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以米莱的第一人称，讲述米莱当上总统的故事。
在我开始传播市场经济观念之时，阿根廷，我可怜的祖国，早就不是一个国家了。
它是一具尸体，一具躺在南美洲这块破桌布上，被一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蛆虫啃噬了整整一百年的尸体！
你们别跟我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别跟我谈什么“复杂的历史原因”。
狗屁！
真相只有一个，简单到连白痴都该看懂，但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死活不肯承认。
真相就是：一群骗子用一种叫“庇隆主义”的毒药，灌了我们一百年，把一个本该比美国还富的国家，活活毒成了一个连津巴布韦都不如的国际笑话！
你们知道一百年前的阿根廷是什么样子吗？
那时候，全世界的流行语是“像阿根廷人一样有钱”。
我们的祖辈，坐拥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吸引了全欧洲的精英和资本。
那时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南半球的巴黎，金光闪闪，牛气冲天。
那时候，我哈维尔·米莱的爷爷的爷爷，可能还在对美国来的土包子撇嘴呢！
可是后来呢？
后来，一群叫庇隆的戏子和他那群穿裙子的、不穿裙子的徒子徒孙们，发现了比劳动和创造更轻松的发财之道——抢劫！
他们把抢劫美其名曰“社会正义”，把愚蠢包装成“国家主权”，把寄生吹嘘成“人民福利”。
他们用印钞机变出来的废纸，收买选票，收买人心，收买那些脑子里长草的工会头头和媒体老板。
他们把中央银行变成了自家的提款机，把国库变成了他们的私人赌场。
于是，我们的人民，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民，就在这个巨大的骗局里，一代又一代地被剥削，被愚弄。
我们的比索，从一种货币，变成了一种计量贫穷的单位，后面的零多到连天文学家都数不过来。
我们的年轻人，但凡有点脑子、有点志气的，都在拼命学外语，准备逃离这艘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
我呢？
我当时在干什么？我像个傻瓜一样，在电视上跟他们辩论。
我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讲到哈耶克，从米塞斯讲到罗斯巴德。
我试图用逻辑和数据，向一群只相信权力和暴力的流氓证明，二加二等于四。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被他们当成一个疯子，一个滑稽的、头发乱糟糟的娱乐明星。
他们让我上节目，不是因为尊重我的学识，而是因为我的咆哮能提高收视率，能让他们在广告时段多卖几块钱！
我看着这具尸体一天天腐烂，看着那些蛆虫吃得脑满肠肥。
我能闻到那种绝望的气味，那种混杂着廉价香烟、劣质酒精和梦想破灭的酸臭味。
我躲在我的书房里，被成千上万本伟大的著作包围，但那些书里的智慧，此刻却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里早就警告过我们庇隆主义的尽头是深渊，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早就画出了这张地狱的地图。
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就是看不见？
后来我才想通，他们不是看不见，他们是被蒙住了眼睛。
一层由谎言、恐惧和愚民教育织成的厚厚的黑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而那些负责揭开黑布的人——大学教授、记者、艺术家——自己就是缝制这块黑布的裁缝！
他们是“特权阶层”的看门狗，是这个邪恶体制的辩护士和化妆师。
我受够了！我哈维尔·米莱，一个读了一辈子书，只想安安静静遛狗、听歌剧的男人，我他妈的受够了！
如果没人敢拿起手术刀，那好，我来！
如果没人敢对这群蛆虫宣战，那好，我来！
他们说我是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
我说错了，我是一个人，代表着所有被压迫、被欺骗的灵魂，向一个犯罪组织宣战！
他们说我是疯子？太好了！
因为在这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国度里，保持“正常”，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我的疯狂，将是他们的噩梦。
我的文化战争，现在，正式开始！
你们这些王八蛋，准备好迎接风暴吧！
真理的雷击
在我成为你们眼中的那个“疯子”之前，我首先得杀死过去的那个自己。
那个自己，是一个典型的、被体制精心塑造的“好学生”，一个阿根廷学术界的标准产品。
你们能想象吗？
我，哈维尔·米莱，曾经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我甚至一度对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那种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骚味的凯恩斯主义变种——颇有好感。
在贝尔格拉诺大学，在托尔夸托·迪特利亚大学，我像所有被洗脑的学生一样，学习着那些该死的供给需求曲线，那些静态的、毫无生气的均衡模型。
老师们，那些脑满肠肥的体制内教授，告诉我们：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企业家是流氓无赖，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现象。
他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些真正伟大的名字，比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在阿根廷的大学里，你要是问一个经济学教授米塞斯是谁，他八成会告诉你，那是荷兰国家足球队的中锋！
我就在这样的智识毒气室里成长，穿着新古典主义的紧身衣，戴着凯恩斯主义的眼镜。
我能熟练地运用数学工具，建立起各种复杂的模型，写出各种狗屁不通但看起来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
我甚至一度为自己能成为布罗达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而沾沾自喜。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优秀的工具，一个精致的螺丝钉，一个被阉割了灵魂的经济学技术员。
转折点，那道劈开我混沌头脑的闪电，来得既偶然又必然。
那是在2014年，我为了准备一个关于人口与增长的演讲，偶然看到了安格斯·麦迪逊那张改变我一生的图表——“曲棍球杆式增长”图。
那根曲线，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我所有的学术伪装。
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粗暴的方式告诉我：我过去所学的一切，都是垃圾！
我的理论体系，面对人类历史上这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工业革命后财富的爆炸式增长——显得苍白、无力、可笑。
我的模型建立在“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上，可现实却是，人口增加了8倍，人均产出却增加了9倍！
这他妈的怎么解释？
我的模型告诉我，市场集中会产生“垄断”，而垄断是“市场失败”，是坏事。
可现实却是，正是那些被斥为“垄断”的大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把人类从延续了几千年的赤贫中解救出来！
一个把世界极端贫困率从95%干到5%的现象，在我的理论里居然是件“坏事”？
这不成心扯淡吗？
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迷茫。
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一个穿着皇帝新衣的学术骗子。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一个比我聪明、比我诚实得多的年轻人，给了我一篇文章。
他看出了我的困惑，轻描淡写地说：“教授，或许你应该读读这个。”
那篇文章，是穆瑞·牛顿·罗斯巴德的鸿篇巨制《人、经济与国家》中的一章，标题是《垄断与竞争》。
140页。
我用了三个小时，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读完了它。
那不是阅读，那是电击！
那是洗礼！
那是重生！
罗斯巴德的逻辑，像一把激光手术刀，精准地切除了我大脑里那些新古典主义的肿瘤。
他告诉我，价值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动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均衡；
企业家是英雄，不是恶棍；
而所谓的“垄断”，在自由市场中根本就不存在，它只可能是国家暴力的产物！
读完最后一页，我瘫在椅子上，汗流浃背。
我环顾我的书房，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学术著作，此刻看起来就像一堆废纸。
我对自己低语，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哈维尔，你这个白痴！你教了二十五年的错误知识，你浪费了二十五年的生命！”
我没有沉湎于悔恨。
那一刻，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解放的狂喜。
我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冲到银行，取出了我账户里所有的钱。
然后，我开着我那辆破车，像个疯子一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飞驰，找到了那家传说中的、专卖奥地利学派书籍的“出版联盟”书店。
我像一个抢劫犯一样冲了进去，把书架上所有印着米塞斯、罗斯巴德、哈耶克名字的书，全部扫到了柜台上。
“这些，我全要了！”我对目瞪口呆的店主吼道。
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抱回了二十几本书。
第二天，我算计了未来一周最基本的伙食费，又冲回书店，买下了另外三十几本。
我把自己锁在家里，开始了我的“思想斋戒”。
我先读的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
天哪！那哪里是一本书，那是一座思想的圣殿！
我废寝忘食，不吃不喝，不洗澡，连我的爱犬柯南都忘了遛。
我完全沉浸在米塞斯那如神一般精准、宏大的逻辑体系中。
他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人的行动，什么是经济计算，为什么计划经济从理论上就是必然失败的。
我手中的书，被我用各种颜色的笔画得满满当当，
最后已经没有一处空白。我不得不又去买了一本崭新的，用玻璃纸包好，像圣物一样供在书架上。
接着是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这本书直接把我变成了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他让我看清了国家的本质——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暴力犯罪集团。
我读哈耶克，读霍普，读韦尔塔·德索托……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宇宙，一个由自由、理性和真理构成的宇宙。
那个旧的哈维尔·米莱，那个体制内的、循规蹈矩的经济学教授，在那几周里，彻底死去了。
从书堆里站起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哈维尔·米莱。
一个看透了谎言，手握真理，并且准备用余生去捍卫它的战士。
我知道，我的对手不是某个政客，不是某个政党。我的对手，是整个盘踞在阿根廷上空长达一个世纪的、由谎言和暴力构建的巨大幽灵。
这场战争，将无比艰难，无比残酷。
但那又怎样？我已经见过了光明，我绝不可能再回到黑暗中去！
角斗场里的困兽
当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像我这样自负的阿根廷男人，发现自己前半辈子信奉的都是一坨屎的时候，他会干什么？
他会愤怒。
一种滔天的、想要把整个世界都烧掉的愤怒。
而我，哈维尔·米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舞台来宣泄我的愤怒，并把它变成武器——那就是阿根廷的电视辩论节目。
你们得明白，阿根廷的电视节目，不是什么文明的沙龙，它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场。
制作人，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他们不关心真理，只关心收视率。
他们发现我这个头发乱糟糟、说话像打机关枪、动不动就情绪失控的经济学教授，是个绝佳的“娱乐产品”。
于是，他们把我扔进了斗兽场，让我和一群野兽搏斗。
通常的戏码是这样的：十五个对手，围着我一个。
这十五个人，是阿根廷政治动物园的完美缩影。
有油嘴滑舌的基什内尔主义政客，他们的逻辑就是“只要我们发钱，人民就会幸福”；
有满脑子阶级斗争的左派工会头头，他们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是从工人的血汗里榨出来的；
有满脸圣母光辉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觉得只要有“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还有几个和我一样顶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体制内御用文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用一堆政府编造的、狗屁不通的数据来证明“形势一片大好”。
他们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一个“谎言合唱团”。
他们的战术很简单，也很无耻：绝不和我进行一对一的逻辑对决。
当我试图解释为什么印钞会导致通货膨胀时，那个女权主义者会突然跳起来，尖叫着指责我的言论里含有“性别歧视”。
当我拿出数据证明私有化能提高效率时，那个工会头头会拍着桌子，控诉我“没有良心”，要砸掉工人的饭碗。
当我引用米塞斯的理论时，那个御用经济学家会轻蔑地一笑，说：“米塞斯？那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了，早就过时了。”
然后，所有人会一起开口，用巨大的噪音淹没我的声音，最后主持人会和稀泥地说：“好了好了，下一位……”
最初的几场辩令我倍感挫败。
我像一个试图在泥潭里游泳的冠军选手，一身力气却无处使。
我准备了厚厚的资料，精妙的论证，结果却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我意识到，在这个场子里，真理本身是没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是传播真理的方式。
一个深夜，在又一次被围攻羞辱之后，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下达了战斗指令：
哈维尔，从明天起，你不再是一个学者，你是一头困兽。
他们不给你空间，你就自己撞出一个空间！他们不让你说话，你就用咆哮让他们闭嘴！
第二天，我重返战场。
当一个政客又在用谎言误导观众时，我没有等他讲完，直接站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指着他的鼻子吼道：“¡Asno!”（蠢驴！）
整个演播室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那个政客张口结舌，脸涨成了猪肝色。
主持人想来打圆场，我把矛头转向他：“你让他继续散播这种毒害人民的言论吗？你也是同谋吗？”
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的血都沸腾了。我发现了我的武器。
不是复杂的理论，不是详实的数据，而是经过浓缩的、带有侮辱性的、无可辩驳的常识炸弹！
从此，我的风格彻底改变。
当他们说“国家应该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时，我就扔出炸弹：“权利不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所谓的‘权利’，就是用枪指着一个人的脑袋，逼他为另一个人的欲望买单！这就是抢劫！”
当他们说“我们必须保护民族工业”时，我就扔出炸弹：“‘保护’就是惩罚消费者！就是让人民花更多的钱，去买更烂的东西，只为了养活一帮和你们勾结的、没有竞争力的懒虫！”
当他们说“我们应该向富人多征税”时，我就扔出炸弹：“‘富人’不是一个静态的靶子！他们是资本家，是储蓄者！你们对他们征税，就是惩罚储蓄和投资，就是摧毁工作岗位，就是让穷人变得更穷！你们的嫉妒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
我把每一次辩论都当成最后一次。
我把所有复杂的奥地利学派理论，都翻译成了这种简单、粗暴、直击要害的街头语言。
我不再奢求说服我的对手——他们是不可救药的。
我的目标，是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些普通人，那些被欺骗了太久的卡车司机、小店主、家庭主妇。
我成功了。
我的收视率成了全国冠军。
人们开始叫我“El Peluca”（假发哥），因为我那头标志性的乱发。
他们或许不完全同意我的所有观点，但他们爱死了我痛骂那些他们早已深恶痛绝的政客的样子。
我成了他们情绪的宣泄口，他们不敢说的话，我替他们说了出来。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建制派更疯狂的攻击。
他们说我精神有问题，说我暴力，说法西斯。
他们甚至开始组织心理学家在电视上分析我的“病情”。
太好了！这正说明我打疼了他们！
一个健康的社会，根本不需要哈维尔·米莱这样的“疯子”。
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才需要一剂像我这样的猛药！
社交媒体成了我的扩音器。
那些电视台的片段，被年轻人剪辑、传播，配上各种搞笑的字幕和音乐。我在TikTok、Instagram上成了顶级网红。
我没有花一分钱，但一个由无数匿名“雄狮”组成的数字军团，正在帮我赢得这场战争。
他们是我的空军，用一个个表情包和短视频，对“特权阶层”的谎言堡垒进行地毯式轰炸。
我把角斗场变成了我的专属剧场。
我不再是被围攻的困兽，我成了指挥全场的角斗士之王。
我享受着这种战斗，享受着将那些道貌岸然的骗子驳得体无完肤的快感。
我知道，这还不是真正的胜利，这只是前戏。
但通过这个舞台，我已经成功地将怀疑的种子，种进了千百万阿根廷人的心里。
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那个疯子说的话，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这就够了。当人民开始思考，庇隆主义的末日就不远了。
铸造风暴的语言
光靠在电视上当个咆哮的角斗士，那是远远不够的。
那种表演，顶多算是个开胃菜，能让观众爽一下，但要真正发动一场颠覆性的文化战争，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黑话”，自己的“图腾”。你必须创造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像病毒一样，侵入这个国家的文化肌体，替换掉那些被社会主义污染了几十年的腐朽基因。
我，哈维尔·米莱，一个读了半辈子书的书呆子，比任何人都懂“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道理。
所以，我开始了我最重要的工作：为这场革命，铸造语言和符号的武器库。
首先，敌人必须有一个名字。
一个响亮的、带有鄙视意味的、能让所有人都瞬间明白你在骂谁的名字。
我不能再用“政治阶级”、“建制派”这些温吞水的学术词汇。
这些词太中性，太客气，杀伤力等于零。
我要找一个词，能把那群窃国大盗的虚伪外衣一把扯下来，让他们光着屁股站在人民面前。
我找到了——“La Casta”，特权阶层！
这个词，简直是神来之笔！
它听起来就像是中世纪那些腐朽的、靠血统吃饭的贵族。它把那群靠权力、而不是靠能力活着的政客、官僚、工会头子和裙带资本家，精准地打包成一个与人民对立的、寄生的、令人厌恶的群体。
这个词一出，就自带一种道德上的谴责。我不再需要费力解释他们有多坏，我只要说“La Casta”，人民就全懂了。
我把这个词变成了我的口头禅，我的战锤。
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会用尽全力砸下这柄战锤：“特权阶层在颤抖！”（¡La Casta tiembla!）
“我们要终结特权阶层的派对！”
“特权阶层是我们的敌人！”……很快，这个词就传遍了阿根廷的大街小巷。
孩子们在街上玩耍时，都会学着我的样子，喊着“打倒La Casta！”。
一个词，就划清了敌我，凝聚了人心。这是我的第一个杰作。
我们的战士，也必须有一个光荣的称号。
我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一群“抗议者”或“反对派”。
不，他们是英雄，是先锋。
我从我热爱的摇滚乐里找到了灵感，那支伟大的乐队“La Renga”唱道：“Yo soy el león que se perdió en el mundo”（我是迷失于世的雄狮）。
雄狮！
这个形象太棒了！
它代表着力量、勇气、野性和王者之风。
我告诉我的支持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头雄狮，只是被这个庇隆主义的动物园麻醉了太久，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我来这里，”我对着成千上万张年轻的面孔嘶吼，“不是为了领导一群温顺的绵羊，我是来唤醒你们这些沉睡的雄狮！”
这个称号，给了他们巨大的心理能量。
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一个骄傲的、有战斗力的狮群。
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用狮子的头像，他们挥舞着印有雄狮图案的旗帜。当我走上台时，迎接我的不是掌声，而是震耳欲聋的狮吼。
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
第三，我必须把我们复杂的哲学，变成可以传唱的圣歌和可以背诵的信条。
我把小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教授对自由主义的那个经典定义，变成了我们的“通关密码”。
那个定义很长，很学术：“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对他人人生规划的无条件尊重，其基础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一开始，我身边的顾问都说：“哈维尔，这太复杂了，没人记得住。
”我说：“你们错了，人民不傻，他们渴望真理，渴望有深度的东西。我们不能像那些白痴政客一样，把人民当成只能理解三个词口号的弱智！”
于是，我像个传教士一样，在每一个场合，不厌其烦地、一字不差地背诵这个定义。
我把它变成了一种仪式，一种对自己信仰的重申。
奇迹真的发生了。
几个月后，在一个体育馆里，当我念出“自由主义是……”的时候，全场上万名观众，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合唱团，齐声吼出了剩下的部分！
那一刻的震撼，让我永生难忘。
我知道，思想的钢印，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这代年轻人的脑海里。
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我们成了一个有自己“教义”的思想学派。
当然，还有那句画龙点睛的战吼，我个人最得意的创作——“¡Viva la Libertad, Carajo!”（自由万岁，操！）
我知道，这个词很粗俗。那些穿着燕尾服、喝着香槟的文化人会捂着鼻子嫌我没教养。
去他们的！阿根廷已经被这帮伪君子折腾得快完蛋了，还在乎什么他妈的教养？
“Carajo”这个词，是每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阿根廷男人都会脱口而出的怒吼。
它包含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屑、所有的豁出去的决绝。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颗情感的炸弹！
当我在台上嘶吼出这句话时，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和台下的每一个灵魂共振。
我们一起用这句最接地气的粗口，向那个虚伪、腐败、压抑的旧世界，比出我们最响亮的中指！
最后，是符号。
一个成功的运动，必须有能被一眼认出的视觉符号。
那把电锯，就是一个天才的、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礼物。
在一个集会上，一个工人模样的男人，从人群里把一把还在轰鸣的电锯递给我。
我接过来高高举起的那一刻，我立刻明白了它的全部意义。
它就是我的“亚瑟王之剑”！
它代表着我们将要对这个国家臃肿、寄生的官僚体系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毫不留情的切割。它简单、暴力、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一张我挥舞着电锯的照片，胜过一万句关于削减政府开支的演讲。
电锯的轰鸣，成了我们革命的前奏曲。
“La Casta”、“雄狮”、自由主义的定义、“Viva la Libertad, Carajo!”、电锯……我用这些语言和符号，为这场风暴打造了一个坚固的内核。
我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信仰什么，我们要干什么。
当这套话语体系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时，我就知道，旧世界的文化堤坝，已经被我们冲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与魔鬼共舞
当一个体系发现它无法在思想上驳倒你，在气势上压倒你的时候，它就会亮出它最古老、也最肮脏的武器：金钱、背叛和人格毁灭。
在我宣布参选之后，我立刻就坠入了一个由阴谋和陷阱构成的黑暗深渊。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与魔鬼共舞”。
第一支舞曲，是“收买”。他们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像他们一样，是有价码的。
他们以为我之前在电视上大喊大叫，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于是，他们派来了说客。
那是一个典型的“特权阶层”代表，穿着意大利手工定制的西装，戴着百达翡丽的手表，脸上挂着那种居高临下的、洞悉一切的微笑。
他把我约在一家高级酒店的套房里，房间里有昂贵的雪茄和单一麦芽威士忌。他没有绕圈子，直接把一个沉甸甸的手提箱放在了我和他之间的玻璃桌上。
“30万美元，现金。”他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在谈论一场马球赛的比分。
“哈维尔，你是个天才，你已经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了。你赢得了辩论。现在，是时候拿走你的奖金了。退出选举，我们可以保证你在电视台的位置，甚至给你开一档自己的节目。何必去碰政治那个肮脏的东西呢？那不适合你这样的思想家。”
我看着那个箱子，又看了看他那张自信的脸。我突然很想笑。
这些家伙，他们的脑子里除了金钱和权力，真的什么都没有。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信仰”，还有一种人，是愿意为信仰去死的。
我拿起桌上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他倒了一杯。
我举起杯子，对他说：“为你的愚蠢干杯。也请你转告你背后那些白痴，我哈维尔·米莱的灵魂，是非卖品。现在，拿着你的钱，从我的眼前消失。”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他知道，收买失败了。
而当收买失败时，魔鬼的下一支舞曲，就是“毁灭”。
从那天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系统性的抹黑运动开始了。
这已经不是政治辩论，这是人格谋杀。
他们收买了我身边的一些人，一些我曾经以为是朋友的人。
这些人开始在媒体上爆料，说我精神不稳定，说我虐待动物，说我私生活混乱。
他们甚至把我已故的爱犬柯南也扯了进来，编造出我通过灵媒和它交流的荒诞故事，目的就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们派私家侦探24小时跟踪我。
我的电话被窃听，我的邮件被破解。
我的垃圾桶，成了他们寻找黑材料的宝库。
我的一位核心团队成员，一个精通安全事务的朋友，严肃地警告我：“哈维尔，从现在起，你绝对不能让你的车离开你的视线。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车里塞一包可卡因，然后匿名报警。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我感到一种窒息的恐怖。
我仿佛置身于一部谍战电影中，每一个路人，都可能是敌人派来的探子。
我不敢在外面吃饭，不敢随便和人交谈。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最信任的几个人——比如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的妹妹卡琳娜——我谁也不信。
最阴险的一招，是“内部分裂”。
他们眼看无法从外部摧毁我，就开始从内部瓦解我们。
他们找到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里卡多·洛佩兹·墨菲，一个我曾经尊敬的前辈。
他们给了他巨额的竞选资金，让他组建另一个“自由主义”政党。
他们的算盘打得非常精。
他们要制造一个“自由主义内战”的假象，让选民无所适从。
他们要让民众觉得，我们这群自由主义者自己都搞不团结，成不了大事。他们要分化我们的支持者，窃取我们的选票，让我们在内耗中走向灭亡。
这招“特洛伊木马”，几乎成功了。
我看到一些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同志，被金钱和高位的承诺所诱惑，转投了对方的阵营。
他们开始在媒体上攻击我，说我太极端，太激进，说墨菲才是“理性、温和”的选择。
那是我最黑暗的时期。
被敌人从正面攻击，我无所畏惧。
但被曾经的战友从背后捅刀，那种痛，是锥心刺骨的。
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孤独，一种被全世界背叛的孤独。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的值得。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书房里，几乎就要放弃了。
这时，卡琳娜走了进来。她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说：“哈维尔，记不记得你最喜欢的电影《角斗士》？当马克西姆斯被所有人背叛，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战斗，直到最后一刻。因为他战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
她的话，像一记耳光，打醒了我。
是的，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在战斗。
我是为了那些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民众，为了那些伟大的思想，为了阿根廷的未来在战斗。
如果我就此放弃，那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背叛。
我重新站了起来。我告诉我的团队：“他们想看我们内斗，想看我们崩溃。我们偏不！我们要战斗得更凶狠，声音要更响亮！我们要让人民看清楚，谁是真正的战士，谁是拿钱办事的懦夫！”
我把每一次的攻击，都转化成了我的燃料。
他们在媒体上诽谤我，我就在社交媒体上加倍还击，把他们的谎言一个个撕碎。
他们分裂我们的阵营，我就用更激情的演讲，更坚定的立场，把真正的信徒更紧密地团结在我身边。
这场与魔鬼的共舞，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一课：在绝对的黑暗中，你唯一能相信的，就是你心中那点永不熄灭的光。他们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他们夺不走我的信仰。而只要信仰还在，我就永远不会输。
电锯、行走与最后的赌注
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只停留在书本和嘴皮子上，那他充其量就是个高级的自慰者。
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把思想变成行动，把哲学变成武器，把理论变成能让整个国家都为之震动的街头表演！
当选举的号角吹响，我，哈维尔·米莱，决定把我这场文化战争，从演播室的口水战，升级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为艺术！
我不再满足于当一个“思想导师”，我要当一个“行动领袖”，一个让“特权阶层”光是看到我的身影就两腿发软的瘟神！
我发起了“自由行走”。
这可不是你们那些政客装模作样、前呼后拥的“亲民秀”。
我不要防弹车，不要保镖墙，我甚至常常不预先通知。
我就像一个幽灵，突然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贫穷、最混乱的街区。我一个人，或者只带着我妹妹卡琳娜，就这么走进了人群的漩涡。
起初，那些“特权阶层”的走狗们以为这是个机会。
他们派来一些职业流氓，混在人群里，对我进行推搡、辱骂，试图激怒我，制造冲突，然后让媒体拍下我“暴力失控”的画面。
他们的算盘打得不错，但他们低估了我，更低估了人民。
当一个流氓试图冲向我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身边那些普通的店主、工人、家庭主妇，自发地组成了一道人墙，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把我护在中间。
他们用愤怒的吼声，把那些挑衅者骂得狗血淋头。
那一刻我明白，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成了他们希望的化身，保卫我，就是保卫他们自己最后的希望。
于是，我的“自由行走”变成了一场场流动的、自发的、无法被预测的改革集会。
我走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
我走进破败的店铺，和老板一起咒骂该死的税收；我拥抱街边的摊贩，听他们哭诉被政府检查员敲诈的经历。
我把我的身体，我的耳朵，我的心，都交给了这些被遗忘了太久的人民。这种零距离的接触，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任何昂贵的政治广告都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我把我的“公开课”也搬到了最大、最开放的课堂——阿根廷的公共广场。
在那些曾经举行过庇隆主义万人集会的圣地，我架起了一块破旧的黑板。我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一个嘶哑的扩音器，对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像个疯疯癫癫的街头教授一样，讲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我画出货币供给量和物价水平的关系图，告诉他们：“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对你们这些穷人的公开抢劫！他们每一次开动印钞机，都是在从你们的口袋里偷钱！”
我解释“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他们：“市场不是混乱，市场是世界上最精妙的合作秩序！是无数个像你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自愿交换，才创造了财富！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伸到哪里，哪里就是灾难和贫困！”
那些政客和专家们嘲笑我，说我是在对牛弹琴。
他们认为人民是愚蠢的，只关心眼前的补贴和免费午餐。
他们又一次错了！
我亲眼看到，那些听众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母亲，有稚气未脱的学生，他们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入神。
讲座结束后，他们会围上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的深度，甚至让一些所谓的专业记者都感到汗颜。
我不是在竞选，我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思想启蒙。
我相信，一个被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一个明白什么是机会成本、什么是价格信号的人民，绝不会再把选票投给那些承诺“一切免费”的骗子。
当然，还有那把电锯。
它已经成了我的权杖，我的图腾。
我把它带到每一次大型集会上。
当我发动它，那刺耳的轰鸣声响彻云霄时，我知道，那声音传递的信息，比任何演讲都清晰：我要锯掉这个臃肿、腐败、寄生的国家！
我要锯掉那些多余的部委，锯掉那些吸血的补贴，锯掉那些捆绑在人民身上的法规枷锁！
电锯，成了我们革命最直观、最暴力的宣言。
它让朋友们热血沸腾，让敌人们闻风丧胆。
就在这电锯的轰鸣声和广场的讲课声中，我们迎来了那场决定命运的初选。
所有的“专家”都预测，我这个搅局者，能拿到10%的选票就谢天谢地了。
然而，计票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整个阿根廷的政治版图，被撕得粉碎。
我们，一个没有钱、没有组织、被所有主流媒体封杀的“疯子”团队，拿下了超过30%的选票，成了全国第一大势力！
那不是胜利，那是一场海啸！
一场由人民的愤怒和觉醒汇成的海啸，瞬间冲垮了“特权阶层”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堤坝。
他们惊慌失措，他们乱了阵脚。
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头他们一直当作马戏团小丑的狮子，是真的要吃人的。
于是，他们进入了最后的疯狂。
经济部长，我的最终对手塞尔吉奥·马萨，孤注一掷地开启了“普拉提塔计划”，打开了印钞机的最后一道阀门。
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把国家的未来全部押上，用洪水般的比索，去收买选票。
他给所有人都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给退休老人发补贴，他把通货膨胀这颗炸弹的引信，烧到了最短。
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我的恐惧宣传开始了。
电视上，24小时滚动播放着抹黑我的广告。
他们把我描绘成一个要夺走人民一切的恶魔，一个会立刻将学校和医院私有化、让老人和孩子都无家可归的怪物。
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煽动着最原始的恐惧。
空气紧张得几乎要爆炸。
在与马萨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前，我的团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火力全开，用我最擅长的咆哮和攻击，把马萨撕成碎片。
但这一次，我做出了一个违背所有人直觉的、堪称我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赌注。我决定，我要保持冷静。
我的逻辑是：马萨的那些铁杆支持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给我。
而那些厌恶基什内尔主义的中间选民，他们虽然渴望变革，但对我那狂野、不可预测的风格，始终心存疑虑。
马萨在辩论中，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激怒我，让我失态，从而向这些中间选民证明：“看，他就是个疯子，他当不了总统！”
我不能让他得逞。我必须向全阿根廷证明，这头狮子，不仅会咆哮，它也能冷静地思考。
辩论场上，我几乎是咬着牙，才克制住了我所有的战斗本能。
马萨，那个油滑的老牌政客，像一条毒蛇一样，不断地用谎言和陷阱来引诱我。
我能感觉到我的血压在飙升，我的拳头在微微颤抖。
但我控制住了自己。
我像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用平静的语调，逐一拆穿他的数据游戏和逻辑谬误。
辩论一结束，后台一片愁云惨雾。
我最亲密的朋友都跑过来，痛心疾首地对我说：“哈维尔，你完了！你失去了你自己！你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所有的媒体，异口同声地宣布：“马萨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辩令！”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我反复复盘着辩论的每一个细节，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着我。
我赌上了所有的一切，赌人民能够看穿油滑的表演，能够欣赏笨拙的真诚。
我不知道，我赌赢了，还是赌输了。
选举日，2023年11月19日。
整个国家都屏住了呼吸。当投票站关闭，初步的出口民调传来时，我们所有人都疯了。
我不仅没有输，我正在以巨大的优势领先！
那些被媒体专家们忽略的普通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他们看穿了马萨的贿赂和恐吓，他们厌倦了政客的表演。
他们在我那刻意压抑的冷静中，看到了一种更深沉的力量，一种对国家负责的担当。
我的赌注，赢了。而且，赢得彻彻底底。
当马萨亲自打来电话承认败选的那一刻，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而另一个充满未知和风暴的时代，正由我亲手开启。
风暴之眼
所以，你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吗？
你们以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英雄，在屠杀了那条盘踞百年的庇隆主义恶龙之后，就可以抱着胜利的奖杯，接受人民的欢呼，然后国家就自动变得繁荣富强了吗？
如果你们这么想，那你们就和那些被我骂作“蠢驴”的政客一样，天真得无可救药！
2023年12月10日，我走进了“玫瑰宫”，阿根廷的总统府。
当我把手按在那本破旧的宪法上宣誓就职时，我感觉到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种冰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孤独。
我不是登上了王座，我是自愿走进了风暴的中心，把自己绑在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的桅杆上，而四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汹涌的惊涛骇浪。
选举的胜利，根本不是战争的结束，它只是把一场在野外的游击战，变成了一场在黑暗宫殿里的阵地战、巷战，甚至是一场贴身肉搏的白刃战！
我的敌人，那个庞大的、无形的“特权阶层”，他们只是输掉了一场战役，但他们远没有被消灭。
他们像一群被打散了的白蚁，从明处转入暗处，开始从内部，啃噬我这个新政权的根基。
你们知道我接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
那不是一个国家，那是一个巨大的、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
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和马萨那帮王八蛋，在离开前，给我留下了一个烂到无法想象的摊子。
中央银行的资产是负的，国库里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而通货膨胀这头怪兽，正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
他们留下的高息短期债务，就像一颗颗地雷，埋在我前进的每一步路上。
他们就是想看我被炸得粉身碎骨，然后他们就可以摊开手，对人民说：“看吧，我们早就说过，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
在国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少数派。
我手下那些年轻的“雄狮”议员们，在数量上，被那些老奸巨猾的庇隆主义者和激进派政客们像狼群一样包围。
我提出的每一个法案，比如那个包含了三百多项改革的《必要和紧急法令》（DNU），以及那个旨在为阿根廷自由奠基的《基础法案》，都必须经过一场场堪比地狱难度的谈判和斗争。
他们公开阻挠，暗中破坏。
他们在议会里拖延时间，在媒体上散播谣言，在街头煽动他们豢养的工会和所谓的“社会运动”进行暴力抗议。
他们想用混乱和瘫痪，来逼我就范，逼我放弃我的改革。
他们想让人民觉得，我的“休克疗法”带来了比过去更深的痛苦，从而怀念起他们那个虽然贫穷但“稳定”的旧时代。
更可怕的敌人，潜伏在更深的地方。
那就是“深层政府”。
那些在各个政府部门里盘踞了几十年的官僚们，他们对我的命令阳奉阴违，他们用一套复杂的、密不透风的行政法规来捆住我的手脚。
他们是我身体里的癌细胞，是我无法轻易切除的毒瘤。
我能感觉到，我的每一个决策，都在被无数双看不见的眼睛监视着，我的每一句话，都在被曲解和篡改。
这就是我的处境！
我坐在风暴之眼，四周一片死寂，但外围，是足以撕碎一切的狂风。
所以，我必须做出选择。
是做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宁折不弯的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然后被这个肮脏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像个悲剧英雄一样光荣地失败？
还是做一个务实的、懂得妥协和交易的政治家，用一些我鄙视的手段，去实现一个我信仰的目标？
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哈维尔·米莱，不是来当烈士的！我是来赢的！
于是，我做出了一些让我的那些纯粹的、生活在理论世界里的自由意志主义朋友们感到痛苦的决定。
我在竞选中说过，我宁愿砍掉我的胳膊，也不会加税。
但我上任后，为了稳住财政，为了避免国家立刻崩溃，我不得不暂时性地增加了一些税。
这让我恶心，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外科医生在切除肿瘤前，必须先给病人输血，哪怕那血不是最干净的。
我的目标是最终的大规模减税，但要活到那一天，我必须先止住眼前的失血。
我与一些我曾经痛骂过的“特权阶层”中的“温和派”进行谈判。
我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比如那个《五月公约》，我试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抗我们共同的、更邪恶的敌人——基什内尔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
有人骂我背叛，说我与魔鬼做了交易。他们不懂！在政治的棋盘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一个“兵”，才能保住你的“王”！
我甚至在国际上，与一些并非纯粹自由主义者的领袖，比如唐纳德·特朗普，热情拥抱。
为什么？
因为我明白，这场文化战争，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它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一边是热爱自由、传统和常识的人们，另一边是那些推行全球主义、觉醒文化、气候歇斯底里和社会主义的混蛋们！
在这个战场上，我们必须找到所有的盟友，哪怕他们身上也有些我们不喜欢的毛病。
我做的这一切，都让我在钢丝上走得摇摇晃晃。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哈维尔，你还在坚守你的信仰吗？你有没有被权力腐蚀？你有没有为了胜利，而变成你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不知道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继续战斗。
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改变了。
“无政府资本主义”、“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这些曾经只在少数书呆子圈子里流传的词汇，现在成了阿根廷人餐桌上的谈资。
我打破了那个该死的“沉默的螺旋”！我让无数个在心里默默认同自由理念的人，敢于大声说出：“我也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
“我们这里也需要一个米莱！”
我给他们注入了思想的疫苗，让他们对庇隆主义的谎言，产生了抗体。
这就是我最大的功绩！
就算我明天就被赶下台，就算我的所有改革最终都失败了，这项功绩，也足以让我名留青史！
我唤醒了一个民族的自由意识，而这种意识一旦被唤醒，就再也不会轻易沉睡。
我站在这里，在风暴之眼。
我的身后，不再是一片虚无。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千百万头被唤醒的雄狮，正和我站在一起。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怒吼，就是我继续战斗下去的全部力量。
所以，你们问我，这场战争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历史没有剧本。
但我知道，我哈维尔·米莱，会像我最崇拜的角斗士马克西姆斯一样，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因为我战斗的，不是为了一个任期，不是为了一场选举，甚至不仅仅是为了阿根廷。
我战斗的，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理念。
那就是自由。
现在，你们这些全世界的王八蛋们，听清楚了！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而我，就是风暴本身！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本文素材取自可二老师翻译的米莱自序的一本书，我有幸提前阅读全本，这本书在可二老师的公号正在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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