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节后决定启动一个项目，但家里临时有事，需要陪家人去一趟北京，节后拉群的事，因此要推迟一周左右（具体时间要看办事的情况），已有上千人在等我拉群，但不好意思，家人比事业重要，要推迟一下。

我现在正在操作一个项目，需要有合作者，需要各地都找一些合作者，要求有点时间，渴望赚点小钱（别期望太高），比如渴望一年几万，十几万（看能力）、有着后续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时，还有一点点营销能力，有不错的人脉就更容易了。我从事商业几十年了，项目基本上没有风险，投入主要是人力。有意向者，可以联系我，guyuan9800,注明合作，端午节后统一拉群说明。

人们通常会把“自由贸易”与“自由移民”联系在一起，就像“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是天生一对儿一样。换句话说，有人觉得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应该也支持开放的移民政策，而那些提倡保护本国产业的人则应该对外国人关上大门。但是，这种看法其实有点站不住脚。实际上，自由贸易和限制移民不仅不矛盾，反而可以相得益彰。

我打算证明这一点，并且希望能让大家改变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自由贸易当然是对的

从大卫·李嘉图那个时代开始，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是个好东西。这里有个小故事，想象一下美国的一家工厂给工人每小时10美元的工资，而墨西哥那边的工厂只付1美元。如果让两国的产品直接竞争，那美国的工作机会岂不是要飞到墨西哥去了？

所以，保护主义者就会说：“咱们得收关税，这样美国工人才能保住饭碗。”他们还举了例子，比如英国在19世纪因为自由贸易失去了经济霸主的地位，而美国则是因为保护了自己的市场才变得强大起来。

但问题是，这样的说法其实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叫做“后此谬误”。

（即认为事件发生在后者必然是由发生在前者的事件所导致的错误逻辑）

这就好比看到有钱人花得多，就说花钱让人变富一样荒唐。

事实上，像布坎南这样的保护主义者可能自己都没想明白他们的理论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那么纽约就不该跟阿拉巴马州做买卖，曼哈顿也不该和布朗克斯做生意，因为它们之间的成本差异就跟国与国之间差不多。

如果真这么做，结果就是大家都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虽然失业率可能会降到零，但整个社会却会陷入贫困。

再来看看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说英国是因为自由贸易而衰落的，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英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政策。同样地，美国在19世纪成为经济强国，并非因为它闭关锁国，而是因为国内实行了非常宽松的市场经济政策。至于现在美国遇到的一些经济麻烦，那也是因为20世纪里逐渐引入了类似当年拖垮英国的那些政府干预措施。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保护国内市场就能带来繁荣。相反，它往往会提高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甚至会导致其他国家减少对我们产品的购买。这样一来，本来为了保护某些低效工作而设的壁垒，最终却伤害了更多高效的工作岗位。

自由贸易与移民限制的结合

接下来，我文章的目标将是从“自由贸易和移民限制可以并存”这个温和的观点，逐步推进到“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要求移民限制”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结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即使是最严格的移民政策或最排外的种族隔离形式，也不意味着你反对自由贸易或者支持保护主义。

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想跟墨西哥人、海地人、中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里，这并不表示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

同样，即便移民可能会让你的实际收入增加，也不能简单地说移民就一定是好事。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好”的定义是主观的。

有人可能更愿意少赚点钱，但能远离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愿意为了多赚钱，选择与更多的人接触。

贸易和移民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弹性替代关系，而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想象一下，如果你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国际贸易（比如从低工资地区进口产品），那么你对移民的需求就会减少；反之亦然。

当企业发现可以在低工资地区生产商品时，它们自然会倾向于把工厂搬到那里去。同时，那些低工资地区的工人也会被高工资地区的就业机会所吸引，从而产生迁移的意愿。

然而，一旦政治边界将高工资和低工资地区隔开，并且实施了全国性的贸易和移民政策，这种自然趋势就会受到干扰。

假设墨西哥的产品能够自由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的动力就会减弱，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向美国出口产品来获利。相反，如果墨西哥的产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墨西哥工人移民到美国的愿望就会增强，因为他们需要亲自来到这里找工作。

同理，如果美国生产商能够自由地与墨西哥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交易，那么美国资本流入墨西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这种贸易被禁止，那么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贸易政策。

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也就是不干涉公民之间的自愿交易）的情况下，来自低工资地区的移民数量会减少，因为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当地也能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

然而，当一个国家采取“社会福利”政策时，它对于低工资地区的移民来说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毕竟，谁不愿意去一个提供更好福利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适当的移民限制，不仅不会破坏自由贸易的原则，反而有助于维持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平衡。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又避免了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将移民限制与自由贸易相结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移民问题为什么形成了热点？

当我们谈到高工资地区（比如美国）的自由贸易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移民压力通常会保持在较低水平或减少。这样，移民问题就不会那么紧迫。

然而，如果这些高工资地区对低工资地区的商品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同时在国内推行高福利政策，那么移民压力就会显著增加，甚至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

目前，北美和西欧这些高工资地区正处在后一种情况中，即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还提供高额福利。

因此，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面对这种情况，发达国家有三种处理移民的基本策略：无条件自由移民、有条件自由移民以及限制性移民。

虽然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后两种选择，但先来看看无条件自由移民的观点也是有必要的，尽管它在理论上已经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支持无条件自由移民的人认为，高工资地区必然会从自由移民中受益，因此应该开放边境，无论当前的经济状况如何。

以美国为例，或者更极端一点，以瑞士为例，如果宣布完全取消边境管制，允许任何人只要能支付车费就能进入这个国家，并且还能享受所有的国内福利，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可以想象，数以百万计的第三世界移民将涌入美国和瑞士，因为即使是在街头流浪，也比他们在家乡的生活要好得多。这会导致福利成本飙升，经济崩溃，最终可能会让这两个国家的文明走向灭亡，就像古罗马和希腊一样。

相比之下，典型的自由贸易者倾向于有条件自由移民的观点。他们建议，一方面恢复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废除所有由税收支持的福利项目，然后才开放边境。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将被排除在所有国内福利之外。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即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移民压力也不会消失。

事实上，在自由贸易的推动下，像美国和瑞士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移民。

贸易和移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人可以自主迁移，而商品和服务却需要发送方和接收方都同意才能移动。

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意味着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货物和服务才能流动；而“限制贸易”则侵犯了这种自愿权。

与此相反，自由移民可能导致未经邀请的入侵或强制一体化，而限制移民则是为了保护私人家庭和企业免受这种未经邀请的侵扰。

因此，我们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支持限制移民，实际上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任何进入都需要得到邀请。

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来说，如果采取有条件的自由移民立场，就会陷入逻辑上的矛盾。自由贸易的核心在于私人财产所有者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但在人员流动方面，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履行其保护职能，因为人的迁移并不总是互利的。

例如，如果美国和瑞士向所有人开放边境，但不允许移民享受公民福利，这不仅会在社会上造成两极分化，还会导致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最终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文明。

因此，为了保护公民及其财产，高工资地区的政府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而是必须采取限制性措施。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什么样的移民限制是合理的？

当我们认识到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支持者无法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主张自由移民时，逻辑上就得出结论：移民必须受到限制。

实际上，所有高工资地区的政府目前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限制移民。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瑞士，移民从来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无论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

那么，究竟应该存在什么样的移民限制呢？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自由贸易者和自由市场倡导者从逻辑上讲必须支持和推动什么样的移民限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关键点：移民就像贸易一样，应该是基于邀请而非强制。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概念和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

首先，假设一个理论上的基准情况：私有财产无政府状态，也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包括街道、河流、机场、港口等。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私人业主都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自己的领地。

有些地方可能非常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而另一些地方则可能非常严格，只允许特定的人群进入。

比如，某些区域可能只允许住宅用途，不允许商业活动；或者规定不能建造超过四层的建筑；甚至可能禁止未婚情侣、吸烟者或德国人入住。

显然，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所谓的“移民自由”。

真正存在的只是私人业主根据自己的意愿允许或拒绝他人进入的权利。

进入某些地区可能很容易，而另一些地区则几乎不可能。此外，即使进入了某个地方，也不意味着可以在那里随意行动，除非其他业主也同意。

引用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模型的原因是，在这种框架下，不可能发生未经邀请的移民（即强制一体化）。

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与人员的迁移都反映了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协议。如果一个人想要迁移到另一个自治地方，必须得到该自治地区所有者的同意。

然而，现实世界中存在政府和公有财产。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主权，并被视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那么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公民及其财产。

因此，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时，应当保留无政府资本主义中的非强制一体化特征。

公有财产对移民问题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引入政府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中，本国居民和外国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但一旦建立了政府，国家边界和护照制度就出现了。

移民变成了外国人跨越国家边界的迁移，是否允许某人入境的决定权不再完全取决于私人业主，而是取决于政府。

如果政府拒绝某人入境，而国内有居民希望接纳这个人，那么结果是强制排斥；如果政府允许某人入境，而国内没有居民希望这个人进入其财产，那么结果是强制一体化。

随着政府机构的建立，还出现了公有财产和公共商品的制度。政府控制和管理这些财产和物品，而所有国内居民共同拥有它们。公有财产的数量直接影响强制一体化的潜在问题大小。

例如，在前苏联或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都是公有制的。

如果政府接纳了一个未经邀请的移民，他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自由迁移，因为没有私人土地所有权，除了政府规定的限制外，他在国内的迁徙不存在其他限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强制一体化可以无处不在并极大加剧。实际上，在苏联和东德，政府可以把陌生人安置在别人的私人住宅或公寓里，这种做法是基于所有私人房屋都建在公有土地上的“事实”。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是高工资地区，至少不会长期如此。

他们的问题不是移民，而是移出压力。苏联和东德禁止移民，并杀害试图离开的人。然而，强制一体化的问题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

在美国、瑞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些高工资地区，政府承认的移民也不可能随便迁移到任何地方。移民的行动自由将受到私有财产，特别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严重限制。

然而，通过使用公有道路、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在公有土地、花园和公共建筑物中逗留，移民仍有可能越过每个国内居民的道路，甚至搬到任何人的附近。

为了履行其保护公民及其财产的主要职能，高工资地区的政府必须采取限制性移民措施。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人民政府想要保护其公民及其国内财产免受强制一体化和外国侵略者的侵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纠正，另一种是预防。

纠正措施是在入侵者已经存在后改善强制一体化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尽可能减少公有财产的数量，并维护私人财产所有者允许或拒绝他人使用其财产的权利。

如果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私有的，那么即使有人成功入境，也很难进一步扩散。

这种纠正措施执行得越彻底（即私有制程度越高），对边境防御的需求就越少。

比如，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由于很多地方没有私有财产，抵御外来入侵者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即使通过私有化降低了边境保护的成本，只要高工资地区和低工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和工资差异，边境保护的需求就不会消失。

因此，为了履行其基本的保护职能，高工资地区的政府还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在所有入境口岸和边境沿线，政府作为公民的受托人，必须检查所有新抵达的人是否有“入场券”——即由国内财产所有者发出的有效邀请。所有未持有入场券的人都必须被驱逐出境，费用自理。

有效的邀请函是一个或多个私人接收人（住宅或商业）与抵达者之间的契约。根据契约，邀请方只能处分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意味着接纳移民是消极的，类似于有条件自由移民的情况，即该移民被排除在所有公共资助的福利之外。

从正面来看，这意味着接受方对被邀请者在其逗留期间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被邀请者对任何第三方的人身或财产所犯的罪行，邀请者须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就像父母对其子女的行为负责一样）。

这项义务实际上意味着邀请者必须为其所有客人购买责任保险，一旦被邀请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内财产所有者承担了对该人的责任，这项义务才会终止。

邀请可以是个人邀请，也可以是商业邀请；可以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可以是无时间限制的；可以只涉及住房，也可以涉及住房和就业（但不能签订只涉及就业而不涉及住房的有效契约）。

无论哪种情况，邀请都可以由邀请人随时撤销或终止。签证终止后，被邀请者——无论是游客、来访的商人，还是常住外国人——将被要求离开，除非另一位常住公民与其签订了新的邀请契约。

受邀者可能会失去其作为非居民或常住外国人的合法身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面临被立即驱逐出境的风险。

只有在获得公民身份后，才能免于这种境况。根据实现所有移民成为受邀契约移民的目标，获得公民身份的基本要求是取得不动产和住宅物业的所有权。

相反，如果像美国那样，根据属地原则授予公民身份，即在东道国出生的非居民或居民外侨的孩子自动获得该国公民身份，这与受邀移民的理念完全不符。

实际上，这样的孩子应当获得其父母的公民身份。东道国政府给予这名儿童公民身份，并没有充分履行其基本的保护职能，实际上等同于政府对本国公民实施了侵犯行为。

相反，任何一个人成为公民意味着获得永久居留的权利，而永久邀请只能通过从一位本国公民那里购买住宅物业来实现。

只有当一位公民出售房地产给一位外国人时，这位公民才表示同意这位客人的永久居留。

此外，找到愿意出售住宅物业的公民并准备好支付费用，虽然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国内物业受限于某些限制性条款，那么潜在公民需要跨越的障碍可能会更高。

例如，在瑞士，公民身份的获取要求住宅物业的出售必须得到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直接受影响的当地物业所有者的批准。

从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外来入侵和强制一体化的角度来看，瑞士政府的表现显著优于美国。

进入瑞士或作为不受邀请的外国人留在瑞士更加困难，尤其是外国人获得瑞士公民身份比在美国要难得多。

尽管如此，瑞士和美国的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仍被认为过于宽松。两国的公有财产规模相当庞大，税收资助的福利供给水平很高且还在不断增长，而且外国人并未被排除在福利享受范围之外。

这些情况使得两国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被迫与外国人一体化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在瑞士、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高工资地区，针对移民政策的民众抗议声浪日益高涨。

通过论证自由贸易与（无条件或有条件的）自由移民并不相容，且自由贸易实际上要求移民须遵循受到邀请并签订契约的条件，我们希望能为这一领域未来更为明智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