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为何适得其反?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道德经》

千载以来，普天之下之法，常适得其反。

例如，古代巴比伦、苏美尔、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皆设立物价管制，而此举非但未促进公平，反致饥荒横生。自20世纪至今，美联储本应维护经济稳健，然则酿成最严重通胀和萧条。禁酒令和禁毒令旨在确保道德淳朴，却助长了暴力蔓延升级。

为什么法律往往会产生有悖初衷的后果？

首先，许多法律阻碍了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安居乐业——而政客们也埋怨负担得起的住房匮乏，但土地使用限制却阻碍了企业家们建房的热忱。

据估计，在加州，土地使用限制会使新房加价4万美元。这将房屋中位价格推高到20万美元以上，迫使人们退出交易市场，也打击了建筑商的积极性。

或对此思考一下：在1942年实施租金管制之前，纽约住房市场，据一位规划师所说，本是“举世艳羡的市场”。开发商顺应市场需求，每年新建住房9万余套。如今，租金管制历经五十载之后，新房建设寥寥可数。该市拥有6645栋楼房，估计有76000套住房已被弃置，因为业主们发现这样做，比支付城市征收的各种费用更划算。

正如《巴伦周刊》所报道的，除轰炸之外，限制土地使用是毁灭城市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法律常因招致各种破坏行径而适得其反。

近年来，纽约市为所有自称“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的政策，诱使人们放弃自力谋生，抛亲弃友，寻求施舍。据闻，约七成申请庇护者之前是和亲友居住。当然，城市提供的庇护所固非甚佳，但由于免费，需求似乎无穷无尽。

福利法的本意是帮助穷人，然而正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等人所述，福利实为家庭破裂设下强力而不当的诱因，因为父亲仍在，母亲就会失去政府供款。单亲家庭贫困率比双亲家庭高出6倍。单亲家庭婴儿夭折率也要高得多。

第三，法律因累及无辜而适得其反。

比如说义务教育法。这些法律让公立学校充满了不想入学的孩子。有些学生有暴力倾向，攻击甚至杀害教师和其他学生。教师必须锁上教室，以阻止走廊上的流氓闯入。因此，号称促进教育的义务教育法，几乎使美国的教育难以为继。

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即使不依赖金属探测器和保安警卫，也罕遭暴力侵扰。正如罗格斯大学犯罪学家杰克逊·托比所说：“让学校变得安全的关键在于，年轻人上学是由衷想习得老师所欲传授的学问”。

银行法亦有反噬之效。20世纪80年代初，华府将存款保险金额增至10万美元，不收个人储蓄者任何费用，此举引发了储蓄和贷款危机。人人皆因追逐最高利息，而不顾银行借贷之政策是否健全。果然，惨状滔天，损耗之数高达数千亿美元。此等代价本应由那些选择承担风险的人背负。然而，那些从未将任何资金投入储蓄和贷款协会（S&L）的无辜纳税人，却背负了这些代价。

为应对这场由政府引发的危机所做的一番努力，反而导致了第二场危机。198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改革与恢复法案》迫使金融机构抛售垃圾债券投资组合。这项法律之所以适得其反，是由于它引发了垃圾债券的恐慌性抛售，导致原本盈利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此后，垃圾债券市场恢复繁荣，但从未把钱存入金融机构的无辜者，如今却要承受更加不堪的重负。

第四，法律因驱逐人才和资本而适得其反。

20世纪50年代，由于众多投资者担心美国国税局专断的政策，欧洲市场应运而生。他们遂于伦敦设立了银行账户。20世纪60年代，华府颁布法令，企图阻遏美金外逃之势；但这些法律适得其反，使境外美金需求愈加旺盛，欧洲市场因此一飞冲天。如今，欧洲市场每岁交易新债约五千亿美元。

由于许多国家的税法是没收性的，据信，全球资金或有半数都存放在离岸避税港或通过离岸避税港转移。仅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和信托公司有逾23500家。

纽约市政府屡屡为企业设置重重障碍，似乎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束手待毙。结果当然是赶走了生意和就业。自1963年以来，纽约市大型企业总部数量从170家骤降至45家，降幅高达74%。

同样，全球最残暴的政权智力外流现象严重。目前，估计有四千万难民来自暴力的公有制政权。这对这些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损失，而澳、加、美等国则因此获益。难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腾飞方面，历来成就辉煌。

第五，法律因刺激腐败而适得其反。

腐败并不是从纽约住房官员涉嫌花费33.7万美元重新装修办公室开始的。

自古以来，凡政府都自称道德优越。然而，它们却利用法律掠夺劳动人民的生产财富，造就宫殿、金字塔、宗教碑刻、军队和其他权力象征。

苏俄本应建立一个平等的公有社会，但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很久以前所说，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苏俄干部可以享受普通人无法享受的奢侈品，如鱼子酱、上等牛肉、浴泡黑海温泉、子女接受更优良的教育。

第六，法律因激起仇恨和暴力而适得其反。

在美国，《平权法案》鼓励越来越多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群体提高对优惠待遇的要求。但是，被取代的群体不甘心成为这些法律的受害者。轶事证据表明，种族敌意正在增加。

其他国家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拥有更大的权力。法律具体决定了学校教什么、容忍哪种宗教、偏爱哪种语言、人们如何使用财产、人们可以去哪里旅行、谁能获得工作等等。

因此，对政府的控制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导致了无休止的暴力。

在北爱尔兰，恐怖分子杀害无辜妇女和儿童。在印度，印度教徒屠杀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他们反过来又屠杀印度教徒）。前苏地区一片混乱，乌克兰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奥塞梯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都在争夺对他人的政治控制权或逃避政治控制。当然，前南斯拉夫已成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人被谋杀的墓地。

这种暴力在市场中并不存在。可能互不喜欢的人仍然在一起做生意，因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因此，尽管相互反感，犹太人还是与基督徒做生意，中国人与马来人做生意，波兰人与德国人做生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做生意，等等。

第七，法律滋生的弊病，往往引发民间压力，导致法律益增、积弊更多

近年来，美国加强了边境限制。欲图为家人寻求更美好生活的人们，不断躲避更严苛的关卡，官僚和工会也在鼓噪更残酷的执法。

禁毒人员闯入民宅，毁坏私人财产而无需赔偿。

美国农业部官员摧毁了加州柑橘种植者的财产。

尽管住房长期短缺，纽约市官僚们却下令摧毁违反分区法规的安全、整洁的公寓。

亨利·黑兹利特在《法律的洪流》（《自由人》，1979年1月）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因此，关于完善法律的讨论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一心一意废除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