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医院肖飞医生的那点风流韵事，以及牵扯出的董小姐“学霸”之路的疑云，变成了舆情。
一时间，口诛笔伐，群情激愤。
廉价的“道德败坏”的叙事，遍布整个互联网。
从二人的身世背景，培训路径，都开展了口诛笔伐。甚至谣言满天飞，什么院士孙女的谣言都出来了。
我们先暂停一下这廉价的道德义愤，扪心自问：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家彻底市场化、私有化的医院，我们作为“消费者”，真会如此关心肖医生和几位护士、医生之间的情感纠葛吗？
我们会因为董小姐的本科学位来自巴纳德学院而非哥伦比亚大学本部，或者她规培走了“捷径”，就拒绝去她可能就职的私立医院看病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市场里，我们只关心疗效和账单，谁管你医生是不是“海王”
想象一个真正由市场主导的医疗环境。你生病了，需要找个医生看病，或者做个手术。你会关心什么？
第一、疗效与安全：
这家医院、这位医生的治愈率怎么样？手术成功率高吗？并发症多不多？有没有医疗事故记录？同类疾病，其他患者的评价如何？
第二、价格与透明度：
看这个病大概要花多少钱？各项收费明细清楚吗？我的保险能覆盖多少？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替代方案？
第三、服务与体验：
预约方便吗？等待时间长吗？医护人员态度好不好？环境舒不舒适？隐私有没有保障？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肖飞医生是不是“海王”，董小姐的博士论文是不是能在知网轻松找到，这些信息对于一个寻求医疗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他们选择的是能以合理价格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机构和个人。
如果肖飞医生因为沉溺私情，导致手术水平下降，或者像举报信所说，真的在手术中置患者于不顾，那么在私有医院，他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停职”、“开除党籍”（一个在市场机构里毫无意义的处分）和解除“聘用关系”（一个随时可能因业绩不佳而被解除的关系）。
他将面临的是：口碑崩坏，没人敢找他看病，他成为了医院的负资产，影响医院声誉和收入，医院会迅速将其扫地出门，以挽回市场信任。私营保险公司将这家医院踢出保险体系。
这一切的惩罚，不是来自某个高高在上的行政指令或纪委调查，而是来自冰冷但有效的市场法则。
市场不关心你的私德，只关心你作为服务提供者的价值和风险。
你活儿好、价钱公道，哪怕私生活一塌糊涂，只要不影响工作，消费者可能照样买单（想想那些才华横溢但私德有亏的艺术家或科学家）。
你活儿差、风险高，哪怕你是道德楷模，消费者也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给你“点赞”。
同样，董小姐的培养路径问题，在市场环境下也会被重新评估。
协和的“4+4”模式，如果培养出的医生确实能力超群，能在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无论她本科是哥大还是巴纳德，规培是一年还是三年，消费者和市场会认可她的“价格”（即她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收费）。
如果这个模式培养出的医生华而不实，临床能力堪忧，那么市场自然会淘汰他们，或者他们只能在低端市场提供有限的服务。
私立医院在招聘时，会更看重实际能力和过往业绩，而非一个模糊的“名校光环”或“创新模式”标签。
至于所谓的“打招呼”留在胸外科，如果这导致了科室整体水平下降或事故风险增加，负责的私立医院管理者会迅速纠正，因为这直接影响医院的“生意”。
谁会为了一个人情，砸掉自己的饭碗？把自己投资几亿的医院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决定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生存，商誉是一个核心的机制。
只要你事故频发，随便用人，商誉马上倒塌。
那么，为什么在公有制体系下，肖飞的“桃花劫”和董小姐的“背景疑云”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风暴，甚至连国家卫健委都要成立调查组呢？这恰恰说明了公有制体系的根本性缺陷：
公立医院缺乏有效的市场评价机制。
在过去，没有财政拨款的医院，其实是部分存在市场化的，医院要有收入，医生要有资金，没有市场的口碑，是做不到的。
在当下，由医保控制下的公立医院开始在变化，他们对消费者满意度和市场份额生存的机制被削弱了。
它们的拨款、等级、医生的晋升，更多依赖行政指令、内部关系和各种非市场化的指标。
消费者（患者）缺乏用脚投票的权力，或者说投票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既然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来表达对服务质量和价格的偏好，公众的注意力自然就容易被那些更具戏剧性、更容易理解的“内幕”——比如私德、关系、特权——所吸引。
大家骂肖飞“渣男”，质疑董小姐“走后门”，某种程度上是在发泄对这个封闭、僵化、无法有效监督的体系的普遍不满。
我们无法像在淘宝上给差评一样评价一家医院或医生，于是只能抓住这些道德或程序上的瑕疵大做文章。
董小姐事件之所以引发众怒，核心在于它触动了“公平”这根敏感神经。在公有制体系里，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筛选，“关系”、“背景”、“人脉”往往成为比能力更重要的资源。
从入学、规培、留院、晋升，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寻租空间。
协和“4+4”模式，本意或许是好的，但在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被质疑是为特定人群量身定做的“绿色通道”。
公众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这个体系运行逻辑的长期洞察（或者说是无奈的经验总结）。
大家担心的不是董小姐是不是真的学霸，而是担心这种不透明的选拔和培养机制，是否正在系统性地制造不公，将真正有才华但没背景的普通人排挤在外。
然而，只要在公立系统呆过的，越公有化的体系，才华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如果肖飞直的敢在手术期间与人争吵甚至离开手术室（无论离开多久，出于何种原因），这本身就反映了公有制单位内部管理松散、责任心缺失的问题。
在私立医院，这种行为可能直接导致巨额赔偿和执业生涯终结。
但在公立体系内，似乎总有“单位”、“组织”会出来“协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医生的行为边界变得模糊，个人情绪和内部矛盾有时会凌驾于患者安危之上。医院的回应也往往充满了官僚辞令，比如“高度重视”、“组织调查”、“严肃处理”，但很少会像私营企业那样，从市场声誉和经济损失的角度去反思和改进。
大量的行政资源、舆论资源被用来调查和讨论肖飞的私生活、董小姐的学历背景，甚至连“骨科教学秘书麻昊宁”是不是盘尼西林乐队成员这种花边新闻都成了热点。
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在一个健康的医疗市场，这些资源本应用于提升医疗技术、改善患者体验、降低医疗成本。
但在公有制体系下，内耗、政治斗争、形象工程往往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精力。
这种依赖“内部爆料”而非市场监督的纠偏机制，本身就极其低效且不可靠。
公有制医疗的支持者常常强调其“公益性”，声称它能保障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避免私有化带来的唯利是图和看病难、看病贵。
这听起来很美好，不过，这只是一个医疗领域的乌托邦。
现实是残酷的。
在缺乏市场约束的公有制体系下，“公益性”往往异化为“特权性”。资源并没有真正公平地流向最需要的人，而是常常被掌握权力或拥有“关系”的少数人优先攫取。
普通人排队几小时甚至几天挂不上专家号，而“关系户”一个电话就能搞定；普通患者在手术台上可能面临主刀医生因“内部矛盾”而延误的风险，而“有背景”的患者或许能享受到更周到、更谨慎的服务。
那张流传的网图所言“患者上手术台都是有关系的人才有机会”，虽是极端讽刺，却也道出了某种令人不安的现实感知。
甚至在四十年前，这就是现实。
在四十年前的完全计划经济的医疗体系中，没有关系，你当不了医生，没有关系，你也享受不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服务。
一切都要走后门。
你又要公有，又不许走后门，这是做不到的。
所谓的“公益”，在实践中必然沦为“部门利益”或“小圈子利益”的遮羞布。
医院和医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提升效率、改善服务，因为他们的生存不直接依赖于患者的满意度。
相反，他们有强大的动力去维护体制内的地位、争取更多的行政资源、巩固自己的“关系网”。这才是公有制医疗体系运行的真实逻辑。
肖飞和董小姐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试图用行政权力取代市场来运营医疗体系，是一条注定充满荆棘且效率低下的道路。
它不仅无法兑现“公平”的乌托邦承诺，反而会滋生特权、掩盖低效、模糊责任，甚至让公众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医生裤裆里的那点事儿，而不是手术台上的真功夫。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肖飞、董小姐进行道德审判，也不是呼吁公有制体系内部加强“思想教育”或“作风建设”。
这些都只是扬汤止沸。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观念变革：
承认医疗服务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尽管是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商品），承认消费者（患者）有权利用自己的钱包和选择权来决定哪些医院、哪些医生值得信赖。
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吧。让医院和医生在阳光下竞争，比拼价格、质量和服务。让消费者的评价和选择成为决定他们生存与否的关键力量。
在这样的体系下，肖飞医生的私生活可能依然是媒体的花边新闻，但他若敢怠慢手术台上的患者，市场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董小姐的背景可能依然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她若想获得患者的认可和市场的尊重，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临床本领。
私有化医疗肯定不是什么人间天堂 ，会有欺诈，会有质量低下不负责任的商家，因为这个世界就不是人间天堂，市场派从来都承认市场不完美，但是，试图用干预或消灭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市场本身的不完美，那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奥派经济学反复论证的不过是，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体系，比公有制下的生产体系，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能满足一切需求。
有人说奥派主张所有生产私有制是乌托邦，他们不明白，试图用公有制来纠正不可能完美的市场，想让其完美，才是一种乌托邦。
如果未来中国的医院彻底由财政拨款，全部公有化，那类似于肖某的新闻中的各种指责和猜测，就不再是新闻，而是一种常态、一种事实。
只要年纪大一点的人，就能明白，四十年前的所有单位，不都是这样么？子弟进自家单位，买东西看病都要凭关系，一切取决于你的身份。
医疗改革到了关键的历史节点，是要进一步市场化，还是要回到四十年前的模式，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