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对川普的预测基本正确。
《我对川普的判断，几乎全对》
今天我再写一篇，预测不对，到时可以来打脸。
川普在2025年发起的将不再是简单重复第一任期的关税措施，而是一场规模更大、更具野心的贸易战。
然而，基于经济规律、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历史经验，我预测这场看似“全面”的关税战最终将难以维系，并会逐步演变、聚焦为一场针对特定关键产业的“产业关税战”。
汽车、钢铝、药品和半导体这四大领域，将成为构筑高关税壁垒的核心战场。
关税税率可能在25%甚至更高的基础上逐步攀升，其终极目标是利用关税作为强力的产业政策工具，迫使这些产业的生产链回流美国本土。
我将深入剖析这一演变路径的动因，探讨全面关税的不可行性，阐述为何特定产业会成为焦点，并分析其深远影响。
川普的关税执念
川普的贸易观根植于一种简单直观的重商主义理念：贸易逆差等于美国的损失，关税是纠正逆差、保护国内产业、甚至增加财政收入的万能钥匙。在其第一任期（2017-2021），他对来自中国的大量商品加征关税，对全球钢铝产品征收国家安全关税（232条款），并时常威胁对欧洲汽车等加征关税。
这些行动虽然引发了贸易伙伴的报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但却巩固了他在部分选民心中的“为美国而战”的形象。
如其选前所宣称的一样，川普就任后，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武器。
与第一任期相比，川普及贸易团队似乎更加确信关税的有效性，并且提出更为激进的方案。
普遍性基础关税，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想法是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一个普遍的基础关税，10%。
这将是对二战后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本性颠覆。
特别是针对中国，选前其宣称会征收高达6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关税，意图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脱钩。选后，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在4月2日的美国“解放日”上，对中国施加的关税实际达到了67%。这一行动，无疑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风暴。
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将远超第一任期的贸易摩擦。
为何难以为继？
尽管川普以全面关税作为开局的威慑或试探，但这种「无差别攻击」的策略在现实中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困难和经济、政治阻力，使其很难长期维持。
美国马上会面临剧烈的通膨压力。
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或更高的关税，将直接推高美国国内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大量美国制造业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产品。
关税将显著增加生产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会通过产业链传导至终端消费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民众对物价高度敏感的背景下。
全面关税的冲击将远大于此前的局部关税。
例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曾估算，2018年的关税每年给美国家庭带来数百美元的额外负担，全面关税的影响将是其数倍。
川普能当选，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中间选民对民主党治下的通货膨胀不满，而川普在选举中的重要政见就是降低物价。
只要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就能判断，美国物价在全面关税战的影响下迅速攀升，川普的政治压力将马上迅速增加到不可承受。
同时，美国若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普遍关税，必然招致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欧盟）的对等报复。各国将针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如大豆、猪肉）、高科技产品（如飞机）、能源以及服务业等优势领域加征报复性关税。这将严重打击美国的出口行业，损害农民、工人和企业的利益，甚至可能引发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
在2018-2019年的贸易战中，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都对美国商品实施了报复性关税，对美国农业州造成了显著冲击。全面关税引发的报复规模将是空前的。全面关税将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调整其供应链布局，这是一个成本高昂且耗时的过程。短期内，供应链中断将导致生产延误、库存短缺；长期看，即使部分供应链转移，也可能导致效率降低和成本上升，因为新的供应地未必具备原有的规模经济、技术优势或基础设施。全面关税也难以执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统一关税在操作层面极为复杂。如何准确确定商品原产地以防止转运规避？大量产品先从美国运出再到第三国生产，如何区分计算其中的“含美量”？海关系统能否应对急剧增加的工作量和争议？这些实际问题都可能让全面关税政策在执行中变得一团糟。全面关税的负面影响将波及广泛的利益群体，包括消费者、依赖进口的零售商、制造商、出口商以及担忧通膨的金融市场。这些群体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通过游说、媒体宣传等方式反对该政策。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不少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可能会对全面关税提出质疑。
由于上述经济、政治和操作层面的巨大障碍，一场试图对所有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的“全面关税战”很可能在实施后不久就暴露出其不可持续性。川普团队的反反复复，不断变化，已经证实了这种不可行性。高昂的代价和复杂的局面，将迫使川普团队寻找更为精准、更具针对性、也更能集中资源和政治意愿的策略。转向的逻辑
在全面关税战的宏大叙事难以为继后，川普团队的政策焦点预计将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产业关税战。
这并非随机选择，而是基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考虑以及川普政府潜在的产业政策目标。
而汽车、钢铝、药品、半导体这四大产业之所以可能成为核心目标，原因如下：
1、汽车工业
汽车产业不仅是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和重要的就业来源，也关乎交通运输的基础。随着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汽车产业更被视为未来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对进口汽车（特别是来自中国、欧洲、日韩的电动汽车）设置高壁垒，既有保护传统汽车巨头和就业的考虑，也有掌控未来技术标准和产业生态的战略意图。被视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川普第一任期已经动用「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铝加征关税。延续并加强对这两个基础材料产业的保护，符合其一贯的「国家安全」叙事，也能获得钢铁工人等群体的支持。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在药品供应链上对外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原料药（API）。将药品生产（或至少是关键环节）迁回国内，被提升到国家卫生安全和战略自主的高度。这不仅能响应公众对供应链韧性的担忧，也可能与降低药价的政治要求相结合（尽管关税本身可能推高成本，但政策叙事会强调长期自主可控）。半导体被誉为「数字时代的石油」，是所有现代电子设备、国防系统、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确保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在国内，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体现于《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关税阻止廉价或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外国芯片（尤其是来自中国或经由第三国转运的）流入，并配合补贴政策，是加速本土制造能力建设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的一部分。汽车业：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尤其在关键的摇摆州（如密执安州）。保护汽车工人的就业、应对外国（特别是墨西哥和中国）低成本制造的竞争，是UAW的核心要求。汽车制造商本身虽然在全球布局，但在面临激烈国际竞争时，也可能寻求或默许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钢铝行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和钢铁、铝业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拥有成熟的游说机制，能够有效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川普的关税政策在第一任期就得到了这些群体的有力支持。制药业：虽然大型跨国药企在全球运营，但其本土研发和部分高端制造仍是重点。疫情后，提升本土供应链安全的呼声高涨，为针对进口原料药和仿制药的关税提供了理由。同时，药企也可能利用关税作为与政府谈判其他政策（如药价）的筹码。半导体行业：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及主要芯片公司（如英特尔、美光）是《芯片法案》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他们也需要全球市场，但在争取政府支持、应对中国竞争、确保本土领先地位方面，会支持旨在“平衡竞争环境”或“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选择性关税措施。美国历史上曾多次运用关税或类似的贸易壁垒来扶持特定产业。例如，19世纪对制造业的高关税，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汽车实施的“自愿出口限制”（VERs），以及近年来对特定国家、特定产品的各种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这表明，选择性地使用贸易壁垒来推动产业发展，是美国政策工具箱中一个虽有争议但长期存在的选项。川普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实现“美国优先”。相比于全面关税带来的混乱和普遍损害，将资源和政治意愿集中于几个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能带来高质量就业、且具有较强国内支持的产业，就会成为川普团队的新选择，他们将认为，这是实现其产业政策目标更为“精准”和可能有效的路径。关税成为了迫使企业将投资和生产迁回美国的直接压力手段。战略重要性、国内压力集团的推动以及将关税用作特定产业政策工具的意图，共同构成了从全面关税战转向聚焦四大产业（汽车、钢铝、药品、半导体）的关税壁垒的内在逻辑。这是一种政治上更可行、目标上更清晰、资源上更集中的策略选择。你看，台积电不就被逼到美国生产，并宣布要投资一千亿美元了吗？产业关税战的形态与演进
一旦政策焦点锁定在这四大产业，关税战将呈现出新的形态：
具体产业的关税税率将远高于可能提出的10%普遍基础税率。目前川普已经将汽车产业、钢铝产业的关税加到了25%（针对全球），且宣布永不取消。关税可能不会一步到位设置到最高点，而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方式。例如，先实施25%的关税，观察其效果（是否促使外国企业在美建厂、是否有效阻止进口等）。如果效果不彰，或者需要进一步施压，关税税率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提高，比如提升至35%、50%甚至更高。这种动态调整的策略，旨在向全球相关企业释放明确信号：留在美国市场的唯一途径是将生产转移到美国。除了直接加征关税，还可能辅以其他非关税壁垒，如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国家安全审查、技术标准限制等，共同构成一个针对这四大产业的“组合拳”，全方位提高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坎。甚至还会采取政治手段，比如直接要求这些国家的企业进行投资，否则就进行制裁，或以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军费分摊问题为筹码，要求当地产业进行搬迁。为了减轻对盟友的冲击或拉拢特定国家加入其阵营，美国政府可能会设立一定的豁免机制。例如，对于愿意配合美国战略、在美投资建厂、或满足特定安全标准的盟友国家，可能给予临时性或部分产品的关税豁免。这将使产业关税战更加复杂化，演变为一场围绕产业链重组的地缘政治博弈。然而，核心目标——将关键产能拉回美国——将始终是主导。 终局的代价
这场聚焦于四大产业的关税战，其最终结局将是多方面的，既可能部分实现其政策目标，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 可能实现的部分目标：
部分产业回流与投资增加：持续的高关税压力，迭加《芯片法案》等补贴措施，确实可能促使一部分汽车、半导体、甚至药品和钢铝的产能向美国转移或在美国新建。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规避高额关税和不确定性，可能会选择在美国本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如符合USMCA原产地规则的墨西哥、加拿大）进行投资。
如果产业回流发生，短期内可能在这些受保护的行业创造一些制造业就业岗位，从而兑现川普的部分竞选承诺，并获得相关工会和小区的支持。1、消费者成本显著上升：汽车、药品、电子产品（含半导体）以及使用钢铝的各种商品（如家电、建筑）的价格将上涨。这将直接损害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2、国内相关产业受损：依赖这四大产业产品作为投入的其他美国行业（如建筑业、医疗服务业、IT产业、需要使用汽车的服务业等）将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导致其竞争力下降、投资减少甚至裁员。3、出口市场损失与贸易伙伴关系恶化：即使关税战聚焦于特定产业，贸易伙伴的报复也将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农产品、服务业等出口导向型行业仍会受到冲击。同时，对盟友（如欧盟、日韩）的关键产业征收高额关税，将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盟友体系。4、创新可能受阻：高关税壁垒保护下的国内产业可能缺乏足够的竞争压力，导致创新动力减弱、效率低下。同时，限制外国产品和技术的引进，也可能阻碍美国自身产业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和理念。5、全球经济割裂加剧：这种以邻为壑的产业关税战，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推动世界向不同的贸易集团或阵营分化，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冲突风险。当全面关税战变成产业战后，美国与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这五个地方的关系，将全面恶化。因为这四大产业与美国有强烈竞争性的地方，主要聚集在这五个国家。相反，东盟等国家比如越南，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因为越南与美国的产业之间并不存在产业冲突。尤其是较小型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受到的影响更直接，因为本国的这些产业如果被迫搬迁到美国去，本国就业和产业链将受到严重冲击。张忠谋曾表示，台积电搬迁到美国去后，生产成本是台湾的两倍。强迫这些企业到美国这种效率更低的地方去生产，也将抬高这些产业全球的市场价格，这几大产业过往突飞猛进的势头将被遏制。由于竞争性高端产业，美国对中国早已实施了各种管制手段，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升高程度，最终反而不如欧盟、日本、韩国与美国之间的恶化程度。表面看，当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张，但以产业关税战角度来说，由于中美的产业战早就开始（比如对中国电动汽车早就加关税到100%）过往的管制不会取消，所以，中国与美国更容易就今年川普新增的关税达成协议，缓解贸易战。综上所述，我的预测是：川普在2025年重新执政并发动其标志性的关税战，这场战役很可能以全面关税的姿态登场，但由于其固有的不可持续性，最终将演变为一场针对汽车、钢铝、药品、半导体四大关键产业的、税率高企且可能不断升级的“产业关税战”。
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强大的国内压力集团的要求，以及川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这一粗暴但直接的工具来推行其“美国优先”的产业政策，核心目标是将这些被视为攸关国家经济与安全命脉的产业链强行拉回美国本土。
这场产业关税战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特定领域的国内投资和就业，重塑部分全球供应链格局。然而，它也必将以美国消费者福利受损、国内其他产业成本上升、出口市场萎缩、国际关系紧张以及全球经济割裂加剧为代价。
另一个川普未能预计到的结局是，这几大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将迅速缓解，并形成某一种意义上的经济联盟，共同对抗美国的保护主义。
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或许能在短期内庇护某些产业，但长期来看，其代价往往是高昂的，甚至可能侵蚀本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民众们的长远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