。
比如，一个政府，能不能下令“从明天起，所有面包都只卖一毛钱”？
从物理上看，当然可以。印一张告示，派警察站岗，谁敢卖一毛一，就抓起来。
但从经济学的规律上看，结果必然是：所有面包店立刻关门，市面上一块面包都买不到，人们会陷入更大的饥荒。这就是“价格管制必然导致短缺”这条铁律在起作用。你违背它，它就惩罚你。
这个发现，可捅了马蜂窝了。它等于是在所有人的“皇帝梦”上，狠狠地踩了一脚。
从此以后，经济学，就成了那个总在说“你不行”、“那做不到”、“你得付出代价”的讨厌鬼。它不受欢迎，因为它说的，全是我们不爱听的实话。而那些反对它的声音，也从此不绝于耳，直到今天。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谁在反对经济学？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他们的理由，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一）经济学动了谁的奶酪
自从经济学揭示了“人类行为有其内在铁律”这个秘密之后，它就成了众矢之的。无数的学者、政客、社会活动家，从各个角度对它发起猛攻。这些攻击听起来五花八门，但你仔细一扒，会发现反对者们基本上可以组成三个“真理反对者联盟”。
他们不是真的在追求真理，他们只是觉得经济学说的那些“真理”，太碍事，太扎心，动了他们的奶酪。
第一类反对者：权力的自大狂
口号：“别跟我谈规律，我说了算！”
这是最强大，也是最直接的一股反对力量。成员主要是：各种统治者、政府官员、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以及一切迷信“权力可以搞定一切”的人。
为什么他们天然地讨厌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的核心结论之一，就是“权力是有边界的”。它反复向世界申明：国王陛下，您或许能命令我闭嘴，但您不能命令市场规律为您服务。您或许能用枪指着一个商人的头，让他亏本卖东西，但您无法阻止他明天就关门大吉，让所有人都没东西买。
这对那些自认为手握乾坤、言出法随的权力者来说，是最大的冒犯。
一个暴君，想让他的国家瞬间变得强大，最直接的想法是什么？印钱！想要多少印多少，多简单。但经济学家会跳出来说：“陛下，三思啊！印钱不等于创造财富，这只会让您手里的钱变成废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您的统治根基都会被动摇。”
一个民选的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最简单的承诺是什么？“大家选我！我上台后，就强制所有企业给你们涨工资！让所有房东都不准涨房租！” 这听起来多美妙。但经济学家又会像乌鸦一样呱呱叫：“议员先生，请冷静！强行规定最低工资，可能会让那些技能最差的工人失-业；强行压制房租，可能会让房东不愿意再出租房屋，导致更多人无房可租。”
你看，经济学总是在干一件最不讨喜的事：揭示政策的“隐藏成本”和“意外后果”。
权力者喜欢的是什么？是简单、直接、见效快的解决方案，是能彰显他们“英明伟大”的政绩工程。而经济学却像一个不知趣的会计师，在一旁不停地念叨：“这个不行，那个有风险，长远来看会出大问题……”
这谁受得了？
所以，权力者的反应，通常不是坐下来跟你辩论经济学原理，因为他们辩不过。他们的反应是：让你闭嘴，并且找另一群人，来论证“我想做的，就是能行的”。
“御用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诞生的。
他们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和遵循客观规律，而是把当权者的“我想要”，用一套看似科学的理论，包装成“我能行”。
当权者想印钱，他们就发明一套“现代货币理论”，论证印钱无害，还能刺激经济。
当权者想搞贸易保护，他们就炮制一堆数据，论证关税能保护民族产业，增加就业。
当权者想搞计划经济，他们就写出无数鸿篇巨著，描绘一个由政府统一分配所有资源的乌托邦是多么美好。
他们把经济学中那些坚硬的、不容置疑的铁律，斥之为“抽象的”、“空洞的”、“不符合国情的”、“西方的阴谋”。然后用一堆华丽的、迎合上意的、充满“本土特色”的词藻来取而代-之。
这就是权力的自大狂。他们不是在进行学术探讨，他们是在捍卫自己“为所欲为”的权力。经济学，是他们必须要拔掉的一根眼中钉。
第二类反对者：道德的审判官
口号：“你们只谈钱，太庸俗了！”
这一派的成员，通常是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宗教人士，以及大量心地善良但认知糊涂的普通人。他们攻击经济学的角度，不是权力，而是“道德”。
他们指责经济学是一种“伦理唯物主义”。
在他们看来，经济学这门学问，整天研究的都是价格、利润、成本、效率……这些冷冰冰的东西。它教导人们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利益最大化”，这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变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吗？
他们会痛心疾首地说：“人活着，不光是为了物质享受啊！还有更高尚的追求，比如爱情、信仰、艺术、奉献！你们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钱，太庸俗，太低级了！”
这个指责，流传得非常广，也非常有迷惑性。但它建立在一个天大的误会之上。
这个误会就是：他们固执地拒绝去了解，经济学在“最终目的”的选择上，是完全中立的。
我们之前就反复强调过，现代经济学，或者说人类行动学，它研究的，是“人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根本不关心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赚一个亿，还是写一首流芳百世的诗？经济学不管，也不评价。这属于你个人价值判断的范畴。
经济学只关心：一旦你确定了你的目标，你将如何行动？你将如何运用你有限的资源（时间、精力、才华），去最高效地实现这个目标？
一个特蕾莎修女，她的人生目标是服务穷人，传播主的爱。这是她的“最终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需要考虑，如何用有限的捐款，去帮助最多的人？是直接发钱，还是提供食物和医疗？是在加尔各答建立一个服务中心，还是把资源分散到更多地方？
你看，即使是最高尚的、最“非物质”的目标，一旦进入“如何实现”的操作层面，就必然会涉及到选择、成本、效率这些经济学概念。特蕾莎修女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她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和一个CEO在考虑如何最大化公司利润时，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在进行“经济”计算，只不过他们追求的那个“利润”，一个是精神上的满足，一个是财务上的回报。
你为了追求一个心仪的女孩（你的目的），需要付出时间、金钱、情感（你的成本），需要选择是用写情书、送礼物，还是用默默陪伴的方式（你的手段）。你追求爱情的整个过程，就是一连串复杂的“经济行为”。
一个爱国者，为了保卫国家（他的目的），选择走上战场（他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付出的最高成本）。他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是他做出了一个价值判断：他认为“国家的存续”这个价值，高于他“个人生命的存-续”这个价值。这是一个极其理性的、基于他个人价值排序的选择。
经济学不关心你选的是面包还是爱情，它只关心你会“选择”。 而只要有选择，就有经济学。
所以，那些指责经济学“唯物主义”的人，要么是根本没读懂经济学，要么就是在故意混淆视听。他们把自己不认同的“目的”（比如追求物质财富），错误地安在了经济学这门“中立的工具”的头上，然后对这个自己树立的靶子大加批判。
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或者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傲慢。
第三类反对者：历史的空想家
口号：“时代变了，你那套过时了！”
这是最具有学术迷惑性的一派，成员主要是“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的学者。他们的武器，叫“相对主义”。
他们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学宣称的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则，都是胡扯。
他们认为，人性不是固定的，社会制度是在不断演化的。生活在古罗马的奴隶，和生活在中世纪的农奴，以及生活在现代的白领，他们的思想、动机、行为模式，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只存在“古罗马的经济学”、“中世纪的经济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你亚当·斯密、李嘉图总结出来的那些规律，顶多只能解释你们那个时代、你们英国的那些事。想用它来套用到我们伟大的德意志，或者独特的美国，甚至是神秘的东方，那纯属刻舟求剑。
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道理？特别辩证，特别有深度？它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反对那种“一刀切”的简单化理论。
但是，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如果推到极致，会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
这就等于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物理学”。
牛顿在17世纪的英国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个历史相对主义者可以跑出来说：“哦，牛顿先生，你这个定律，只是‘17世纪英国的物理学’而已。它不能解释我们21世纪德国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我们德国的苹果，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形成的落地方式。”
你会觉得这个人疯了。
为什么我们觉得物理学规律是普适的？因为我们相信，构成苹果和地球的基本粒子，它们的互动方式是恒定不变的。
那么，凭什么构成我们人类行为的那个“基本粒子”——人趋利避害、用行动来改善不满现状的底层逻辑——就会因为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
一个古罗马的奴隶，他想偷懒，是为了用更少的劳累，换取同样的生存机会。
一个现代的白领，他想跳槽，是为了用自己的技能，换取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发展。
他们所处的环境、拥有的选项、追求的具体目标，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试图用自己认为更合算的“手段”，去达成一个自己认为更有利的“目的”。 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这个“人性操作系统”，是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过的。
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个永恒不变的“操作系统”，而不是外面那个五花八门的“APP应用市场”。
所以，当历史学派说“时代变了，经济学规律也变了”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把水面上的波浪，当成了驱动波浪的洋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真诚的学者，他们对经济学的“绝对主义”提出质疑，是出于严谨的学术考量，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私利。他们确实推动了我们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反思。
但是，当“历史相对主义”这个工具，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捡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让所有错误都能自圆其说的万能借口。
这三大联盟，从权力、道德、历史三个维度，对经济学构建起了一道严密的围堵。而他们之所以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和喝彩，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利益动机。
二）别跟我谈主义，我只关心我的利益
我们前面分析了反对经济学的三大联盟：权力的自大狂、道德的审判官和历史的空想家。他们从不同角度，编织了一套又一套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
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理论的流行，仅仅是因为学术上的争鸣，或者人们单纯的认知偏差，那你就太天真了。
确认一个事实：所有“反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获得超乎寻常的支持，其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认识论上的考量，而是赤裸裸的、现实的利益驱动。
换句话说，很多人反对经济学，不是因为它“错了”，恰恰是因为它“太对了”。对得让他们感到痛苦，对得挡了他们的财路。
我们来看经济学揭示的一个最让人不爽的结论：
许多被政府和民众寄予厚望的干预政策，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会产生更糟糕的后果。
比如：
想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结果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可能引发贸易战，让所有人都受损。
想通过印钱来刺激经济，结果却稀释了所有人的储蓄，引发了通货膨-胀，让穷人变得更穷。
想通过政府补贴来扶持某个“新兴产业”，结果却扭曲了市场信号，养出了一堆骗取补贴的僵尸企业，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
经济学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在你兴冲冲地准备吃下一颗看起来很美味的“政策糖丸”时，它会告诉你：“别吃，这玩意儿有毒，吃了会拉肚子，而且后患无穷。”
现在，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谁会最痛恨这个医生？
是那些正在享受“特权”的人，和那些渴望获得“新特权”的人。
一个快要被国外物美价廉的产品冲垮的工厂主，他最希望的是什么？是政府赶紧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让他可以继续关起门来，卖他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经济学跑出来说“自由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他当然会跳起来，高呼“经济学不符合我国国情！”
一群工会领袖，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不断为自己的会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经济学跑出来说“工资水平最终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强行提高工资可能导致失业”，这不是在砸他们的饭碗吗？他们当然会联合起来，痛斥经济学是“资本家的走狗！”
一些小企业主，看到邻居的大企业拿到了政府的低息贷款和补贴，眼红得不行。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政府也给自己一点“政策倾斜”。经济学跑出来说“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应该让所有企业公平竞争”，这不是挡了他们的财路吗？他们当然会支持那些主张“政府要积极有为”的理论。
你看，当一个人的眼前利益，与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发生冲突时，他会怎么选？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捍卫自己的利益，然后去攻击那个揭示规律的理论。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这些强调“特殊性”、反对“普遍规律”的学说——总能获得政客和大众的热烈支持。
因为它们为所有“反市场”的干预行为，提供了一套完美的理论外衣。
当一个政客想要实施一项错误的经济政策时，他不需要去驳倒经济学的严密逻辑，他只需要说：“那是古典经济学的陈词滥调，不适用于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当一个利益集团想要索取一份不该得的特权时，他不需要证明这份特权对社会有益，他只需要说：“我们这个行业的制度环境很特殊，不能用一般的市场规律来衡量！”
“历史相对主义”成了一块万能的遮羞布。它让所有短视的、自私的、破坏性的政策，都披上了“尊重历史”、“因地制宜”的合法外衣。
那些痛苦地谴责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的人，往往就是那些眼前利益得到照顾，但长远利益被损害而不自知，或者干脆就是那些希望通过损害他人长远利益来换取自己眼前好处的人。
所以，下次你再听到有人大谈特谈“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学”时，你可以多问一个问题：
“那么，你主张的‘符合实际’的政策，到底会让谁受益？”
顺着利益这条线摸下去，你往往能看穿绝大多数华丽的理论伪装。
我们不能把所有“历史主义者”都一棍子打死。我们需要区分，谁是真的在进行思想探索，谁是把学术当成利益的仆婢。
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的事实不会改变：正是因为经济学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和潜在特权寻求者的神经，才使得那些反对它的、逻辑上并不严谨的“相对主义”学说，获得了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的巨大声望。
搞清楚了这场争论背后的利益纠葛，我们就能更清醒地去看待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事实上，经济学也不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的。它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升级”，才从一门有局限的学科，演变成一门更具普遍解释力的科学。
三）经济学的“升级补丁”
我们前面一直在为经济学辩护，反击各种来自外部的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完美无瑕的。
恰恰相反，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比如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虽然是开天辟地的巨人，但也确实给后来的批评者们，留下了一些明显的“把柄”。
古典经济学犯的一个最大的错，就是他们试图把“经济活动”，从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硬生生地切割出来，当成一个独立的、专门的领域来研究。
他们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国民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科学”。你看，这个定义的核心词是“财富”。什么是财富？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那些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产品。
于是，一个奇怪的二元对立就出现了：
一边，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这是理性的、可分析的、属于经济学的地盘。
另一边，是追求爱情、信仰、荣誉、艺术等目标的“非经济活动”，这是感性的、神秘的、经济学家管不着的地盘。
这种切割，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学似乎真的变成了一门只关心“钱和物”的学问，显得冷漠、片面，甚至有点“没人性”。
这就像一个医生，宣称自己只研究人的消化系统，至于你的大脑在想什么，你的心脏有什么感受，对不起，不归我管。这样的医生，你能完全信任他吗？
这个根本性的缺陷，让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一个著名的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差点把整个经济学带到沟里去。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价值悖论”，也叫“钻石与水的悖论”。
问题是这样的：水，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对人的“用处”极大；钻石，除了装饰，基本没什么实际用处。那为什么在市场上，一小颗没啥用的钻石，比一大池有大用的水，要贵得多得多？
这个问题，把古典经济学家们给问住了。
他们想不通。如果价格是由物品的“效用”或“用处”决定的，那显然应该是水比钻石贵啊。既然事实不是这样，那说明，价格肯定不是由“效用”决定的。
那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们苦思冥想，最后提出了一个“劳动价值论”的假说：一个东西的价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钻石需要耗费大量劳动，所以钻石贵；水很容易得到，不需要什么劳动，所以水便宜。
这个解释，在当时看似乎能说得通。但它埋下了一颗巨雷，后来被马克思等人捡了过去，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把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引上了一条歧途。它让经济学家们不再去关注“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去研究“物”的客观成本。
而那个最初的“价值悖论”，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提问的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们问的是：“‘水’和‘钻石’，哪个更有用？”
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模糊的、哲学性的问题。你是在拿“世界上所有的水”和“世界上所有的钻石”做比较吗？这有什么意义呢？
直到19世纪70年代，三位天才（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几乎同时，但又各自独立地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他们掀起了一场伟大的“边际革命”，给古典经济学打上了一个决定性的“升级补丁”。
他们指出，之前所有人都搞错了。
现实中的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对“水”和“钻石”这两个“抽象的集合概念”进行比较。
你面临的真实选择，永远是具体的、边际的。
你口渴得要死，在沙漠里走了三天，这时候有人给你一瓶水和一颗钻石，让你选，你会选哪个？你肯定会选水。因为在那个当下，“这一瓶水”带给你的满足感（经济学术语叫“效日志用”），比“这一颗钻石”要大得多得多。
好，你喝完了第一瓶水，活了下来。现在，那个人又拿出第二瓶水和那颗钻石，让你选。你可能还是会选水，因为你还想储备一点。
等你有了足够的水，不渴了，甚至可以洗澡了。这时候，那个人再拿出“下一瓶水”和那颗钻石让你选，你会选哪个？你肯定会选钻石了。因为“再多一瓶水”对你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它的“边际效用”急剧下降。而那颗钻石的“边际效用”，就凸显出来了。
“边际革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把经济学的视角，从“物”拉回到了“人”，从“总量”拉回到了“边际”。
它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物品的价值，不是由它本身固有的什么客观属性（比如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人”对它的“主观评价”决定的。而这个主观评价，又取决于这个物品的“边际效用”——也就是“再增加一个单位的该物品，能带给你的新增的满足感”。
这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水为什么便宜？不是因为它没用，而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水的存量太大了，我们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因此，“再多一杯水”的边际效用，几乎等于零。我们愿意为它付的价格，自然就很低。
钻石为什么贵？不是因为它耗费的劳动多，而是因为它极其稀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拥有第一颗钻石”的边际效用，是巨大的。我们愿意为这个“巨大的新增满足感”，支付高昂的价格。
想通了这一点，经济学就彻底“升级”了。
它不再需要区分什么“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了。那个狭隘的、只研究物质财富的旧框架，被彻底超越了。
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关于“人如何做选择”的通用科学。一门关于人的任何一种行动的、一般性的理论。也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人类行动学”。
你打开一个购物网站，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你的大脑就在进行着一场极其复杂的“边日志计算”。你花“下一个100块钱”，是买一件新衣服，还是吃一顿大餐，还是存起来？你会下意识地选择那个能给你带来最大“边际效用”的选项。
你在分配你晚上的时间，是“下一个小时”用来刷手机，还是看书，还是陪家人？你同样会选择那个让你感觉“最值”的选项。
市场上的价格，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它成了一面镜子，反映出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在那个瞬间，对各种事物（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主观价值判断。
你愿意花几千块钱去听一场演唱会，这个市场价格，就反映了你认为“这场演唱会带来的精神享受”这个价值，高于“用这些钱能买到的其他所有东西”的价值。你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审美趣味……所有这些所谓的“非经济”因素，都通过你的每一个“选择”，被整合进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
经过这场“边际革命”，经济学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圆融。那些来自历史学派的、指责经济学“唯物主义”、“只关心物质利益”的陈旧炮弹，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已经完全打偏了，就像是在对着风车作战。
经济学已经从一个只关心“财富”的账房先生，进化成了一个能洞察你所有行为背后逻辑的科学家。
四）那些“反规律”大师们的逻辑自残现场
一旦你理解了，人类行为背后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底层逻辑（我们称之为“人类行动学规律”），你再去看那些“历史相对主义者”或“制度主义者”的言行，就会发现他们陷入了一种极其滑稽的、无法自洽的逻辑矛盾之中。
他们就像一个宣称“世界上不存在直线”的几何学家，却每天都在用直尺画图。 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是完全脱节的，甚至是在互相扇耳光。
我们来看他们的第一个矛盾，这也是最根本的矛盾。
自相矛盾之一：一边说“没有永恒的规律”，一边给政府提“未来”的建议
一个坚定的历史相对主义者，如果他真的想在逻辑上保持一致，他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只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他的工作，就是去研究故纸堆，去描述“过去”发生了什么。比如，他可以研究宋朝的土地制度，或者19世纪德国的银行体系。他可以把这些历史现象，描述得无比详尽。
但是，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不对“未来”发表任何看法，不做任何预测，不提任何政策建议。
为什么？
因为“预测”和“建议”这两个行为，其本身就必须基于一个前提：你相信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可重复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
只有当你相信“A必然导致B”这个规律是稳定不变的时候，你才能在今天做出预测：“如果我们现在做了A，那么明天就会发生B。”
也只有基于这个信念，你才能提出建议：“为了在明天得到B这个好结果，我们今天应该去做A”；或者“为了在明天避免B这个坏结果，我们今天千万不能做A”。
而历史相对主义者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在书斋里，洋洋洒洒地写了无数文章，论证“根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法则”，“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
然后，一转身，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了政府最倚重的“国师”和“顾问”。
他们为本国政府，甚至为那些落后国家的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发展建议。他们会说：“根据我们对贵国历史和制度的深入研究，我们建议你们应该采取某某产业政策，实行某某贸易管制……”
这不就是精神分裂吗？
如果真如你所说，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则，那你凭什么“建议”？你建议的依据是什么？你所谓的“建议”，最多只能是对“过去”的总结，你怎么能保证它在“未来”依然有效？
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者，在被问到“明天会怎样”时，他唯一诚实的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因为明天是一个全新的、独特的、不可预测的历史瞬间。”
所以，沉迷于历史相对主义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在理论上否定普遍规律，却在实践中假装自己掌握了普遍规律。
他们可能会狡辩说：“我们不是否定所有规律，我们只是认为，每个历史时期有各自的经济学法则。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用‘归纳法’来发现这些暂时的法则。”
好，就算我们退一步，接受这个说法。那又会陷入第二个逻辑困境。
自相矛盾之二：一边说“规律会变”，一边又假定“趋势不变”
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你通过对过去20年数据的研究，“归纳”出了一条“本国特定”的经济规律，比如：“只要我们的M2增速保持在10%，我们的GDP增速就能保持在5%。”
好了，现在一个商人来向你咨询，问你明年该不该扩大投资。你怎么回答？
根据你自己的理论，你不能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投吧，明年还会是这个规律。” 因为你的理论基础就是“规律是会变的”。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制度因素”出现，让你总结出来的这条旧规律，瞬间就作废了呢？
所以，从他们自己的认识论学说的观点来看，他们最多只能说：“根据过去的经验，A导致了B。但是，鬼知道明天A会不会导致C、D、E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这样的“建议”，有任何价值吗？没有。
为了解决这个尴尬，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更不靠谱的变种，叫“趋势学说”。
这套说法的信徒，主要是那些喜欢玩弄数据模型的统计学家和所谓的“未来学家”。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的数据拉出一条曲线，然后漫不经心地假定，这条曲线在未来会一直按同样的角度延伸下去。
“你看，过去十年，我们国家的离婚率每年都上升1%，所以，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十年，离婚率还会继续这么涨下去。”
“你看，过去五年，我们公司的销售额每年都增长20%，所以，我们明年的目标，就是再增长20%。”
这种基于“趋势”的预测，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是，它在逻辑上是极其脆弱的。
因为那些支持“趋势学说”的人，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过去的历史中，趋势本身也确实在不断发生变化。曾经的婴儿潮趋势，后来变成了老龄化趋势；曾经的铁路投资热潮，后来被互联网趋势所取代。
第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保证，当前的趋势，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
所以，当一个商人真的花钱去咨询一个搞趋势预测的专家时，他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一些模棱两可、两头堵的话：
“是的，先生。统计数据向我们表明，您感兴趣的这个上升趋势，到上个季度为止，还在继续。如果没有新的干扰因素出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趋势会改变。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新因素突然出现。”
这种“预测”，本质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它把所有的风险，都推给了那个永远无法预知的“新因素”。
你看，无论是“历史学派”还是“趋势学说”，他们在试图对未来做出判断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上的自残。他们否定永恒规律，却又不得不偷偷地、不诚实地假定某种形式的“不变性”（比如“这个时代的规律暂时不变”，或者“这个趋势暂时不变”），否则他们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它的做法，则完全不同。
它不关心那些变幻莫测的“历史趋势”。它关心的是那个不变的“人性操作系统”。它的预测，不是算命式的“我猜明年GDP会增长多少”，而是逻辑演绎式的“如果……那么……”：
如果政府超发货币，那么物价必然上涨（通货膨胀定律）。
如果两个人自愿分工合作，那么他们俩的总产出必然会增加（比较优势定律）。
如果政府对某个商品实行价格上限，那么这个商品必然会出现短缺（价格管制定律）。
这些，才是真正的“规律”。它们不预测具体的历史事件，但它们揭示了人类行为中，永恒不变的因果链条。
结语：
现在，是时候回到原点，给自己一个清晰、明确的结论了。我们学习经济学，学习人类行动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首先，你必须把“伦理判断”和“事实分析”彻底分开。
这是一个人心智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遗憾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争论，都是因为把这两样东西搅成了一锅粥。
有很多人，包括那些自诩为学者的人，他们评判一个理论的好坏，标准不是看它的逻辑是否严谨、能否解释现实，而是看它“听起来”是否符合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
他们一听到“私有产权”，就联想到“自私自私、贫富差距”，于是在道德上就先给它判了死刑。
他们一听到“自由市场”，就联想到“弱肉强食、冷酷无情”，于是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
他们一听到“社会主义”，就联想到“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于是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它一定是好的。
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其有害的，也是极其反科学的。
人类行动学，以及它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对于任何道德规则，本身是完全中立的。
它就像一本《人体解剖学》，而不是一本《道德经》。
《人体解剖学》会告诉你，心脏是怎么供血的，肝脏是怎么解毒的。它只负责描述“事实”。它不会告诉你，一颗“善良的”心脏，比一颗“邪恶的”心脏，跳动得更有力。
同样，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们会如何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必然结果。它只负责进行“事实分析”。
经济学既不提倡资本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
它不会说“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它只会告诉你：
如果你实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价格信号就能比较真实地反映稀缺性，资源配置会相对高效，社会财富会倾向于增加，但同时也可能出现贫富分化等问题。
它也不会说“社会主义在道德上更卑劣”。它只会告诉你：
如果你实行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价格信号就会被扭曲，计算问题会导致资源错配，生产效率会倾向于低下，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平等”，但这种平等，很可能是“共同贫穷”的平等。
你看，经济学给你提供的，是一张清晰的“行动后果说明书”。它说的是：“如果你选择A，你就会得到A套餐里的一系列后果（有好有坏）；如果你选择B，你就会得到B套餐里的一系列后果（同样有好有坏）。”
至于你最终是更喜欢A套餐还是B套餐，这是你的“价值判断”，你的“伦理选择”。经济学不替你做这个决定。
一个不同意经济学结论的人，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去正面挑战这个理论的逻辑推导过程，指出其中的错误。比如，他可以论证“为什么计划经济不会导致计算混乱”，或者“为什么超发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而那些只会用辱骂（“你们是资本家的走狗！”）、暗讽（“你们这些理论太‘抽象’了！”）或者诉诸于自己那套武断的“伦理标准”来反驳的人，他们不是在进行讨论，他们只是在发泄情绪。
你要明白，经济学不教你成为一个“好人”，它教你成为一个“明白人”。
一个“好人”，标准是模糊的、主观的、因人而异的。
而一个“明白人”，标准是清晰的、客观的：他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的真实后果，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学习经济学，就是为了让你从一个凭感觉、凭情绪、凭道听途说的“糊涂人”，变成一个能洞察事物背后因果链条的“明白人”。
你会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你享受到的“福利”，背后一定有人在付费。
你会明白，善意不一定带来善果，很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最后伤害的恰恰是穷人。
你会明白，合作与交换，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任何试图通过掠夺和零和博弈来实现繁荣的想法，都是痴人说梦。
你会明白，规律是无法被“消灭”的，只能被“认识”和“利用”。违背规律，你就会受到惩罚，不管你的初衷有多么高尚。
拥有了这种“经济学思维”，你就拥有了一双X光眼，能看穿无数的谎言、骗局和花言巧语。你不会再轻易地被那些宏大的叙事、动听的口号所迷惑。
最后，请记住，与其辱骂那面指出你脸上有污渍的镜子，不如拿起毛巾，把脸擦干净。
经济学，就是那面冷冰冰的、不带任何感情的镜子。
当你雄心勃勃的计划，被它照出了致命的逻辑缺陷；
当你引以为傲的道德情操，被它揭示了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当你安身立命的特权和福利，被它指出了其对社会整体的损害……
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愤怒，是羞愧，是想把这面镜子砸得粉碎。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一个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真正渴望智慧的“明白人”，会选择另一条路。他会直面镜子里的那个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影像，然后冷静地思考：
“OK，镜子照出了问题。现在，我该怎么办？”
这，就是学习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终极意义。它不是为了让你在辩论中获胜，不是为了让你在人群中显得更聪明。
它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个最可靠的、用来理解世界和你自己的思维工具。
它是你在这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底层逻辑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