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有多聪明，你根本不知道 | 邓新华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发生过这样的合同纠纷：某人承包了村里的果园、水库或者小工厂，赚了大钱，村民、村干部看了眼红，撕毁承包合同，收回果园、水库或工厂，村里自己来干。是啊，这个小厂今年赚了10万元，凭什么你承包人拿9万，村里只拿1万？我们收回来，10万全部拿！但是他们自己干以后，根本就不赚钱。

这些村民、村长不懂，一个企业能不能赚钱，和企业家精神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你看到人家的买卖赚大钱，你就破坏契约，无视产权，这就没有企业家精神产生作用的条件，当然就赚不了钱。

有些村长就聪明多了。他们也知道村民心怀嫉妒，他们自己也不甘村里只拿1万，但他们懂得更好的解决之道。

他们敞开欢迎更多能人来办企业。假设，有20个企业来承包土地办厂，每个厂赚10万，企业家拿9万，村里拿1万，看起来村里还是拿得少，但是加起来，村里拿了20万，比任何企业家都强！

还有更聪明的村长，干脆把承包费降到5000元，吸引来100家企业，村里总共可以拿50万。最后村长有钱花，村民也分到更多钱。

这不是想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很多村庄的真实历史。辽阔无垠的大地上无数的乡村企业，就是在这种思维革命下发展起来的。当然，现在很多乡村已经变成城市了。

这个思维革命的要点，就是补短。

有些人赚了大钱，是长。要不要把长截下来，补给短呢？我们要公平啊！

这是朴素的公平观。

更高一层的公平观是，我不截长，我把短补上去，不也是更公平了吗？原来只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是显得他太长了。那我让村里出现20个成功企业家，并且村民的收入也提升了，原来太长的，不就不长了吗？

并且，补短又不需要村长们花钱，更不需要他们背起锄头干活，只要他们有更宽广的胸怀，以及对利益更为客观清醒的认知，就可以了。你海纳百川，财富自然就涌现。

其实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村发展史，综观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也是一段不断补短的历史。

最开始，是没有工作的个体户摆摊赚了大钱，人们心怀嫉妒，而且鄙视这些个体户是没有文化“暴发户”。

改革者怎么做？没关系，放松办企业的环境，让你们也有机会赚大钱。于是人们蜂拥下海赚钱，许多优秀企业家出现，对个体户的嫉妒和嘲笑陡然消失。

企业家赚了大钱了，教授、医生还没赚到大钱呢，怎么办？教授们之前不如个体户，现在又不如小老板、包工头，这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吗？

没关系，放松对教授、医生的束缚。教授可以拿出科研成果和企业合作、可以给企业咨询、讲课，医院可以灵活经营。很快，教授、医生们成为高收入群体，脑体倒挂的抱怨也陡然消失。

……

就这样，哪里短，就放开哪里，给哪里更多机会，把哪里补起来，最后补出一个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

补短，而不要截长，这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好懂的。

例如，北大、清华办得好，人人想上北大、清华，那解决之道就是放开办学，办出更多的好大学来，让更多人有机会上好大学，这是补短，也是提升教育公平。如果截长，把北大、清华的教授们拿去各地轮岗，那最终会使得各地学校发展不起来，北大、清华也完蛋。

这很容易听懂吧？但在经济问题上，很多人会因为利益、情绪、成见等因素，忽略掉这个道理。

嫉妒心、不公平感，这是人类无法克服的心理基因，没什么不合理的。但怎么应对这一心理基因，缔造人类繁荣，需要智慧与魄力。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科学思维的胜利。

而在中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一时期，西方应对得并不好。西方更多地流行截长思维，对企业不断增加管制，还不断增加福利，最终使得西方经济长期滞涨。西方政客迎合老百姓的截长思维，那么，老西方百姓满意了吗？不，他们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像中国的改革者那样，进行一场思维革命，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为什么中国的村长比西方的政客做得更好？是因为中国的村长比西方人更聪明吗？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确非常非常聪明，但，中国的村长做得好，关键原因还在于算法。

改革开放给了村长们自行摸索的部分自由。有的村长努力补短，村里经济繁荣，其他村就会跟着学。于是，在分散决策、优者胜出、落后者追随的算法下，整体上，中国的村长就表现得比西方的政客聪明得多，这，又是比补短更高一层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