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生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时代
大家好，我是老古。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总得写得什么，要不我来写一篇歌颂文吧。
如果对我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我算是一个自由市场派，对很多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批评的理由往往是因为这些政策对市场干预过多。
但我依然得承认一个事实，如果纵向比较，我本人，就生活中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最好的时代。
我已至中年，儿童时代与饥饿时代擦边而过，没有受过大罪。
在我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时，我碰到了中国蓬勃生长的时刻。我在一个县城里读的中学，在读大学之前，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住上楼房，在某个单位里当个小干部，能有一台自己的摩托车。
那时我没有想过私人还能拥有汽车，还有小区花园和电梯房，还能隔三差五上饭店与朋友们小酌。
不是不想，是根本想不出来，因为身边没有人这样生活过。
现在我驾龄已近二十年，车开过好几台了。
房子，也不止一套。有自己的书房，有全套的家电，而以过羡慕的大电视，现在都不看了，只是一个摆设。
我也就是个小康，在周围朋友中，算是非常普通。当年一起出来工作的兄弟们，亿万富豪好几个，而他们的出身，比我可惨多了，他们经历过农村的苦。
回头看看，工作这二十来年，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段，我们的生活的改善、眼光眼界的变化，无一不是时代的印证。
我在第一次来到广州时，看到高耸的大厦，繁华的街道，那一刻的心是被震撼到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而究其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搞起了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了全球化，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和最大的市场。
这一段历史，绝对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光辉的四十年，也是中国最接近自由市场的时刻。
但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认同。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的错误，对历史的不了解，导致了人们有很多错误的理解。
民国时代，大搞过市场经济吗？当然没有。
北洋政府时期，仅从经济上来说，是比较自由的。金融业和工商业都是比较放开的，遍地都是商业大王。棉纺和面粉业的荣氏兄弟，纺织业的张謇，航运业的卢作孚，化工业的范旭东、百货业的郭乐、出版业的张元济等等。
一大堆民营企业家在那一时期崛起。
但时代的主角并不是他们，而是军阀。军阀混战带来的战争创伤是市场最大的破坏力，权力争夺不是市场经济。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频繁的战争中，人的预期永远在不停地变化，无恒产又何来的恒心呢？
所以，不能将北洋时期说成为一个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是一个军阀混战、预期混乱同时伴随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
北洋政府倒台后，是市场经济在唱主角吗？
当然不是。
1927年之后，统制经济的思想不论是在政治界还是在知识界都还是占了上风。
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政府在经济管理上采取的方式是：信奉国家主义，坚定的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
上台之后，蒋介石就将铁路、电话、电报、水、电、钢铁、化工等等能源型资源型的上游产业收归国家建设经营。
蒋介石通过7年系统性的整顿，银行被重新国有化，中国的金融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中央完全控制，一直到今天。
政府完全掌控金融之后，就有能力发动金融改革，所以第二年1935年，法币改革，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推行金本位制。
而这一改革，甚至是当时的世界潮流。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爆发，欧美全部进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开始推行国家控制政策。
其中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苏联采取了历史上最强的政府控制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且在当时被主流思想界认定为是优秀先进的模式。
而美国呢，也一样跟着转向，1929年美国陷入大萧条，整体经济倒退了15年。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同样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干预倾向。
1928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业。1929年1月，铁道部长孙科提出《庚款筑路计划》，拟6年中从庚子赔款和关税中集资4亿余元，修建铁路4,000余公里。
1931年，国民政府拟订《十年工业计划》。全国国有铁路13,960公里，其中约40%在东北。
从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国有经济得到大力的发展。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一万多公里的铁路、11万公里的公路、12条民航线路、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万多个邮政局。
而国民党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还发生在1945年。
日本侵华的8年，在东北沦陷区进行了大量的产业建设。1945年东三省的工业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价值约为四万亿元。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接收问题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声音是经济部提出的，说我们应该搞“混合经济模式”。就是国家应该掌控军工、造币、铁路、能源、电信这些重要的公用事业，至于那些面粉、纺织、造纸、渔业这一类的完全竞争性行业留给民间。
但是，领导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宋子文坚决反对：“这些行业都很赚钱，为什么要放给民间？应该全部国有化，继续坚持战前的统制经济模式。”
最后，在他的主导之下，接手的2243家企业，其中只有114家，也就是只有不到5%卖给了民间，其余的全部收归国有。
一大批以“中国”为名的国有垄断企业纷纷诞生，像是中国石油、中国茶叶、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华烟草、中华水产等等。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全国33%的煤、45%的水泥、60%的纺织机、67%的电力、90%的钢铁以及百分之百的石油、有色金属、铁路和银行。
到1948年的时候，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到了全国产业资本的80%。
而在蒋政权之所以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各种错误的经济干预政策导致民心尽失。这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金融相关的管制政策。
抗日战争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90%的产业都在沦陷区，但沦陷区使用的货币是另一种法币叫中储券，是汪伪政权发行。
光复后，如何处理这个货币，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国民党政府决定用法币回收中储券，并将兑换比率定在了1比200。
在抗战时期，是1：2或1：3。沦陷区有2.57亿民众，他们今天刚放鞭炮庆祝，明天口袋里的货币资产就要缩水一百倍。
蒋政权民心尽失，那是必然的。在最疯狂的时候，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大量超发货币，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疯狂暴涨。
原来100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的，没过几年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了。
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比日本投降的时候增加了1085倍。印刷的钞票都还没出厂，他的面额价值都已经赶不上自身的纸张和印刷成本了。
甚至广东有家有造纸厂直接进了800箱面额为100-2000元的钞票来作为造纸原料。法币彻底破产。
这是一个追求发展、保护产权、大搞市场经济的时代吗？当然不是。
国民党时代就是一部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破坏市场，不以发展为目标、不保护产权的历史。
再往前的大清呢？有市场经济吗？
你想多了。
大清朝延续了明朝时期的海禁政策，让中国在长达数百年时间与外界的贸易量大大减少。这是最严重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那就是不许你贸易。
大清朝还搞过矿禁，就是不让你采矿。
雍正帝上台之后，民间根本没有矿产的开发权，一个字——禁，还曾于雍正二年、五年先后下旨重申朝廷禁止采矿的态度。
这些条例一直延续到他的孙子嘉庆帝时还在实施。矿都不让采，还搞个毛线的工业生产？这是市场经济吗？
雍正二年时雍正帝还公开宣布：“四民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下”。
在这种思想下，与粮食有土地之争的果木业、烟草业遭到排挤，对粮食有着大量需求的养殖业被打压。
所有重点都放在了农业粮食上，其他产业都要为此“让道”。
简单来说，整个大清朝直至洋务运动前，基本上是认为最好全国民众就是种粮食，别的啥也不让干最好，你要是干了，我就管制你，修理你，对你加重税，设关卡防你。
而洋务运动呢，则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完全由政府来投资搞国企。一堆官员搞了一大批的企业，成为官僚上下其手的工具。
而引发大清倒台的政治危机的保路运动，则是国有化运动。
清末的铁路经过了从“国有官办”到“民间商办”，再回到“国有官办”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问题就出在了铁路的再次收归国有，演变成了政治危机。
数百年来，中国哪有什么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一直在处于严重的经济管制当中。
而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是中国数百年来市场经济最为繁荣的时候，调动了十亿以上的人口深入参与市场经济、参与全球化。
作为在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生活在这四十年，是何其之幸运。
发展就是硬道理，这话说得多好！
就是在这一句话的指导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的手段，才成为中国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繁荣的时刻，我相信，这一繁荣会持续，因为发展，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甚至中国人看到经济数据下来一点，就开始焦虑。
而在全球很多地方，经济发展接近于零，甚至是负的，但国民并不是很关心。
中国人对发展的渴望，远远强于其他地区。
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的舆论中，没有人讨论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他们当下就是市场经济，其实欧美各国都处于严重的市场化倒退中，彻底进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陷阱中。
而欧美经济学家们搞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就说明他们完全没搞懂，陷阱与收入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走向了反市场经济的结果。
当然，民间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声音。
但我认为，只要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个追求不变，中国就有希望，因为能让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手段，只有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
希望中国的未来，越来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