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里尼瓦桑的《美国四百年》，是一部很好的、与众不同的美国史学作品。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他记录的是财富积累的历史、美国是如何从一个不毛之地变成繁荣富强国家的历史。他虽然也是从1600年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在写，但是并不同于传统的编年体或者纪传体，而是从经济的各个领域例如铁路、石油、钢铁、淘金、电影、工会等等层面在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各个领域有关财富创造（或者毁灭财富）的历史画卷。历史本身不会说话，历史需要一种理论代言。只有正确的理论工具，才能解读出正确的历史事件。我们知道，这个正确的理论工具，就是行动学——经济学就是行动学最发达的分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工具箱里没有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就会失去平民视角，找不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加入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那就会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者像检察官面对刑事案件卷宗那样为了控告而寻找材料。那种历史，不会发现任何历史真相，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启迪，反而会带来无尽的祸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他读过亚当·斯密以及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而且，职业生涯一直在参与市场，因此具备基本的观察经济现象的经验认知。虽然也有许多硬伤，但总体上，他没有受到主流的历史叙事的影响，没有先入为主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如实地把历史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布匹）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布匹市场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又推升了纺织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是，机械化带来的劳动力节省创造了对总体劳动力的更多需求。
并且，劳动生产率的几何式提升，让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
布匹价格连续几十年大幅度下降，对全球数百万人来说，偶尔换衣服的奢侈变成了一种能够消费得起的日常行为，工业大生产的效率将心愿变成了基本需求。
很简单的一句常识性的话，就戳穿了技术性失业的谬误，瓦解了对资本主义的攻击，是对那些砸毁珍妮纺纱机的“卢德分子”的毁灭性批判。多数人在谈及技术进步时，都热情地歌颂和支持。民众支持技术进步，因为它能够带来物质生活水准的提升，劳动强度的降低与闲暇的增多，以及消费的良好体验。即便是国家主义者，也热情地讴歌技术进步，卫星、火箭、航母、导弹以及高科技产品令他们热血沸腾，虽然那跟他们毫无关系，只会降低生活水平，但却能满足他们虚幻的骄傲。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总是会出现反技术进步的声音——例如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反对电商平台，反对网约车——并且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呢？原因是，一个人只有在关涉切身利益时，才能展示真实的偏好；在与己切身利益无关的事务上的声音，都是情绪和价值观的表达。那么社会上出现的反对技术进步的声音，多是由那些因技术进步受到伤害的人发出的。由于利益受到了伤害，他们就拼命叫唤，人少声大，期待政府干预，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把舆论场搞得乌烟瘴气。而那些因技术进步受益的人和消费者，不会就此说话。于是给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大众都在反对技术进步。反对国企改革的主力军，不是社会大众，而是那些曾经在效率低下、侵吞纳税人税金的国企员工。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压力集团和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刘欢还出来唱了一首《从头再来》。同理，攻击电商平台的，是那些低效的实体店；攻击网约车的，是垄断经营的出租车；就像砸毁珍妮纺纱机、烧毁哈格里夫斯房子的卢德分子，是那些手工作坊的从业者一样。所以平日里热情讴歌技术进步的人，与反对技术进步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只看他自己在技术进步中是否受益；那些以爱国之名对技术进步大加赞美的人，也会反对技术进步，那是因为，一个“爱国者”，同时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在服务消费者上的失败者。他甚至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变成一个牢骚满腹的“恨国党”。其实他既没有那么爱国也没有那么恨国，爱与恨，只看他个人的处境。自己处境好了就爱，处境不好就恨，无非就是为自己的无能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这告诉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某些汹涌的舆论背后的真实利益动机。这就是从人的行动逻辑进行修正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像一个侦探一样，要查找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就要去查找真实的利益动机，某项政策的出台，到底谁会受益，谁会受损？那个受益的人或者群体，极大可能就是这个政策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受损的，就是反对者。只有这样发掘真实不虚的利益动机，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所以许多看似喧嚣的舆论，其实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它就是利益受损的少数人鼓噪起来的，希望国家强制力参与，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挂着国家、民族等等大词，那无非就是想用拙劣的政治正确绑架大众。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把你们的钱都通过强制力的方式装进我的口袋吧，我不想奋斗了！这些社会中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落后分子，以及永远占不够纳税人便宜的巨婴，虽然比较可恶，但是毕竟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为财死。可是经济学家若是信奉技术性失业这样的谬论，就完全是不学无术的废柴了。任何有历史意识的人都可以认识到，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过程，恰恰是技术进步并且增加就业的过程。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就业机会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其道理恰如斯里尼瓦桑说的那样，因为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价格不断降低，而价格降低，会导致需求量增加。需求增加了，要扩大生产，所以反倒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那些拙劣的经济学家就是意识不到呢？因为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静态均衡模型中，居然削足适履地为了自己的模型而无视基本的现实。拙劣的数理经济学家会搞出一个漂亮的数理模型和函数公式图表，来证明技术进步了，机器就会取代劳工，导致失业。那精美的数理模型看起来是那样科学而周密，令他们着迷；这样搞又能满足那些想要干预经济，保护低效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官员的青睐，进而给他们拨付课题经费，他们在搞那些模型的时候，似乎听到了点钞机那悦耳的声音，那更令他们着迷。然而需求并不是给定的，需求会随着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当一辆桑塔纳20万元的时候，有10万人购买；可是当同样的车子由于技术进步而降价至6万的时候，就可能会有1亿人购买。这正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其次，经济是一个整体，就业并不能看某一个行业，而是要看全行业。在技术进步的时候，可能某一行业会裁员，会导致一部分人失业，但是技术进步会催生更多新的行业，安排更多的就业。马车夫失业了，但是与汽车产业相关行业大幅度扩张了。过去没有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没有外卖小哥，现在它却安排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就业。第三，劳动力是稀缺要素，本来就应当被节约地利用。用勺子挖运河，的确是安排了很多的就业，但是那是落后而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劳动力被浪费和贫穷。技术进步意味着将劳动者释放出来，到另外一个行业拓展，这意味着过去无法满足的需求，现在可以得到满足。第四，由于某一个行业发生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率上升，会将劳动者吸引到这个行业。这时候，其他行业就会发生劳动力短缺，其结果就是其他行业的工资率也会上升。因此任何行业的技术进步，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即便那些在技术进步中暂时失业的人，当他们重新工作时，也将以更高的工资率就业。收入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学家，被困死在了静态均衡的模型之中，由此对市场的理解总是脱离实际，毫无解释力。他们也从来没有把经济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总是盲人摸象，居然在研究就业问题时，连基本的需求定律和价格原理都可以抛之脑后，也忘记了稀缺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要知道，在经济思想体系内，没有任何孤立的存在，处理体系内的任何部分，实际上就是处理整个体系。当然，他们一点都不傻，只有不断地鼓捣那些模型，为干预主义背书，与权力结盟，他们才能享受源源不断的税金利益。千万不要低估这些知识分子的堕落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