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不是靠印钞：减税、减权、减支出
最近，人民银行再次宣布降低贷款利率，这一举动无疑是希望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振市场信心，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稳增长、促就业。
这并非孤例，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和量化宽松（即俗称的“印钞”），试图用货币的洪流来冲刷经济下行的阴霾。
然而，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依靠货币政策的刺激，特别是持续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环境，并不能带来真正可持续的繁荣。
恰恰相反，这种做法很可能扭曲市场信号，制造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分化，并最终导致更深重的经济调整。
真正的经济繁荣，如同参天大树，其根基在于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雨露，而不是一针又一针的强心剂。
这片肥沃的土壤，正是自由市场所构建的。
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驱动者
与许多主流经济学派将商业周期视为外部冲击或市场自身失灵的结果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认为，现代商业周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通过干预信贷市场、人为压低利率所导致的。
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构建了经典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BCT）。
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自由市场中，利率是反映社会时间偏好（即人们更看重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和真实储蓄水平的关键价格信号。
自然的利率水平，由储蓄者（资本供给方）的时间偏好和投资者（资本需求方）对未来生产力的预期共同决定。
这个利率协调着储蓄与投资，确保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是真实储蓄的积累，是人们延迟当前消费而释放出来的资源。
然而，当中央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例如，降低基准利率、在公开市场购买债券注入流动性）人为地将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时，问题就出现了。
这种低利率环境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仿佛社会拥有了比实际更多的真实储蓄，资本变得异常廉价和充裕。
受此误导，企业家和投资者会错误地启动那些在真实、自然利率下本不划算的长期、资本密集型项目。
例如，过度扩张的房地产开发、大规模但不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某些产业的盲目投资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不良投资”（malinvestment）。
这些项目看起来很繁荣，创造了就业和短期增长的数据，但这是一种基于扭曲信号的虚假繁荣。
奥地利学派特别强调资本结构的扭曲。生产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由一系列“阶段”构成，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最终消费品。
低利率诱导资本向更“迂回”（more roundabout）的、生产周期更长的上游产业流动，因为这些产业对低利率更敏感。
这改变了经济的生产结构，使其偏离了消费者真实偏好和储蓄所支持的结构。
这个基于廉价信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原因在于，这些不良投资并没有获得真实储蓄的支撑。随着项目的推进，对资源（劳动力、原材料、设备）的需求增加，但真实可用的资源（由真实储蓄释放）并没有同比例增加，结果导致这些资源的成本上涨。
同时，早期获得廉价信贷的企业将资金投入生产，支付工资，这些钱最终流入消费者手中，增加了当前消费需求。
然而，由于资源被错误地锁定在那些长期、不经济的项目中，短期内能满足消费需求的最终商品和服务供应并未相应增加。
资源的争夺导致价格普遍上涨，通货膨胀显现。央行面对通胀压力，迟早会停止扩张，甚至被迫提高利率（或者即使不主动提高，市场也会因为资源紧缺和风险暴露而推高实际借贷成本）。
一旦利率回升或信贷紧缩，那些原本就不可持续的不良投资项目将难以为继，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进入衰退。
但衰退并非坏事，而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调整过程。它是在纠正信贷扩张时期犯下的错误，淘汰不良投资，释放被错误占用的资源，使其重新配置到符合消费者真实需求和可持续盈利能力的项目上去。
试图通过更多的货币刺激（进一步降息、增加流动性）来避免或缩短衰退，只会阻止必要的调整，维持僵尸企业，累积更多的不良投资，为未来埋下更大的危机隐患。
货币刺激的现实之弊：不止于理论
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现实，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当前许多经济体，包括中国，在依赖货币政策刺激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 资源配置的扭曲： 低利率使得大量资金涌入某些特定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往往是吸纳低成本资金的大户。
这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以及对其他更具创新性和生产性的中小微企业的“挤出效应”。
真正需要资金、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可能因为得不到贷款（银行倾向于将资金贷给风险较低或有抵押品的国企和大型项目）而发展受限。
* 资产价格泡沫： 廉价资金不会只流入实体经济。它也会流向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和资产市场，催生泡沫。
资产价格的上涨并非基于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改善，而是流动性过剩的体现。一旦货币政策收紧或市场信心逆转，泡沫破裂将对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 债务螺旋上升： 低利率鼓励借贷，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家庭，都倾向于增加杠杆。
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在经济下行期，高债务意味着更高的违约风险，限制了政策腾挪空间，并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 通货膨胀或滞胀风险： 尽管一些国家的货币扩张并未立即导致恶性通胀（可能因为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冲了部分通胀压力），但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终将体现在物价上涨上。
更危险的是，如果货币刺激未能带来生产力的实际提升，反而制造了大量不良投资，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
* 收入与财富分化加剧： 货币宽松的首批受益者往往是那些更容易获得信贷、持有资产的人群（大型企业、富裕家庭）。
他们可以以较低成本借入资金进行投资或投机，享受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而普通工薪阶层主要依靠劳动收入，他们的储蓄可能因低利率而缩水，同时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这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 “道德风险”与僵尸企业： 持续的低利率和政府隐性担保使得那些本来应该破产的低效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即“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了宝贵的资源，阻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这降低了整体经济的效率和创新活力。
近期央行的降息，固然有其短期政策目标，例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合理需求等。但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这仍然是试图通过货币手段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调整压力的体现。
如果未能伴随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持续的货币宽松只会不断推高上述风险，累积失衡，让经济偏离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繁荣的真正基石：市场、自由与有限政府
既然“印钞”无法带来真繁荣，那么真正的繁荣来自何处？
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更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清晰的答案：真正的繁荣不是政府设计或印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发秩序下个体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涌现的结果。
这需要一系列制度基础来支撑：
* 健全的产权保护和法治： 个人和企业的合法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合同得到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市场交易和长期投资信心的基石。
* 稳定的货币和物价： 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其自身价值的稳定至关重要。避免过度通胀，保持币值基本稳定，才能为经济活动提供可靠的信号。
* 自由的价格体系： 价格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信息传递者，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供需关系和消费者的偏好。自由浮动的价格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最高效的用途。对价格的扭曲（例如利率管制）必然导致资源错配。
*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家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断创新，发现和满足新的需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储蓄和投资： 真实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只有社会积累了足够的真实储蓄，才能支持那些需要长期投入才能产生回报的生产项目，从而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
基于这些认识，要在中国当前语境下实现可持续的繁荣，真正有效的药方不在于继续加大货币刺激的剂量，而在于刀刃向内，深化改革，将更多自由和空间还给市场和人民。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1. 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秩序、保护产权、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过度干预经济运行。
繁琐的行政审批、复杂的规章制度、层层叠叠的管理部门，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更压抑了创新和创业的热情。
简政放权意味着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破除各种隐形壁垒（特别是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真正落实“非禁即入”。
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的自主权去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与谁交易。
政府的角色应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和“服务者”，专注于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通过简政放权，可以极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社会整体的创业和投资意愿，特别是能够释放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巨大活力，而这正是经济中最具韧性和创造力的部分。
2. 大幅减税：让财富留在生产者手中
税收本质上是政府从社会攫取的资源。高税负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削弱其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的动力；同时也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和储蓄意愿。
大幅减税，特别是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流转税和所得税，能够更直接有效地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财富。
企业有了更多的留存收益，就可以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扩大规模，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居民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消费或储蓄，这既能提振内需，也能为长期投资积累资本。
减税并非减少政府收入那么简单，从拉弗曲线的原理看，合理的减税甚至可能因为经济的活跃和税基的扩大，在长期内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
更重要的是，减税是将资源的使用权和配置权从政府手中更多地交还给市场主体，让他们能够根据最有效率的原则来运用这些资源。这是对“繁荣不是靠印钞，而是靠生产和交换”的直接支持。
3.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解绑创新与效率
管制，无论是经济管制（如价格控制、行业准入限制）还是社会管制（如环保标准、劳工法规等），都有可能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限制市场的自由运行。
过度的管制会扭曲价格信号，阻碍要素流动，抑制竞争，降低效率，甚至成为寻租和腐败的温床。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并非意味着完全放弃监管，而是要进行审慎的评估和优化。
区分哪些管制是为了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哪些是出于保护落后产能、限制竞争或部门利益。对于后者，应该坚决予以取消或大幅简化。
特别是在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政府应保持谦逊和克制，避免在尚不明确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时就施加过多过死的管制，扼杀创新萌芽。
减少管制能够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鼓励冒险和创新，让市场力量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压减公共支出：避免资源挤占与低效投资
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对特定产业的补贴，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和增长数据，但其资金来源往往是税收或借贷（最终也需要税收或印钞来偿还）。
政府对资源的占用，意味着私人部门可用的资源相应减少，形成了“挤出效应”。
政府投资决策往往受到政治考量而非纯粹经济效益驱动，容易产生“大炮和黄油”的权衡困境，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检验，难以保证效率。
大量的政府投资项目可能存在规划不合理、建设成本过高、建成后效益低下等问题，形成新的不良投资。
压减公共支出，特别是那些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和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可以将更多资金留给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在市场信号的指引下，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投资那些真正具有盈利前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项目。减少政府支出还能有助于平衡财政收支，降低政府债务风险，为未来的财政政策留下空间。
结语：回归常识，拥抱市场
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市场活力、激发个体创造力的结果。然而，近年来，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和政府干预的模式，以及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正在显现其副作用。
我们不能饮鸩止渴，试图用更多的货币来掩盖结构性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依赖“印钞”制造的繁荣是虚幻的，它扭曲了市场信号， 让资源错配，并最终以危机告终。
真正的繁荣，是植根于自由市场的沃土之中，是亿万市场主体在清晰的产权、公平的规则和有限的政府干预下，通过诚实劳动、创新创业、自愿交换而共同创造的。
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勇敢地回归市场经济的常识，将政策重心从需求侧的货币刺激转向供给侧的制度改革。
简政放权，大幅减税，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压减公共支出，这才是构建具有韧性和活力的经济体系、实现长远繁荣的必由之路。
这也许是一条比印钞更加艰难的道路，因为它需要政府的自我约束和权力的让渡，需要承受短期调整的阵痛。
但这恰恰是一条通往真正繁荣、惠及全体人民的康庄大道。
繁荣，从来都不是靠印钞，而是靠勤劳、智慧、自由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