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我的外公是<长津湖>中的“伍万里”》一文,主要是私人史叙事。
私人史能够从微观视角反映历史中的几乎不变的深层因素,它是我们洞彻历史变迁,修正官方宏大历史叙事中意识形态偏见的极佳视角。
上文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基本不变的个体因素(往往也被很多人直接说成是“人性”)是:
1) 任何时代,普通百姓不管多么爱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中唾沫横飞地谈论国家大事,他们事实上(因而也会反映在行动选择上)都厌恶与自己个人实际生活关系不大的战争。他们并不打算真的上阵杀敌。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决策时,尤其如此。
2) 一个社群/民族中,年轻人的时间偏好总是更高,而理性计算的能力和意愿较弱,因而更愿意冒险,容易作出冲动的决策。纳粹青年、昭和青年和红卫兵都是如此。
3) 即使是冲动和冒险的人参与战争,也会有非常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包括但不限于财产、地位、官职和荣誉。
从战争动员的角度看,要成功吸引大量的普通人参与战争,其实并不容易。它也需要以各种贴近上述因素的话术和许诺来获得自愿兵源。比如:
1)尽可能让更多人相信,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关系到每一个参战者及其家庭的生死存亡。
2)尽可能允诺,参战者将获得远高于其作为平民时的财产利益和其他福利特权;平民生活越困苦,这种允诺越容易吸引兵源。
3)尽可能利用信息控制手段,让参战者相信战争会尽快取得胜利,且我方伤亡会非常有限。
而仅仅依赖为利他正义(解救朝鲜人民免受美国侵略)而战的意识形态,则无法保证本方军队发挥最大的战争潜力。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方面恰恰主要依赖战争的利他正义理由,以及军事优势来唆使士兵出战。
联合国军之所以能顺利出兵,利用了反法西斯世界战争胜利后,当时全球最具政治合法性的组织,通过民主投票,认定朝鲜和中国侵略韩国而派兵参战。
这是二战后“利他型”干预主义战争的第一个案例。
事实上,二战以后,20世纪后半叶重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战争,除了中东战争,几乎都是某种形式的干预主义战争,而且,这其中除去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这些干预主义战争几乎都是美国挑起的。
所有这些号称文明和利他的现代干预主义战争,如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几乎无一不是以利他理由和迅速结束战争作为战争动员的主要理由。
所有这些干预主义战争,无一不付出了远超预期的血腥成本,并极少有效实现预期目标。
主要是一旦军事受挫,时限延长,军队甚至整个国家(干预国)的战意就会迅速衰退。
美国国内一直都有激烈的反战思潮。
但无奈利他正义和所谓捍卫文明的意识形态话术,始终占据了公共舆论的主流。
美国国内的反战思潮,反而成为一种无关痛痒的文明点缀,给世人形成一种奇怪的观感:
美国人非好战也,不得不为也。
这当然是错误的。
在美国纷乱的反战思潮中,因循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并吸收了经济学洞见的反战主义——主要是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自由意志主义一脉,深刻地揭示了干预主义在权利伦理上的非正义性和效率上失败(无法达到预期)的必然性。
但本文并不打算全面介绍这种反战主义,也不讨论美国发动干预主义战争的动机是否正义。
从文章开头强调的“人性”因素出发,本文主要强调,利他的干预主义战争是反人性的,以及战争的胜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士兵的自愿战意。
而自愿战意,又取决于士兵们是否相信战争会给自己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和福祉。
二战中,德国早期取得重大胜利,除了成功麻痹和离间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国家以外,最主要的是,德国人当时普遍相信,如果不对外开战,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德国就将陷入极大的匮乏、贫穷甚至亡国。
因为一战之后,政治上,德国遭到了来自协约国集团的反复羞辱和勒索;经济上,德国自己和欧美国家都逐渐走上干预主义和国家控制主义的道路。
彼此的经济藩篱越来越高,越来越密。而资源贫乏,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德国,是首当其冲(但也不无咎由自取)的受害者。
因此,战争爆发之前,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意愿非常强烈。因此,取胜也是意料之中。
随着德国的侵略全面铺开,并伴以毫不掩饰地经济劫掠和奴役,被侵略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己反抗意愿就急剧提高。
德国的失败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反之,如果只是军事进攻,占领之后立刻转入和平治理,而非继续劫掠和奴役,则占领区反抗意愿就会逐渐削弱。
比如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占领,所面临的全民反抗力度就少了很多。
1931年到1945年,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治安水平都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并且持续地实现了中国人口的净流入。
更明显的例子是台湾,相比清政府的统治,日本人对台湾的治理,甚至得到了更多台湾人的认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皇民化情结。(与中日文化同源也有关系)
满清入关后,也经历了短暂的野蛮掠夺,然后转为尊重被占领区文化、传统,并实行较前朝更轻的税负(即减少征掠),而实现了成功的长期占领。
因此,和平治理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合作互惠。在边际上,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它是经济学规律在政治占领行动领域起作用的表现之一。
但现代战争(20世纪的战争)与古代战争最大的不同是,战争各方均视对方全体成员为死敌,并以彻底奴役和征服为目标——包括彻底掌握并任意支配被占领区的全部资源、以及彻底改变并管控被占领区人民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
主动挑起战争的优势方尤其如此。
所以,现代战争虽然普遍伤亡惨重,但是,成功地占领极为少见。几乎最终都以发动战争的一方得不偿失,狼狈失败而告终。
与古代征服史相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日本对伪满洲国和台湾的占领,本来最有可能成功,但随着日本追随德国,将一般殖民战争上升为全面战争(total war),而最终重蹈了德国的覆辙。
但不管怎么样,明确和坦率的全员利己动机,总是能激发更强大的行动力。
回到朝鲜战争这个话题。
且不管决定参战的领导人意图如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中方的核心动员话术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这是最强大和最普遍的利己动机,一旦士兵们相信了这一点,自愿战意就会趋于强烈。
与此对比,联合国军的核心动员话术是,“保卫南朝鲜,反对侵略,捍卫世界和平”。这就是纯粹的利他正义了。
中方次级动员话术,正是《长津湖》中提出的分田分地。联合国军没有。
尽管在许多地区,瓜分和镇压本乡本土的地主并非农民的积极意愿,但是土改在西北、东北、华东、华北、西南等广阔区域普遍展开,并因此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这大体是符合史实的。
侵犯财产权的再分配,容易形成积极斗争集团,也是历史常见现象。
最后是军事自夸。由于解放战争刚刚胜利,夸耀本国军队的战力,贬低对手的实力,也很容易在宣传上取得成功。
但是美方也一样。所以,许多美国愣头青与伍万里一样率尔投军,视参战为儿戏。
综上所述,在踏上战场的那一刻,中国士兵比美国士兵更相信,这是一场为自己而战的战争;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几乎同样相信,本方会很快获得胜利。
我认为,这是我志愿军战士在极大的劣势下,愿意付出极大牺牲,并最终比美军更好地实现了本方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
反之,实现抽象正义或纯粹利他,无法有效进行全员动员。而这,正是干预主义战争的根本弱点。
尤其是当这种战争由政府全面代理,以强制征兵制或契约雇佣兵制的形式进行时,其战意和战力更加无法充分发挥。
一般的市场经济学契约原则基本排除了暴力因素,因而无法适用于战争分析。
而应该运用更基础的行动公理(人的行动有目的),以及更一般的自利假设来解释。
但我们不必说得这么学究。
简单说,一支更自愿地追求战争胜利的军队比一支只是遵令完成军事任务的雇佣军更具有战意和战力。
用不那么精准的类比来说,前者更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后者则更像拿工资,但对结果没有那么上心的雇佣工人。
聪明的读者很快就能领会到:
利他主义话术,在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领域都很难取得长期和普遍成功。
当老板和领导大讲奉献和情怀,而不拿出实际的利益激励时,他们几乎做不成任何事。
当国家鼓吹牺牲、奉献、舍小家为大家,而不给予民众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时,低效、磨洋工、浪费就会成为普遍现象。
只有当一个人通过合作和交换切实改善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增进了他人利益时,他就非常乐意用利他主义话术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例如,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中获得了超额报酬的优秀员工,得到了荣誉和利益激励的模范人物,往往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利他主义情怀。
一个人被迫付出了沉没成本,又无法获得补偿时,也会用利他情怀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战争这么复杂的现象中,这些原理也是成立的。
没有一个将军和战士不会时时把牺牲、奉献、正义挂在嘴上,这种宣扬也很难说是虚夸,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利己动机,大部分人不可能有足够自愿的战意,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战力。
利他正义的干预主义战争,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拥趸。尤其在对中国现状不满的精美分子中普遍存在。
但是,他们的利己动机一望可知。他们只是希望美国人做雷锋,来解救自己。
另一方面,同样是这类人,也会在口头上赞成对邪恶他国(比如北朝鲜、阿富汗、伊朗等等)进行干预,甚至会夸口说自己愿意捐助多少钱。
但是,可以洞见的是,真正事到临头,这类人愿意自己或家人亲自上战争干预外国的比例不可能太高。
而一旦以国家代理的方式进行这种干预,假如没有充分、坦率和成功的利己主义动员,取得长期军事成功的概率也会极小。
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为普通老百姓,如果要避免陷入战争狂热,首先要保持坦率和理智。
面对权力机关和知识分子的各种漂亮说辞,守住我们乡下人的基本洞见:
(1)不要轻信我们对付不了的力量的承诺,天上不会掉馅饼。
(2)不要轻易拿命去换那些靠劳动换不来的东西。
(3)生命宝贵,如果非要牺牲,一定拿去捍卫自己和家人最珍视的东西。
(4)对四眼狗的各种胡说,以上述三条之不变应万变。
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在某种特定情势下,我们也可能不得不上战场。这时候,要听《长津湖》里吴京的话,学会好好活下来。
这个人在电影里说的话,没几句有用,但这句是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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