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润征税，就是对消费者下毒手；给企业家松绑，就是给消费者谋福利
企业家在协调市场参与者的异质利益（heterogeneous interests ）和需求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我们假设某甲有一个目的，但是因为缺乏一种手段、资源而无法实现。
某乙拥有这种资源，但是甲不知道乙有这种资源，乙也不知道甲迫切需要这种资源。
乙看不出该资源有什么用，任其闲置或浪费。
这其中就欠缺一种尚待察觉的协调。
80亿人当中有无数这类协调不足。
想想一下我们的所有差异。
在如此多元的需求下，我们没有相互践踏，自相残杀，这似乎是一个奇迹。
缺乏协调代表着潜藏的利润机会等待着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去发现。
这是市场的奇迹，它首先使文明得以可能。
每一次协调缺失，每一次资源错配都意味着获利机会。
企业家丙发现乙在浪费资源，而甲需要这种资源，他就创造了一种甲、乙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之前都不具备的知识（首因效应[first effect]）。
丙通过践行企业家功能，试图实现这种利润机会。
他从B手中廉价地购买这种资源，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A。
这就向市场传递了一种信息（次因效应[second effect]）。
乙了解到，有人对他的资源感兴趣，有人愿意为之付费。未来，他将不再浪费这种资源，或者让它闲置。
另一方面，甲现在知道，有一种获得资源的途径，他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
还存在着曾经由乙卖给丙，然后丙卖给甲的两种价格。
价格体系是资本主义中极为重要的信息源。在市场价格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规划行动和生产。
以价格为基础，其他企业家可以生产互补产品或提供替代品。
价格是需要解释的信号，它使协调更为容易。
丙创造了新知识，并将这种信息的一部分通过价格体系发送出去之后，企业家行动的第三种效应是协调和调整。
这是因为甲和乙在不知道彼此存在的情况下，就调整行为相互适应，不是因为他们是被强迫的，相反，他们是出于自利。
他们自愿地协调。
乙不再浪费这种资源，而是珍惜它，看管它。
乙朝着甲需要的方向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乙并不认识甲，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
甲现在可以实现他的目的。
由于乙，甲也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乙得到了满足是因为有人付钱给他，而甲是因为他能够实现他的目的。
而进行协调的企业家对他的利润感到开心。
丙的企业家行动消除了协调的缺乏。现在甲和乙的行为得到了协调。
企业家行动使80亿人和平共存得以可能。
有人早起，以便我们的餐桌上能够出现鲜奶或报纸。
地球的另一端有千百万人调整他们的行为、努力工作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胁迫，没有暴力威胁，没有警察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有被卷入市场过程的人都能预料到这个永远不会终结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知识变动不居。
我们创造新的目的，这意味着新的失调，反过来，逐利的企业家可以发现和协调这些情形，这又会带来新的欲望和目的，从而带来新的利润机会，如此等等。
这样就形成了尽人之所能具备创造力和协调性的过程。
一首由企业家功能驱动的社会大合唱。
一个真正的奇迹。
过程来说，利润和亏损是根本性的（米塞斯2008）。
市场过程是由希望盈利和避免亏损的企业家驱动的。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提出了如何满足其同胞需要的点子。
我们以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例，他提出了一个点子：推出一款直观的手机，它有许多新功能，远超单纯通话。
iPhone的想法诞生了。
下一步，史蒂夫·乔布斯得思考消费者愿意在一部iPhone上花多少钱。
我们假设，史蒂夫·乔布斯估计付费意愿是1000美元。
现在，他还必须把iPhone生产出来。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帮助。需要程序员和开发人员、普通工人、工厂、机器、原材料和其他东西的服务。
他必须购买或租赁这些生产要素。
必须对它们竞价，使之离开当前用途。
必须说服软件开发者从现在开始离开微软这样的竞争者，来为苹果服务。
他必须租赁当前制造个人电脑的工厂，让它生产iPhone。
他还必须获得本来可能用于生产数码相机的原材料。
为了获得这些生产要素，他必须给出好价钱。
但是，他能够负担的给予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最大金额是多少？
这个最大金额是由他希望从产品销售中赚取的利润额决定的。这个最大金额是由1000美元决定的。
如果他认为他能够将一部iPhone卖出5000美元，他给生产要素的相应竞价就会更多。
当然，乔布斯会想尽可能地少为生产要素花一点钱。
他必须支付的最小金额是多少呢？
最小金额是其他企业家愿意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价格。
因此，为了诱惑微软程序员离开微软，乔布斯必须提供多于程序员迄今所赚的工资。
他还必须给现在生产惠普电脑的工厂更好的报价。
他还必须给出高于爱普生的原材料报价，爱普生想用这些原材料来生产数码相机。
但是，是什么决定了微软、惠普和爱普生愿意为这些生产要素支付多少钱呢？
这些公司也是根据他们所估计的，消费者在其产品（微软套装、个人电脑、数码相机）上的支付意愿来为生产要素出价。
因此，在市场上，企业家是根据预估的支付意愿及其同胞需要的重要性来为生产要素出价。
企业家是未来消费者的代表，他们代表消费者的利益。企业家是船的舵手，消费者是船长。
企业家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行动。
未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只不过是一种估计。
如果企业家太过乐观，那么，他们给生产要素的有用性的报价就会太高，在销售价格不能覆盖成本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生产某种产品，将生产要素从其他用途中撤出来了。
亏损是一个基本信号。
亏损表明：企业家高估了消费者为其产品付费的意愿，给生产要素的报价太高。
他将生产要素从本来可以贡献利润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益处的用途中撤出来了。
社会的稀缺资源被错误利用了。
它们被浪费了。
利润则正好相反。
如果史蒂夫·乔布斯由于能够以1000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销售他生产的iPhone而赚钱了，这意味着他做得很棒。
他利用了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而没有忽视其更重要的用途。
他创造了价值。
他用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越多，对消费者就越好。利润越高，乔布斯运用生产要素服务消费者的效果就越好。
这就是米莱在演讲中一再强调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的原因。
他们承担不确定性，如果他们成功，就获得利润的回报。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其同胞的需要，以最廉价的方式生产被最迫切需要的商品。
在市场过程中，最擅长此项任务的企业家会胜出。
他们最有能力解决这个经济问题：他们利用稀缺资本财货，只生产那些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商品。
另一方面，那些造成损失和浪费稀缺资源的人迟早会耗尽他们的资本并从市场上消失。
那些能够赚取利润的人，将接管生产要素的控制权，并利用它们造福社会。
利润源于协调缺失；源于当前生产与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之间的差异。利润是填补这些“市场空白”的奖赏。因此，利润税是对消费者服务的征税。
那么，利润和亏损产生于调整生产适应最迫切需要的过程中的失败和失败。
利润和亏损驱动企业家以最佳的可能方式利用它们的资本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从而也确立了消费者的主权，消费者通过他们的买或者不买的决定，决定谁每天获得多少收益。
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
这个过程永不停歇，奔流不息。
企业家必须每天重新证明自己，竞用稀缺资源造福其同胞，以物美价廉的产品比其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同胞的需要。
除了盈亏，另一条路就是国家控制下的混乱。
奥地利学派已经表明，从理论上讲，用命令和法令组织动态的社会过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过程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极为多元的目的和手段驱动的。
社会主义——米莱也称为集体主义，我们则更一般地称为国家主义（statism）——试图自上而下协调这一过程。
这种努力乃是基于一种理论错误。
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控制，因为四个原因必定失败（韦尔塔·德索托2013）。
首先，一个像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中央机构无法撇开过程来处置协调人民不同目的所必需的几乎无限的信息。
社会主义者认为，以超级电脑和人工智能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可以支持国家加工信息和缓解问题。
恰恰相反。
技术进步不会使政府的计划更加容易，而是甚至更难以实现。
新技术是人类创造力的跳板。
由于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人们正在创造更多的信息。
其次，国家当局无法获得为了获得协调效应而颁布的法令和指示所需的信息。
信息的本质是默会的（tacit）、实践性的，是不可转让的（not transferable）。默会信息无法从书本上清晰习得，而只能在实践中习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我们是通过尝试和犯错来学习骑自行车的。
尽管大多数人都能骑自行车，但是他们无法把这种知识铺陈在纸上，并转让给一个政府机构，然后它就可以基于这种纸面信息来骑自行车。
即使如何向女人献殷勤也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这是一种不可转让的知识。
关于目标和手段的企业家知识，是具有实践性质的知识。
书本和大学无法教导人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的行动，通过尝试和犯错，通过失败和重新崛起才有可能。
许多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成功企业家在他们取得突破之前都多次失败。
通常，我们只能含糊地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事，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某个产品。
我们无法使这种知识明晰化，无法向加工这种信息并将其注入协调性立法的中央机构阐述它，也无法将它转交给这个机构。
第三，醉心于权力（power-intoxicated）的社会工程师在他们的立法被通过和应用时，需要未来的信息。
然而，这种关于未来的目的与手段的信息并不存在，因为它只能由创造性的行动者在未来创造出来。
如果今天就已经存在，这种信息就已经是今天的知识。
国家领导人获得并用于起草其立法和进行计划的信息只有考古的价值，而无法在未来协调社会。
国家计划师的行事，就像一位只能通过后视镜观察的卡车司机一样。
第四，国家行动总是意味着暴力。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意味着胁迫。
国家行动是以这样一种渴望为基础的：通过武力、通过暴力执行某种社会制度。
社会问题要通过国家及其专家而非自愿合作来解决。
政客和国家主义者聪明地努力掩盖国家行动背后潜藏的胁迫和暴力。
国家总是动用武力征税或执行其监管。
任何不遵守国家命令或拒绝纳税的人必受惩罚和监禁。
任何抵制审判和尝试越狱的人，必被射杀。
国家主义意味着胁迫。
如果国家行动是自愿的，那么国家主义就不是问题。
如果国家禁止社会领域的企业家行动或征没企业家利润，那么企业家行动不会发生。
这意味着，在社会被国家计划师强行干预的那个范围内，企业家行动不会发生，新信息的创造也被阻碍了。
但是，计划师恰恰需要这种信息，来为其发出的指令提供协调的内容。
这是国家计划的悖论。
国家暴力干预愈甚，协调缺失愈烈，因为企业家行动及其新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协调受到了阻碍。资源错配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严重了。社会冲突不断加剧。
凡国家干预之处，必有失调和冲突。
劳动力市场、医疗保健、教育或移民都是这样。
当国家计划眼见要失败时，国家主义者归咎于公民：
“公民们为什么不配合？或者，为什么我们不动用更多的胁迫？我们需要更多法律和更多税收。国家必须做更多事情。协调缺失[它等于我们自己的失败]表明我们不得不进行更多干预。”
国家权力继续膨胀。这个过程可以自行推动，最终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国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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