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古老板。
阿根廷的“电锯狂人”米莱又上了头条，这次他干的事，听上去是个常识，但却是一个当代世界各国中石破天惊的举动。
我们先回到新闻现场。米莱做了什么？他否决了国会要增加残疾人补贴和退休金的法案。
这在今天这个“政治正确”的时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
哪个政客敢跟福利过不去？
但他偏不。他对着全国人民说：各位父老乡亲，不是我心狠，是国会这帮人在“财政种族灭绝”！
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么是现在从你口袋里掏的税，要么就是未来通过印钞机稀释你财富的“隐形税”。
这会毁掉我们好不容易实现的财政盈余，把阿根廷再次推向通胀的深渊。
然后，他抛出了两个“王炸”：
第一，立法禁止央行给财政部印钱融资；
第二，立法规定，谁要是敢编制赤字预算，就算犯罪！
我的天！朋友们，你品品这两条。
这已经不是改革了，这是“掀桌子”。
禁止央行印钞给财政花，等于斩断了政府最方便、最隐蔽的“提款机”；把编制赤字预算入刑，等于给政府花钱的冲动戴上了一副最刚性的镣铐。
这在现代政治史上，堪称惊世骇俗。
这让我想起了美国那位“否决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他在19世纪末，以一己之力否决了数百项法案，理由出奇地一致：这些法案花了纳税人不必要的钱。
他的名言振聋发聩：“政府向公民索取任何超出其真实需求的钱，在道德上都是令人厌恶的。”
你看，米莱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返祖归宗”，是想把阿根廷拉回到一个古典的、常识性的财政原则上去——量入为出，财政平衡。
一） 财政平衡：一个被遗忘的“常识”
说到财政平衡，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常识吗？
就像我们普通人过日子，难道不应该花多少挣多少，尽量别欠债吗？
一个家庭如果常年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破产。
把这个道理放大到一个国家，不也一样吗？
完全正确。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财政平衡都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
为什么？
一个政府如果能保持预算平衡，说明它有能力、有纪律，能够管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样的政府，它的货币才有信用，它的国债才有人买，它在国际上才有地位。反之，一个常年赤字的政府，就像一个赌徒，随时可能赖账，它的信用必然会崩塌。
今天的赤字，本质上是向未来借钱。我们今天享受的福利、搞的建设，如果靠的是发行国债，那么偿还这些债务本息的责任，就落到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他们还没出生，就已经背上了一屁股债。米莱说的“财政种族灭绝”，话糙理不糙，这确实是对下一代人权利的无情剥夺。
政府一旦习惯了赤字，就必然会想方设法弥补窟窿。加税是常规操作，但加税有极限，会压垮企业和个人。最方便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让央行印钱。一旦央行的印钞机和财政部的花钱欲望绑定，货币超发就成了常态，通货膨胀这头猛虎就会被放出笼子，它会吞噬所有人的储蓄，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最终摧毁整个经济。
可以说，财政平衡原则，就像是国家经济的“重力法则”，它朴素、简单，却至关重要。
二）谁还在坚持财政平衡？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个原则如此重要，如此符合常识，那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在真正践行呢？
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我们放眼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深陷在长期财政赤字的泥潭里。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其国债总额已经突破3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联邦政府关门危机成了家常便饭。
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全球最高，超过250%，早已进入了无人知晓的财政领域。
欧洲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因为财政问题差点拖垮整个欧元区。
即使是像德国、瑞士这些以财政纪律著称的国家，也已经变成了赤字政府。
可以说，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尤其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法定赤字”的时代。财政平衡成了理想，财政赤字才是常态。
这就引出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常识性原则，在现实中却如此不堪一击？
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像是得了“花钱上瘾症”，不仅税越收越多，欠的债也越来越多？
少数长期坚持财政平衡的国家和地区，有些地方也在倒退，比如香港，曾经就长期坚持财政平衡，但这几年也变成赤字政府了。
三）解剖政府为何失控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告诉我们一个扎心的事实：不要把政府想象成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天使，要把政客和官僚也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一旦你接受这个前提，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
你想想，在很多国家，政客要干嘛？要赢得选票或声望。怎么赢呢？
最直接、最有效？承诺福利！
张三议员代表的是老年人群体，他承诺提高养老金；李四议员代表的是农民，他承诺增加农业补贴；王五议员代表的是某个工业区，他承诺为当地争取一个大项目。
这些承诺，都需要花钱。
钱从哪儿来？从国库来。
于是，国会就成了一个“分赃大会”。
每个议员都想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看得见”的好处，而这些好处的成本——也就是税收或未来的债务——是由全体纳死人来承担的，
成本被“看不见”地分散了。这就叫“利益集中，成本分散”。
一个选民，他拿到1000块的补贴，感受是真真切切的；但为了这1000块补贴，他和其他所有人可能要总共承担1200块的成本（包括政府的运行成本和效率损失），平摊到他个人头上可能就几块钱，他根本感觉不到，或者他觉得“理性地无知”是划算的——花时间去搞懂这些复杂的财政问题，还不如拿这1000块钱来得实在。
于是，一种恶性循环诞生了：政客用未来的钱收买今天的选票，选民用自己的选票换取眼前的利益，而代价则由沉默的大多数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来承担。
这就是米莱痛斥的“压力集团”和“抢劫执照”。
所谓的“民意”，在预算问题上，往往不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是一小撮一小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过“议会民主”这个程序，合法地将手伸向全民的钱包。
所以，在没有外部刚性约束（比如米莱提出的“赤字入刑”）的情况下，现代共和制自身就包含着一个不断推动政府支出膨胀的内在机制。
财政赤字，几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四）干预叠加
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会扭曲市场，并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恶果。而为了应对这些恶果，政府又不得不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从而陷入一个“干预—失败—再干预—再失败”的恶性循环。
财政和货币政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所谓的“经济周期”，尤其是破坏性的衰退，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怎么回事呢？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让央行降低利率、扩大信贷（也就是印钱）。这就像给市场注入了海洛因。企业家们拿到了廉价的资金，错误地以为社会上的真实储蓄增加了，于是纷纷上马新项目，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人为制造的“虚假繁荣”。
但问题是，盖大楼的砖头、水泥（也就是真实的储蓄和资本品）并没有变多。当这些被错误引导的投资进行到一半，发现原材料不够了，继任的资金链断了，繁荣的泡沫就破了，大量的“烂尾工程”出现，经济危机爆发。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客们会跳出来说：你看，市场失灵了！我们需要政府出来救市！怎么救？搞“逆周期调节”，加大政府开支，搞基建，继续印钱，把经济从衰退里“拉”出来。
奥派学者听到这话，简直要气晕过去。他们说：这不就是让纵火犯去当消防队长吗？
正是你前期的信贷扩张制造了危机，现在你又要用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来“解决”危机？
这无非是将经济中那些本该被淘汰的错误投资继续“续命”，阻止资源重新配置到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地方去。
这不会治愈经济，只会让萧条被拉长，甚至演变成更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
你看，这个逻辑链条是多么完美：为了政治需要（收买选票）而刺激经济 -> 货币扩张导致虚假繁荣 -> 繁荣破灭导致经济危机 -> 为了应对危机而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赤字 -> 进一步扭曲经济，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
在这个循环里，政府的支出和赤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因为失业率增加支导致政治动荡，会导致A党选不赢下一场选举，那怎么办？增加干预。
每一届政府都在“解决”上一届政府留下的问题，而解决方法本身又在制造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五）花的是别人的钱
芝派学者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的“四种花钱方式”理论：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要讲究效果，又要节省成本。效率最高。
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要节省成本，但不太在乎效果。（比如你给朋友买礼物，会看价格，但合不合用是他的事）
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究效果，不关心成本。（比如公款吃喝）
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关心效果，也不关心成本。效率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