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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乌里单刀
不得不说,白左真是一个十分变态、恶心得让人想吐的邪恶物种。不信请看下图:
为什么受害者的家人要与杀人凶手见面呢?据说这是为了“修复式正义”。
所谓的“修复式正义”,具体操作是:让受害人家属和罪犯见面,罪犯忏悔认罪,顺便哭诉自己的不幸身世以获得同情。会面之后,如果罪犯成功取得受害人家属的同情,就可以签署一份同意罪犯轻判的协议书。
“修复式正义”通常都用在暴力程度不高的罪行,如青少年抢劫盗窃,殴打等轻罪上面。并且,没有相关机构对其有效性进行过研究,也不是一个正规的法律程序。但是,检察官Nelson却执意要将它引入谋杀这样的重罪案里。
这很明显就是为了政绩嘛!政客都一个鸟样,慷他人之慨。
判死刑的案子多了,说明治安恶化严重,地方官治理不善,确实尴尬,怎么办?
好办,把死刑犯改判无期,就能通过人为减少死刑数据来证明治安变好啦。哈哈,聪明吧?
在此之前,检察官Nelson曾成功经手了两起通过“修复式正义”免除凶手死刑的案件。
其中一起发生在2013年,一名黑人男子在手机店门口实施抢劫,将一位阿拉伯女店员一枪爆头打死。
事后阿拉伯女店员的母亲悲痛欲绝,本欲对凶手实施报复,但是在听完对凶手的背景描述后,最终改变了主意。
在了解到凶手非常悲惨的童年——父亲坐牢,母亲抛弃他,导致他流落街头,被人性侵——之后,这位母亲顿时生出了同情心,并主动要求跟凶手见面。会面之后,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受害人的母亲认定这个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罪不致死”(难道她女儿就该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位受害人”,于是主动替凶手求情,多次要求检察官手下留情,这名杀人凶手最终得以免除死刑。
有了成功的案例,检察官Nelson决定,在以后的谋杀案中大力推动“修复式正义”。而本文开头第一张图片中的Liles一家不幸成了“修复式正义”的实验品之一,就此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
2017年3月23日,老教师Debbie Liles正在家里享受寒假假期,24岁的黑人男青年Adam Lawson看到Liles房子的窗户开着,便起了入室抢劫的坏心思。
在被Liles发现并拿起一根高尔夫球杆自卫后,Lawson夺走了球杆,反过来追赶Liles。
从客厅追到厨房后,Liles跌倒在地,Lawson举起高尔夫球杆,不停地敲打Liles的头,敲到下颚崩裂,血流如注,脑浆也溅了一地。
把Liles残忍打死后,Lawson又在屋子里洗劫了一番,他拆下两台电视,一台平板电脑和一台录像机,装到Liles的别克车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
杀人凶手一周后就被抓到了,警方和检方也搜集了足够的证据,Liles的一家人就等着开庭对Lawson庭审判决。不出意外的话,杀人凶手Lawson很可能被判死刑,这也是Liles一家人之前一直期盼的。
然而第一次开庭后,当Liles一家看到Lawson走进来时,Liles的儿子Gerald不禁发出了感慨: “那是多么弱小脆弱的一个人,真不敢相信是他杀了我母亲。”
庭审中,辩方律师声泪俱下地描述了Lawson悲惨的身世:他在童年时就被遗弃,4岁被人在公路旁发现,之后被辗转安置到20个寄宿家庭,却不时遭到性侵。13岁时第一次试图杀人,只因他认定世界没人想要他……(好熟悉的段子)
Lawson弱小、可怜、无助的样子(我怎么看不出来?),加上一番悲惨身世的描述分化了Liles的家人。
儿子Gerald开始同情Lawson,坚信这个人是“内心破碎,却并非不能修复。”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当面告诉Lawson:“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不要自暴自弃……”
而女儿Michelle却难以抵制心中的悲愤,最小的儿子Rockey则表态说他反对死刑,哪怕将要被执行死刑的是他的杀母仇人。
2018年夏天,凶手Lawson正式向他的律师提出:他愿意认罪做法,希望安排受害人家属跟他见面,进行“修复式正义”的程序,之后希望Liles的家人提请免除他的死刑,轻判为无期徒刑。
于是,检察官Nelson立刻着手安排双方会面,她很乐意将Liles被害案变成第三次成功的“修复式正义”。
对于“修复式正义”, Liles家的几个子女各自持不同的观点。长女Rachel就表示强烈反对,在她看来,如果Lawson只是道歉态度好,又或者演了一出忏悔的好戏,凭这个就能留下性命,那正义还如何伸张?“只有在一些东西能被真正修复时,才可以说这是修复!”
Liles家的两个儿子则持开放态度,他们决定见一面再说,视情况决定要不要免Lawson一死。
Liles的丈夫Mike犹豫不决,但最终也同意和凶手见面,进行这一次“修复式正义”程序。
2018年9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双方正式会面之前,儿子Gerald就已经给凶手Lawson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其中说到:“我在此写信告诉你,我原谅你……无论你做过什么或是将要做什么,上帝都会通过你传递着美好。”
2018年9月12日,被高尔夫球杆残忍打死的受害人Liles的一家人,终于和行凶者Lawson近距离会面了。双方在保安的监督下,在检察官Nelson的图书馆办公室里见面。
Liles一家的表情无比的复杂。Lawson看起来无比的痛苦,他双手抱头,两腿不住地颤抖,并开始抽泣和念叨着:“我不行,我不行……”
之后Nelson开启“修复”程序,她刚问了几个问题,Lawson就快要哭崩溃了。接下来Nelson又拿出受害人儿子Gerald写给Lawson的“原谅信”读了起来,她一边读,一边感动到哭出了声来……(她不觉得自己的演技有些浮夸吗?)
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Lawson几乎没有说话,Nelson忍不住替他辩解:“他很可怜,内心还是个孩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面对这样的情景,Liles一家各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女儿Michelle当面表示“绝不原谅”。写“原谅信”的Gerald则感动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自始至终保持沉默的,是死者Liles的丈夫Mike。
会面结束后的当天,老爷子回到家便彻夜难眠。听到屋子里有响动,他都会下意识地抓起身边的枪。事实证明,这场会面不仅没有修复他的创伤,反而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
“修复式正义”结束几个星期之后,Liles一家依然没有就是否免除Lawson的死刑达成一致意见。
这期间,父亲Mike却给子女们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或许我们家的人思想过于开放,尤其当我们跟凶手Lawson对话却被耍了之后。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次跟你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这封邮件发出几天后,Mike就因为“心碎综合征”与世长辞。
消息传来,女儿Michelle愤怒地呐喊:“是‘修复式正义’杀了我父亲!”
至此,关于Lawson的死刑,Liles一家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不再进行“修复式正义”程序,更不签署Lawson的死刑免除同意书,一切继续按原本的法律程序走。但直到去年(2019年),Lawson的最终判决也还没有下来。
Lawson的谋杀,加上一场为他谋求免除死刑的“修复式正义”,夺走了两位无辜老人的性命。这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闹剧。正如Liles的一个女儿所说:
“‘修复式正义’?让我们原谅一个杀人犯?还不如先指望这个国家先另造就一个又一个Lawson出来!”
“因为他有一个糟糕的童年,所以他就该有机会选择活下去?但他当时并没有给我母亲逃出房子的选择……”
说得好!什么狗屁“修复式正义”?正义本应该让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却反过来为罪犯开脱,减轻其刑罚,这到底是为受害者还是为罪犯伸张正义?一个漠视他人权利、残忍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有什么资格得到人们,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
白左不过是拉偏架而已,杀人犯的命是命,难道受害者的命不是命?恶意夺走他人生命却不需要以命相抵,莫非杀人犯的生命更高贵?
郭德纲说过,“其时我挺厌恶那种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离他远一点,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你。”
受害者及其亲友之外的无关人等,包括法官,根本不知道受害者家属经历了什么,也不可能体会得到他们失去亲友的痛苦,又有何脸面要求他们原谅和宽恕杀人犯?不怕挨雷劈吗?
无论如何,如果受害人是你的亲友,那么原谅和宽恕杀人凶手只是你自己的事,就像Liles的那两个傻儿子一样。但是任何其他人说原谅的话,都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装什么装!
Liles的两个儿子也真是蠢的可以,虽说愚蠢也是一种道德缺陷,但最邪恶的要算那白左检察官Nelson,她明显是想用受害者的痛苦和代价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至于受“免死”忽悠的其他人,不过是用他人的代价来成全自己的价值偏好,既蠢又坏。
这年头白左精神横扫西方,不少知识分子误以为经济发达的西方一切观念都是先进的,在马列遗毒未清的情况下,不分清红皂白地学习环保、动保、弱者即正义等乱七八糟的政治正确和干预主义,无异于毒上加毒。
国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人,早已学会了西方白左的招式:凡事把问题引向“社会”,为罪恶洗地。最近的公交车司机拉着几十个无辜乘客冲进水库,不就有不少媒体人用这样的套路来评论这一事件吗?
事实上,任何犯罪都是有原因的,只要人们愿意,总是可以把任何罪恶归因为社会的错,但社会是什么呢?
如果社会只是一个概念,它又不会行动,如何犯错?如果社会是指所有个人的集合,与罪犯不相识的、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大多数人,凭什么要平白无故地为其罪恶负责?
社会是合作互助的共同体,也是实现个人目的最合适的手段。维持一个和平的社会秩序,有利于每个人的生存。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自律和他律。
自律是个人凭理性认识到正确的因果关系,为了得到别人对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尊重,自觉地尊重他人的权利,以便用交换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这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合适的手段。
他律类似于博弈,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欲望,任何人如果受到其他人的暴力侵犯,只要他的手段不受集体性暴力的限制,就不会对这种侵犯逆来顺受。防卫反击和可能由此付出的代价,极大地抑制了人们的犯罪动机。
在尊重还是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上,个人总是有选择的余地。既然有选择的余地,个人就必须要承担其选择的后果,没有任何理由扯上社会或其他人。
一个杀人凶手,在其剥夺他人生命、践踏他人权利时,已经放弃了自律,并且从社会意义上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资格,只是一个人形生物,不配再拥有任何权利,也不配得到原谅和宽恕。
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真正的权利被漠视,侵犯权利的特权反而被各种漂亮的语言包装成人权,正当防卫的暴力手段被不同程度地限制,惩罚、报复罪犯的权利也为集体所垄断。尤其是安保方面的干预越多,通过他律来约束、抑制犯罪的作用就越来越弱。
以“文明”的名义废除死刑,减小了犯罪的代价,相当于增加了作恶的“利润”,毫无疑问是激励而不是抑制了犯罪。
鼓励侵犯个人权利的政策或法律怎么可能是文明的?这是打着文明的名义反文明。
白左赞美的福利制度导致和固化了贫穷,制造了大量的单亲家庭,不少穷人的孩子有娘生没爹教,很容易成了不良少年,从此滑向犯罪的深渊。加上弱者有理的政治正确,更是纵容和鼓励了他们的犯罪行为。
除此以外,环保、动保、执照、牌照、价格管制和贸易保护等各种越来越多的干预严重限制了生产与交换,损害了经济和就业,那么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犯罪来源。
“修复式正义”是用新的干预来解决犯罪率高企的企图,但干预造成的恶果并不能通过新增干预来解决。干预制造的问题只有通过减少干预才能解决,否则问题将会随着干预的增加而增加。
要釜底抽薪,不要抱薪救火!珍爱生命,远离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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