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师同仁，全国网友，各级领导：
当您看到这封求助信时，我和先生已经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叫李秀娟，我的身份证号是320321198009102249.电话号码15950651168.我们夫妻都是徐州丰县周楼小学老师，我们有一儿一女，女儿今年10岁，儿子今年2岁。在女儿失去左眼之前，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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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失去左眼前，我们的全家福
9岁女儿嘉嘉被徐州丰县实验小学同学无意伤害致失明后，女儿哭了整整一年，而我经历了民警暴力殴打，扇耳光，莫名拘留，行政处分，长期监视的噩梦；我的丈夫被多次批评谈话，被撤职。我和丈夫永远忘不掉派出所副所长暴力殴打我的场景。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孩子也得了恐惧症。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把这一年多来的遭遇写下来，我们再次请求有关人员不要再屏蔽我们的文章了，你们的心也是肉长的。2019年2月底，新年刚过，此时，距离女儿眼睛被同学无意伤害致残已经快10个月了，女儿的左眼一天天黯淡，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决定到北京复诊。我定了3月3日和孩子去北京的火车票并预约了同仁医院的眼科挂号。
意外发生在我们出发之前，这成了我们全家人祸的开端。3月1日晚上10点，四个人走进我家：徐州丰县教育局信访办公室主任丁攀、梁寨镇中心校领导陈晨、张超和王会计。我忙着给几位客人端茶倒开水，洗水果。教育局丁攀主任突然厉声要求我退掉3月3号晚上去北京的车票。“孩子的眼睛不能耽误，3月份去北京的票也不好买，怎么突然要我退票呢?"我迟疑了一下。我回答丁攀：既然领导要求我不去了，肯定有其他工作安排，那我就下次再去，我退了票。张超和丁攀借故离开我家，并留下陈晨校长和王会计继续监视我！
在我被拘留后，我才明白，两位领导是去派出所叫民警了，两位教育工作者，为了完成所谓的维稳任务，不惜给一个平民家庭带去灾难。半小时后，四位民警突然冲进入我家，他们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要将我带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和丈夫工作十几年来，勤勤恳恳，本本分分，我们也教育孩子诚实做人，好好学习，我们怎么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呢？没等我反应过来，两位民警称“去一趟派出所半小时，最多一小时就让我回来”我的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被吓地大哭了。孩子坚信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妈妈怎么也成了坏人呢？我问民警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把我带走，此时，丰县城东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破门而入“你挺牛逼，叫你走，你还不走”。他将我拖拽下楼。我穿着衬衫，光着脚，在寒冬的深夜，我大哭着问他们为什么抓我？我被罗烈摔倒在地，我双膝跪在地上，罗烈薅着我的头发，不由分说，疯狂的扇我的脸，我不知道自己被扇了多少巴掌，那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屈辱，他那双硕大的黑手出现在我每一次噩梦里。罗烈将我塞到车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孩子在我丈夫的怀里喊着妈妈。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带到丰县城东派出所，我的手脚被拷在审讯桌上，刺骨的冷，我的手腕和膝盖还流着血，我请求穿衣服，他们狂笑着，用着本地难以启齿的脏话辱骂着我，吃着带着热汤的外卖和水果，他们看着我淋血的右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关进一间狭小的铁屋里。那是一种只有在电视里才可以看得的铁笼：狭小，冰冷，防止自杀的软墙。在这幢威严的大楼里我度过了滴水未进，被恐吓辱骂逼供的一天一夜
我清晰地听到手机在派出所接待室响了几十次，这一定是我家人打来的电话，我请求罗烈所长帮我报一声平安，他没有理我。手机就在那里兀自响着，响了一夜，手机的响铃像极了孩子喊妈妈、丈夫担心妻子的哭声，我哭了一夜。我等待着他们快些提审我，给我一些饭吃，给我一口水喝。
第二天下午，副所长罗烈来给我录口供，他要我承认我3月3日去北京是上访的。我对罗烈说：我女儿的眼睛被同学甩失明了，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况且我也在北京同仁医院给女儿提前挂好了号，挂号记录可以在我手机查到。罗烈狞笑着说：“你看你哭的死样，像条狗一样，你这样的犯人我审的多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招供随后罗烈要求我签字承认上访并接受行政处罚，罪名是寻衅滋事。我在纸上写到：我没有寻衅滋事，我要复议和诉讼。我几乎以哀求的口吻问他：我到底滋了什么事？罗烈称如果我再不签字，就从重处罚我。我固执地问罗烈：我认罪可以，可是你得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罗烈说：如果你签字，我就给你喝水。当时我极度虚弱，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我还是拒绝签字。罗烈命人将我塞进车里，对看守民警称“一口水别给她喝”。随后，我被送往徐州拘留所。到了拘留所，管教问我身上和脸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此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脸被罗烈打变形了。管教看我一直在哭，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离开了。在拘留所的七天，那是我永生不敢再回忆的日子：逼仄的空间，多人拥挤的板床，无法吞咽的餐水，解手时被多人围观，被圈养的屈辱。那些经历，每次回忆我的心都在颤抖。我年幼的儿子看见我被罗列副所长拖走跪在地上时恐慌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里。
在拘留所的七天，我一直摇晃着铁门，呼嚎着请求找律师，没人理我。一位大姐见我一直哭喊，便问我为什么喊冤。我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倾吐出来：2018年3月12日，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排队期间，我的女儿嘉嘉两位同班同学发生冲突，一位李姓同学的衣服拉链甩进我女儿的左眼，女儿眼睛受伤后失明，后被鉴定成八级伤残，一年多来，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孩子眼睛看不见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我和丈夫开始走法律程序。随着女儿视力恶化加剧，2018年7月，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告知我们女儿的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了。我蹲在医院楼道哭了起来。一位同情我的大姐带我和孩子吃了一顿饭，并建议我去国家信访局咨询。
在我从北京回家的前一天，我到信访局反映了女儿眼睛被伤害一事，希望社会可以关注学生在校安全。在我走出信访局大门后，我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拦住。他说：有问题好解决，你女儿的问题，有学校的责任，该赔偿就赔偿，你先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赵才柱，是我们当地专门安排在北京负责截访的。
拘留所大姐听完我的陈述，她告诉我：我是因为有信访记录才被抓的。我问大姐：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顺便去信访局反映在校学生安全问题。我也没做坏事，抓我做什么？
走出拘留所，被围堵，被监视，被撤职
3月9号我终于走出拘留所。我瘸着腿，头晕眼花。在拘留所小门，我等着接我的家人。丰县实验小学校领导渠敬衡突然出现，强制把我弄上车，车牌号为（车牌号苏CC900U）的超大面包车，我看到了两个民警和几个校领导。我立刻感到了危险。
他们启动了车辆，我大声呼救。我的丈夫和我妹妹听到了我的呼救，我妹妹拼死趴在面包车的引擎盖上，他们才把车退回了拘留所大门内。僵持近两个小时，我们报警，徐州本地民警来后，他们才放开我。
重获自由后，我立刻去了徐州中心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我的身体衰弱到了极限了。在我住院的第二天，病房门口出现了多名我熟悉的面孔，他们带着口罩，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总共有五六个人，我认出来那是丰县实验小学的老师。我入院的第三天，他们增加了人手，总共超过十人。监视我的人将车子紧停在我家车子旁边。就这样，一双双阴森森的眼睛，在楼道里，在我家车旁，在我病房，在医院走廊里，跟着我吃饭，盯着我上洗手间。他们像幽灵一样，看管着一个重刑犯人。孩子问我：妈妈，怎么那么多人跟着我们？儿子恐惧的眼神让我心碎。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监视了，我冲过去问他们 ：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他们用无奈的语气告诉我：自己也不想监视我，是领导安排的。
无奈，我们只能选择忍受。我们全家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年迈的父母在病房和我们一起抱头痛哭。从3月20日开始，教育局连续几天传唤我，要求我去教育局纪委谈话，我实在害怕他们再次抓我。我真的害怕他们再打我，再把我关起来。我病的头晕眼花，站都站不住，根本没法上课，我所有请假手续齐全，他们不准我请假，怕我反应他们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安排了多名领导到学校监视我。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不停地传唤，批评和谈话，我决定为自己找说法，5月31日，我到江苏省公安厅反映我被派出所副所长罗烈暴力殴打拘禁一事。结果收到了民警给我送来空白的训诫书。6月25日，我接到教育局下发的教育局处分决定，我再一次遭受罚。教育局在文件在处分中称我两会期间筹备进京上访，被依法查获他们继续跟踪，他们派了人手在学校监视我，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把我学校去年新装的十几个高清监控全部毁掉，重新安装了只有张超有查看权限的十几个无死角的监控。他们不停地找我谈话，无休止的批评调查监视我。我长期为自己辩解，嗓子哭哑了，得了严重的喉炎，我去请假，张超校长不批准并称我请假需向教育局领导报备。我无奈，只能边监考，边挂水。那些监视我们的人就像鬼魂一样游荡在我和丈夫工作的小学，他们总是随机的审查我，把我叫过去问话。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几次在课堂上抱头痛哭。我们小学全体老师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7月放暑假以来，有关人员找我谈了很多次话，我希望依法赔偿女儿左眼失明的问题，一分不多要，一分不少要，我请求追究暴力殴打我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的责任，哪怕是一个道歉。对于这些诉求，没有哪怕一个被满足。我和丈夫是本本分分的老师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暴力会发生在我们家庭。我们的孩子看到罗烈暴打我后，每一次在街上看到警察都会吓哭。我们全家实在没有办法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也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如果我们再不被解救，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求求社会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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