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院长年薪制，不能杜绝腐败！

原创古原古九古十

大家好，我是古老板。

有一个领域，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少挣钱，但是在他们内部，收入这两个字，始终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这就是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一个院长，究竟应该拿多少薪水，才是合理的？

在当下的体制下，这个问题，无解。

中国公立医院本身的性质，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定位。他是行政机关吗？不是，他没有管制他人的权力，他是国有企业吗？不是，他没有利润考核的目标。他是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单位吗？也不是，他在收钱治病。

2009年1月10日，郑大一附院召开2008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会场悬挂的“抢抓机遇，大干快上，实现发展跨越”，“精诚团结，为创建国内一流医院而奋斗”等大红标语，格外醒目。

在欢呼声中，当时仍是郑大一附院院长的阚全程称，郑大一附院重新夺回龙头位置。在业绩汇报中，门诊人数、收住院病人数、手术台数、规模效益成为汇报的重点。

一年后，郑大一附院年会上，阚全程高歌一曲《爱拼才会赢》，那个公立医院发展的时代，依旧格外应景。

这一幕，你认为院长是一个什么角色？

毫无疑问，院长的角色，是企业CEO，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是所有中国公立医院自九十年代断粮（财政拨款后）发育出来的机制，虽然没有明确的身份，但中国的公立医院就是一家企业，这是一个事实。

所有的院长在医院开会讨论的关键字，是效益二字。

没有财政拨款，医院的工资怎么发？只能从市场要钱。医院的垄断性也不强，患者有很多选择，小病去诊所，大病到外地医院去看，甚至大多数地方都有多家综合性医院，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之间竞争也很激烈。

一个好的院长的评判标准，就是医院赚了多少钱，医护的工资水平有没有提高，来的病人多不多，否则，光是医院内部，就得天天骂院长了。

然而，医院赚钱这四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你怎么能赚我的钱呢？于是，医院的公益性再一次被强调，院长年薪制也就成为强调其公益性的一个标志。

院长年薪制说的是，院长的收入不再与医院的经营收入进行挂钩，而是由当地财政直接发放。

5月5日，河北省发布政策提出：到今年年底，全部省直公立医院、50%的市级公立医院、50%的县（市、区）至少1家县级公立医院落实党委书记、院长年薪制，年薪由同级财政负担；

也即，院长要成为公务人员，成为财政供养人员中的一部分。

进一步的改革是，医务人员的收入都不能与经营收入进行挂钩。改革方案并没有说，不能与经营收入挂钩，那他们的收入怎么定？

搞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搞类公务员体制，都是可能的。

在这一改变下，医院将被逐步改造成为类似教育系统的管理模式。

但是问题来了，这样改？能解决问题吗？

公立医院之所以现在还有竞争力，因为公立医院作为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势必会通过扩大规模等方式，扩大市场份额。收入一骑绝尘的院长们背后，站着的都是中国最赚钱的公立医院们。

院长收入和医院发展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但近几年，公立医院“做大做强”的追求，被重重政策“压制”。无论DRG/DIP执行还是公立医院“国考”，都对医院发展质量和效率，做了明确的指征要求。

而即将全面实施的“院长年薪制”，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以期给院长们率先戴上紧箍咒。

院长们干得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失去了经营收入这一标准，又有哪一种标准能准确衡量具体管理者的贡献值呢？

院长年薪制实施后，上级单位如何考核这个院长是否值几十万的年薪呢？

如若医院巨额亏损，院长算合格还是不合格？巨额亏损，就必须财政补坑，当地财政就会马上换人，转过头来还得找一个懂经营管理的人来，下一个命令，你过去的任务，就是扭亏。

因为只要医院不是全额财政拨款单位，就必然面临这一事实。

一个机构，要想赢利是不容易的，但要想亏钱，还不容易吗？让消费者个个说这家医院水平差，有病去别的医院看，随便派个人都能做到。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院长主任们是要成为公务员了吗？

也许未来，你看病，你要找的是副科级医生，副处级医生。

中国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始终没有告诉院长们：如何当院长？怎么当院长？做好院长后，相应的激励怎么考核？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捋顺。

一些卫健委的人这么解释：

“年薪制对医院领导人员提出一个方向——强调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公立医院领导人员转变角色；过去更多站在医院角度，院长只要把医院经营好、运行好、发展好就行。”

但是，什么叫经营好、运行好、发展好？

如果不以利润为指标，以上的好，能成立吗？

当下的改革，很多在参考福建三明的改革。

2022年，福建省三明市晒出当地各医院（医联体）党委书记（院长）的年薪。其中，院长平均年薪47.16万元、最高67.47万元，仅一家医院院长年薪低于40万元。

但这些年薪是怎么来的？三明第一人民医院，政府的财政投入占了医院总收入的27%，而大多数其他医院只占了5%左右。

也就是说，三明改革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财政投入的基础上的，每一家医院都做这种投入，这就意味着对医院的财政投入要翻个五六倍才行。

其实不少医生是希望自己成为公务员，直接成为财政供养人员的。

当公立医院院长们的薪水不再从“医院总收入”这个蛋糕中分一部分的时候，院长们或许会失去“做大蛋糕”的动力。

比如国企和央企们，其主要负责人也与医院院长一样有行政级别，但财政并不需要负担这些人的收入，而是从企业总收入中来。

如果院长的年薪来自财政，而职工的薪酬来自医院结余，并且绩效评价标准还不一样，这很容易导致院长和职工收入脱节。尤其是在目前公立医院降薪潮来袭的背景下，其结果就是“穷庙富方丈”。

这种薪酬机制只会引导院长只“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医院管理结果负责。

因为尽管政府部门对院长也有绩效考核，但是一方面与运营管理有关的指标很少，权重也低，对考核结果影响有限。考核将流于形式。

如果将医院当作国企，我们就会发现，公立医院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2020年，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负,占比43.5%，较2019年增加25.89%；2022年，43.8%的二级医院出现亏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推年薪制将院长变成官员，其结果是让医院亏损更加严重，财政更加不堪重负。

而财政为了减支，必然要求医院不管不顾地降低支出。

最终倒霉的是谁？是消费者。

因为，失去利润目标的医院，将一步一步变成更加官僚的机构，他们将以服从于上级、取悦于上级领导为目标，而不会成为一个服务消费者的机构。

腐败会少吗？只要权力在手，还不需要管医院的效益，这不是更好的贪腐环境吗？

很多人总想把医生改造成为不食人间烟火，一心救死扶伤的道德神，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