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晚与美国的超级碗决赛，本质上，都是一场商业盛事。

二者的开始的时间都差不多，今年中国的春晚是在2月9日，而美国今年的超级碗决赛，在2月12日。

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最后公开的时间是在2010年，6.5亿人民币左右，而美国超级碗决赛今年广告费吸金达到6.5亿美元。

而现在整个中央广播电视年度总收入也才二十多亿元，历经了电视业的衰退后，央视的春晚广告收入，估计难以超过2010年6.5亿的高峰收入。

上届超级碗，拼多多花费1400万美元（9550万人民币）买下两个30秒广告时段，平均下来，每秒的广告费是159万人民币。

2016年，乐视曾7199万拿下春晚倒计时30s黄金广告，平均240万/秒；2017年30s倒计时金主换成小米时，广告费仅有4457万，平均148万/秒，缩水了近一半；《捉妖记2》投入1亿拿下了黄金60s，平均166万/秒，但是相比2016年的价格缩水超过30%。

最贵时，中国春晚一秒的广告费达到了572万元。

可以说，仅以商业角度，中国春晚的广告收入潜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实际上，中国春晚却完输超级碗，实际广告收入只有对方的五分之一。

问题出在哪？仅仅是电视业的衰落吗？当然不是。

春晚是一款爆款节目

春晚与所有的电视节目不一样，他成为中国民俗中的一部分。

过大年，看春晚，是自从春晚开设以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重要形式，在高峰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几乎所有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这种爆款产品，是史无前例的。

即使是平时从不看电视的人，在春节时期，打开电视，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一家人一起看春晚，是一种节日的形式。

但春晚的收视率却依然在节节下降，有人说是各种其他的产品比如短视频分流了收视率，这种分析不准确。

真正的原因在于春晚的节目质量在节节下降。

各种关于春晚节目质量的讨论，是春节时间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比如，今年语言类节目彻底完蛋。

而导演们则认为，节目质量下降只是观众口味多元化的结果，相对于四十年前娱乐产品的缺乏，现在平时就有大量优秀的娱乐节目了，春晚想出彩，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我们将美国超级碗纳入分析，则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超级碗上的表演，每一年，都是经典的演出，超级碗上的广告，都成为了经典，甚至看这场盛宴上的广告，都成为了卖点。

广告费不断创新高，就说明了超级碗的表演与广告越办越成功，成为了全球顶级盛宴，而他的传播形式，依然是电视，难道美国的互联网业不发达么？

同样是一款爆款，为什么春晚日渐衰退，而超级碗却蒸蒸日上？

因为，在中国，赚钱是一种罪，国企赚钱罪过就更大了。

央视春晚广告收入之所以在2010年后成为了一个秘密，就是因为媒体们开始攻击春晚了，一场春晚成本仅仅千万，收入却高达6.5亿，这是当年的新闻媒体标题。

能上春晚，对于所有的表演者来说，都是一种扩大影响力的广告，甚至就是收入的来源，一夜爆火的明星很多，比如小沈阳。如果上央视表演，需要支付一百万的费用，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支付，因为回报远远高于投入。

但是春晚真的将全球最好的表演者都纳入其中了吗？当然没有。

春晚与超级碗不同的是，春晚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还有大量非商业性的考虑，这是由央视这一特殊机构的地位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光是节目评审环节中，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节目的考虑，绝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考虑，而是要考虑诸多因素，这种机制，就导致春晚的商业性特征不断在弱化。

央视是一家具备国企特征且具备政府特征的一个机构，这一特征是其商业化不足的根本性来源。

2023年，据公开资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预算中，其中有17亿元来自于上级财政拨款。

作为中国电视业的一哥，居然还要依赖上级财政拨款，实在是难以想象。

制播分离改革

中国电视业其实也有推动过市场化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就叫制播分离。

制播分离指的是，节目由市场来进行制作，引入竞争机制，再由电视台出资购买节目，或进行广告分成。

这种市场化改革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一系列综艺节目，其实都是市场化机构进行生产，由国企性质的电视台进行播出的。

甚至一些好节目，完全脱离电视台进行运作，比如吐槽大会，他就完全由网络视频平台进行播放。

在这样的机制下，出现了一大批爆款节目。

但是春晚，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依然是由制作单位——央视在牵头在组织生产，这种生产必然是低效且低质的。

其实以中国的市场现状，一个春晚长达四个小时的节目，产生几十亿的广告收入，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如果由一个市场化的机构来生产节目，这么庞大的收益，足以创造出无数震撼人心的文艺节目。

文艺节目好与不好，完全是其市场回报相关。

贾玲一部贺岁片可以赚到上亿以上，这就让贾玲成为了中国最为专业的演员，为了节目的效果，营销的效果，可以在一年内增重四十斤，又减掉一百斤，同时增肌，并硬拉120公斤杠铃。

仅从演技来说，贾玲是非专业的，是相声演员出身的，是综艺大咖罢了，在很多专业演员眼里，她就是个小卡啦咪，不管是导演水平和演技，我相信专业的影评人都会打出不合格的分数。

但好莱坞的演员更为专业，因为其收入没有受到干预，而中国的影视行业的管制太多，甚至演员拿多少钱都是受到干预的。

在这种管制下，没有好片子是一种必然。

春晚四个多小时的时长，足以让不同受众都找到自已需求的产品，这么庞大的收视率，也足以催生出世界上最为顶尖的艺术产品。

之所以越来越失败，只有一个原因，商业化水平太低了。

不信，你将春晚进行招标，外包出去试试？十个亿，绝对有人敢包。央视什么也不用管，净收十亿就行了。

你要坚持相声要有教育意义，要求一定要一片祥和，要求达到某一种宣传效果，那这种节目怎么可能搞得好呢？

文化与戏子

对于文化产业，舆论中充满着分裂的矛盾。

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被西方文化 入侵，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无法满足他们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这些人又认为戏子当道的世界是一个荒唐的世界，他们希望只有歌颂体，歌颂科学家和子弟兵。

这二者其实是矛盾的。

因为所谓的文化入侵，其实是文化产业商品化，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文化 产业管制更少，因此，他们的文化产业更为发达，有更多的好的影视作品，流行音乐作品、体育赛事。

而好的作品，自然会得到消费者的喜欢，不管这个作品是哪国生产的。

也即，即使按这些人想传播中国文化的意图，那也应该是让中国的文化产业管制变少，才能创造出好的文化产品。

但这些人同时又鄙视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将他们鄙视为戏子，甚至天天对他们喊打喊杀，这就必然让这一行业不可能创造什么好作品。

那大众们也就只能看韩剧、看美剧、听美国的流行音乐了。

其实制播分离的市场化改革以来，综艺节目的水准已经成为东亚顶级水平了，周边台湾、香港、韩国的综艺节目完全干不过大陆的综艺节目。

大陆的电视剧如同当年的港台电视剧一样，开始成为大陆周边年轻人的最爱。

原因无他，市场化带来的节目水准的提高。

一个《我是歌手》一季节目的广告收入高达3亿，而台湾现在的综艺节目一期的广告收入才几万人民币。

这样的收入结构就会导致节目水准的巨大差异。

其实今天的中国市场已经很大了，2023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549亿元，而2023年北美票房总收入是9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高了不到一百亿。

而在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但整体来说，中国的文艺作品的专业水平，与世界还是差异很大，可以说，这个专业水平配不上这么庞大 的市场。

而这其中，民间舆论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否定，就是制约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抵制明星的高价片酬，抵制体育明星的高价收入，成为了近几年的一种舆论风潮并成为了现实政策。

这种管制的结果，将会让中国文体产业继续萎靡，中国想要出世界级的明星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你给他收入上搞一个上限，那他的水平也就有了上限。

因此，那些天天希望看到中国明星、中国电影、中国文艺作品行销行球的人，正在亲手用他们的舆论呼吁在消灭他们这一目标。

更为麻烦的是，文艺作品是一个产品。生产文艺作品，与生产手机，都是生产商品，都是满足他人的需求，二者并无高低之分。

事实上，很多人买手机，也不过是为了刷短视频而已。

他一样会带来资本的投入，创造 无数就业岗位，一样可以形成优势产业，一样可以增加一个地区长期的繁荣。

消灭明星，和消灭一家工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

结语

春晚收视率越来越低，当然不是好事。

这代表着在这一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停滞，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产业受到了过度的管制。

人们崇拜明星，向往明星不是坏事，他不过是羡慕文艺市场中的成功者罢了，和人们羡慕企业家是一回事。

谁不想多赚钱呢？人人向往赚钱，并将靠自已能力赚钱的人视为社会的英雄，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这种人成为打倒的对象，那就是全民贫困的开始。

保守派们用道德来指责明星，认为明星没有创造和生产，这都是他们内心失败、嫉妒成功者的一种心理现象，这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当这种舆论占据上风时，我们得警惕了，因为一切领域的成功者，都可以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繁荣和向上的社会氛围就将被终结，而繁荣和人人上进追求赚钱，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嫉妒从来都是暗黑能量。被这种情绪笼罩的社会，一定是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