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商二代，王安石是官二代
商二代与官二代的论战。
01
关于苏轼兄弟与王安石的政治争论，史学界已经写过无数解读：
变法与守旧、理想与现实、中央与地方……
但今年我再访眉山三苏祠时，却忽然想到一个新的角度：
出身。
出身并不完全决定一个人的认知，但会深刻影响他的思维方式。
比如，一个农村孩子懂得农时与收成；而城里的孩子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
苏轼兄弟是商二代。
他们的爷爷苏序在乡下务农，父亲苏洵读书游学，母亲程夫人则经营丝绸生意，负责赚钱养家。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记载：程夫人在县城的“纱縠行”租了一处院子，用来住人、纺织和储存货物。苏轼兄弟从小在乡下祖宅与县城的家之间往返。
也就是说，他们在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来回穿梭，看惯了生产、运输和讨价还价的日常。
王安石则是官二代。
他的父亲王益长期担任县令、知州等职，性格“秉公执法、说一不二”。这种威权式的性格，很可能源于官场：虽然只是一名地方小官，但也是辖区内头号人物。“拗相公”王安石显然继承了这份强硬与自信。
商二代与官二代看待同一件事，必然不同。
尤其是谈到“理财”——也就是赚钱这件事时，差异格外明显。
02
在王安石看来，赚钱很容易。
国家财政缺钱，只是因为“未得善理财者”。只要自己来理财，就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赚钱之易，如囊中取物。
而在苏轼看来，赚钱很难。
要投入成本，要整合资源，要承担风险，要计算盈亏，还要经过许多复杂环节：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
——苏轼《上皇帝书》
翻译成白话就是：做生意要先垫钱，还要承担后续的风险，利润不过是对风险的补偿。官府做生意成本更高，还动辄陷入腐败，哪里来的利润呢？
苏轼奏书中的这段话，很多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像是一段废话。
只能理解为苏轼在很耐心的向皇帝、宰相和士大夫们解释一些最基本、最浅显的商业常识：
投资要考虑成本和风险。不能一拍脑袋，就觉得到处都是一夜暴富的机会。同样是做生意，官府的经营成本要远远高于市场，缺乏竞争力。最好不要瞎搞。
遗憾的是，这些最基本的、废话一样的商业常识，不管是新党的士大夫，还是很多现代人，都不理解。无论是圣贤书还是科举考试中，确实也没有这些常识。
这些常识来自实际的商业。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项目，就像一份份商业计划书。这些计划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谈收益，不谈风险。
当然，很多现代的商业计划书，也是这样的。甚至宣称：高回报，零风险。
苏轼则像是那个在投资会上举手提问的“讨厌的人”：
“你考虑过亏损吗？”
03
王安石为什么如此自信？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更像一个典型的“官二代”。
官府做生意时，投的不是自己的钱。
要不要担心风险？大可不必。
凭借官府权力，完全可以转嫁风险、垄断市场、排除竞争。实现高收益低风险（甚至零风险）。
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确让朝廷实现了暴富：
青苗法，给朝廷每年新增收入93万贯！
市易法，给朝廷每年新增收入100万贯！
（注：1贯约等于1千文，相关数据来自萧瀚《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
苏轼唯一支持的“免役法”，给朝廷每年新增收入为300万-400万贯。这份巨额收入，主要来自违规苛征。
面对高价摊派，百姓没有议价权，只能被迫买单。
所以，王安石是对的：官府做生意，确实不用考虑风险。
苏轼也是对的：风险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被转嫁给了另一些人。
王苏争论，看似是变法与守旧的碰撞，其实也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
官二代：看到的是收益，因为风险永远可以外包。
商二代：看到的是成本，因为风险最终要自己兜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类的悲欢有时相通，但不同的思维之间，却隔着厚厚的高墙。
商二代苏轼并非一个风险规避者，他也看到了盈利的可能性。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质疑那些只谈收益不谈风险与成本的变法者：
“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
——苏轼《上皇帝书》
有个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他拿一头牛换了五只羊。牛的损失只字不提，换来的羊却被当成业绩。
那头牛去哪儿了？那些代价由谁承担了？
参考文献：
苏轼《苏轼文集》
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崔铭《王安石传》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萧翰《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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