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来自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点击阅读 张维迎：想象力是企业家精神的第一要素）

人类天生具备创造力，但如何有效激发这种潜力至关重要。企业家精神，正是这一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从无到有的能力，这是政府难以替代的。若我们仍沿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去解读企业家，无疑会错失对其深层次价值的理解。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真实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把世界理解为是确定的，就像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一样。后来虽然引入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但很遗憾，主流经济学家又将不确定性简化为可同概率论的方差量化的风险(risk)，并据此设计出理性人决策模型，如同保险公司计算保费一般。但这种理解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误导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

不确定性是无法用概率描述的，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真实世界中的未来，不仅是不确定的，更是未定的(indeterminacy)。不确定性与未定性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不确定性隐含地假定有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事先决定了的，给定的，不受主观世界的影响，主观世界只能适应它，无法改变它。进一步讲，我们感到的不确定性源于我们拥有的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备，因而，增加知识和信息就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正如天气预报的精准度提升所展示的那样：虽然天气本身是不确定的，但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信息和增加知识，我们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与此不同，未定性意味着，未来是开放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客观世界。未来是什么，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和行动，我们的选择不同，未来就可能不同。未来比天气预报更难预测，因为未来是未定的，未来不完全由过去确定，未来取决于人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悄然塑造着未来的面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化、人工智能化时代，但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我们众多选择交互叠加的结果。此刻大家选择坐在这里听我的分享，亦非必然，而是众多因素交织下产生的结果。如果30年前我们没有创办CCER（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国发院没有与《财经》合办媒体班，或者你们没有选择做媒体，今天的分享大概不会发生，至少不是这样的场合。（点击阅读 张维迎：我与CCER）

世界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我们选择做什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看见未存在之物的能力。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可能借助于设备），用肢体感觉，或者道听途说，但还不存在的东西，超越眼力所见、身体所感，也无法完全从过去的经验推出，只能通过心智联想和构思。

当前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尽管强大，在记忆、识别和解答问题方面可能超越人类，却仍无法替代想象力。这些技术主要基于过去的数据进行统计与预测，而人类的想象力则能超越现有框架和知识，是用心智构想出全新的未来。

有能力构造未来的人，正是那些最具想象力的人。想象力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正是这种能力，让企业家能够洞察未来，引领变革，创造价值。因此，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我们需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数与可能性的舞台。（点击阅读 张维迎：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如此）

我之所以提出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认知存在偏差或缺失。在传统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家这一角色并不存在。

我本人致力于企业家研究已整整四十年，自1984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首篇相关文章以来，我曾尝试将企业家精神纳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中。然而，这一努力最终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强行纳入的尝试都会扭曲对企业家精神本质的理解。（点击阅读 40年后重读张维迎《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历久弥新）

因此，近年来，我逐渐意识到需要突破这一局限，重新审视和定义企业家精神。尽管我们可以描述性地列举企业家的诸多特征，如冒险精神、创新能力、坚定意志等，但真正的理解却远非如此简单。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那些口头上谈论企业家的学者，实际上并未真正深入理解其内涵，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与企业家精神不相容。

我特别欣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他说，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它们，普通人不会相信它，因为普通人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自我设限的思维陷阱：一旦接受并信奉某种理论，便倾向于用它来解释所有现象，即使面对矛盾与困境，也往往是质疑自身的学识、数据或分析能力，而非对理论本身提出质疑。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理论导致的盲区”(the theory-induced blindness)。在经济学中，这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的视野，阻碍了对企业家精神等复杂现象的深入理解。（点击阅读 张维迎：什么样的人算企业家？）

以地心说为例，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这一假说历经两千年之久，被视为权威。地心说之所以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的直观感受：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仿佛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而，天文观测揭示了异常现象，如火星绕地球转动的方向并非始终如一，时而顺时针转，时而逆时针转。但这种异常并没有让天文学家怀疑地心说的正确性。为了解释这些异常，托勒密引入了“本轮”的概念，即火星并非直接绕地球公转，而是绕一个较小的轨道（本轮）转动，该本轮再绕地球公转。这种复杂的运动模式虽然能够解释观测到的异常，但也只是对传统理论在面对现实挑战时的修补与妥协，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现实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即通过不断修补既有的理论来适应新的情况。从发展经济学到信息经济学，各种新理论的涌现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挑战了传统的宇宙观念时，他实际上是在呼吁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这一转变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

按照传统的理性人决策模型，企业家的决策是无法理解的。

通常，我们认为科学决策依赖于数据和计算，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正如考试题有标准答案一样。但在企业家的决策过程中，想象力和判断力占据了核心地位，每个人的答案都独一无二，且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

与科学决策中多数人可能正确的情况不同，在企业家决策中，多数人可能反而是错的，这正是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的体现。在企业家的故事中，一个常见情况是，他们所作的重大决策在初期往往被视为不靠谱，遭遇多数人的反对。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决策，却彰显了企业家的独特价值。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正是在于他们能够做出那些多数人认为不可能正确却最终取得成功的决策。

而且，企业家的决策远非简单地调整和优化既有条件下的方案。他们不满足于在给定技术、消费者偏好、生产要素和价格等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致力于改变这些条件本身。

企业家也并非简单地满足消费者现有的需求，而是通过创新去创造新的需求。正如亨利·福特所言，如果直接询问消费者需要什么，他们可能只会要求更快的马车，而不是需要汽车。汽车并非源自消费者的直接需求，而是由卡尔·本茨等企业家通过想象和创造推向市场的，而消费者最初对其持抵触态度。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动力和目标远不止于赚钱。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政策推导常将赚钱视为企业家的唯一目的，但这种观点实际上低估了企业家的复杂性和多元动机。约瑟夫·熊彼特早已指出，企业家的追求在于建立商业帝国，实现个人价值。企业家之间的较劲，不仅体现在对成功的渴望上，更在于对自我超越的追求。金钱对他们而言，更多是衡量成功的标尺和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而非唯一目标或最终目标。同时，企业家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享受着创造的乐趣和兴奋感，他们厌恶重复，渴望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和可能性。

在观察企业家群体时，我发现一个显著现象：当他们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往往难以止步，这并非出于挥霍的喜好，而是源于对自我价值的不断追求与证明。诚然，现实生活中人的动机复杂多样，企业家亦需通过盈利来维持运营，但超过一定收入水平后，赚钱上升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贡献的手段。维尔纳·西门子在传记中写道：“我肯定也追求过利润和财富，但主要不是为了享受它们，而是为了获得资金实施别的计划和活动，为了通过成功让人们认可我的行为的正确性和我的工作的有用性。”

基于上述视角，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重新审视企业家及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它更是激发人类想象力、创造力、冒险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舞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质本身既可能驱动正面变革，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的优势在于其内在的纠错机制，能够有效约束和引导这些特质向积极方向发展。当企业家的行为偏离正轨时，市场会通过反馈机制加以纠正，淘汰那些不受欢迎的参与者。

以埃隆·马斯克为例，他的创新思维和强大创造力若用于政治领域，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测的风险与灾难，因为政治决策的消极后果通常是别人承担的，而非决策者本人承担。政治家一般也不会认错，即便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但作为企业家，马斯克的创造力得以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尽管其项目如火星殖民计划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市场的反馈机制将确保任何潜在的不良后果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即便失败，如火箭发射中的意外爆炸，其影响也将局限于具体项目之内，而不会像政治决策失误那样波及广泛的社会层面。历史上，那些具有强烈抱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政治人物，如亚历山大、凯撒、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等等，虽然也有些丰功伟绩，但更多的是让人民苦不堪言。如果做企业家，他们就不可能给当代的人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因此，理解市场经济，应着眼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同时避免其潜在的破坏性，这是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所在。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当前的经济政策框架亟需重新审视。传统经济政策往往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即假设所有个人决策均基于精确计算。然而，这一假设忽略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

以反垄断政策为例，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支持反垄断，但这一立场是基于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误解。边际成本定价法，作为理想化的定价模型，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往往难以适用，也不是可欲的。因为创新产品的诞生往往伴随着高昂的固定成本，而边际成本相对较低。若严格遵循边际成本定价，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如蒸汽机、内燃机、飞机、电脑乃至软件，都将因无法覆盖初期投资而难以问世。在探讨生物药自主研发等议题时，我们常陷入仅从成本角度分析的误区，这实际上忽略了创新投资的本质。

关于垄断的担忧，实则是对企业家精神本质的一种误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不断挑战与超越，它驱动着市场中的竞争者不断寻求创新，即便面对看似不可撼动的市场霸主，也总有后来者以独特的方式发起挑战，而且往往能成功。以电商行业为例，阿里巴巴在2013年曾占据中国电商市场高达92%的份额。在传统经济学视角下，当一家企业占据如此高的市场份额时，往往被视为垄断，难以想象会有新的挑战者出现。然而，随后几年内，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至2017年的62%和2022年的42%。而黄峥于2015年创办的拼多多凭借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迅速崛起，2022年市场份额达到15.5%，并在2023年11月实现了市值超越阿里巴巴的壮举。

再看智能手机市场，诺基亚和黑莓曾是该领域的“垄断者”。2008年，诺基亚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超过50%的份额，黑莓紧随其后。到了2010年，诺基亚和黑莓的市场份额分别是39.7%和18.5%，但正是在这一年，雷军创办了小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几年之后，诺基亚手机和黑莓手机从市场上消失了，小米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制造商，2020年达到了11%的市场份额，并持续增长至目前的13%。小米和拼多多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企业家精神的力量，即便面对强大的巨头，也总有后来者敢于挑战并取得成功。事实上，竞争通常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出现，由无名的企业家发起，所以没有一个在位的“垄断者”可以高枕无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这本书中有一章节专门探讨，企业家精神就是最好的反垄断法（点击蓝字阅读文章）。政府在反垄断方面的努力，往往难以直接对抗垄断本身，反而可能无意中强化了既有的市场格局。真正的反垄断，应当是通过促进自由竞争，激发企业家精神来实现的。只要企业家精神能够自由发挥，谁也不可能垄断市场，不论你看上去多么不可一世！

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我们往往面临一个悖论：政策的科学性要求根据多数人的共识做决策，但面对未来，多数人的共识在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政府官员在决策时若过度依赖专家的意见，很可能错失真正的创新机遇。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某些创新项目因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而被评审淘汰，而真正的创新往往源自少数人的远见卓识，而非多数人的共识。

在讨论产业政策制定时，一个常被提及的观点是企业家的参与有助于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对此，我不持乐观态度。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她）有与众不同的判断。试图在企业家中寻找共识，并以此共识制定政策，就等于消灭企业家！以2010年在深圳的一场关于云计算的讨论为例，当时马云与李彦宏、马化腾等人就云计算的前景展开辩论，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企业家，但看法不同，其中李彦宏和马化腾作为有很强技术背景的企业家持否定态度，而马云作为非技术背景的企业家却坚信云计算的迫切性。若以投票决定政策，2:1，云计算或许会被搁置。好在这场讨论不是制定产业政策。正是马云的个人判断，使得阿里巴巴在云计算领域率先布局并取得领先地位。

关于收入分配，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虽能增加财富，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然而，从更深层次看，市场经济对于弱者和普通人而言，是提供上升流动机会的重要途径。强者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能生存，但市场经济为那些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观察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许多富豪的起点并不高，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机遇实现了财富的积累。

企业家精神并非可遗传的特质，它要求个人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创新精神和不懈的努力。因此，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下的财富分配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正如熊彼特所言，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俱乐部”如同五星级酒店，虽然房间总是满的，但住客的名字却不断更换。统计分析往往关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却忽略了这些高收入者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过去的富豪与今天的富豪可能截然不同，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机遇。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收入分配的本质，避免陷入错误的认知误区。

企业家精神在促进垂直流动与普遍收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察中国各地，不难发现企业家精神活跃、企业家密度高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农村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以及城市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这些均有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现象凸显了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当前许多经济政策缺乏对企业家精神的充分考量，从而难以带来所希望的社会经济成果，甚至可能引发不利后果。

中国面临的诸多政策挑战，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问题。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两大要素：一是制度保障，特别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是企业家精神得以生根发芽的基石；二是文化环境，社会应倡导尊重财富、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避免社会中的仇富心理和嫉妒情绪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欧洲和英国，尽管这些地区在市场化道路上起步较早，但文化观念和制度环境上的限制仍对其企业家精神的释放构成了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宝贵的机遇。随着市场化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家精神在中国逐渐展现出其强大的推动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探讨当前社会经济议题时，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和财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理念和体制转变的结果。若我们遗忘了这一点，便可能制定出反市场的政策，导致企业家信心受挫，进而使任何经济刺激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邓小平时代的成功，在于释放了市场的活力，让企业家们感受到了可以放手一搏的信号。

我之所以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不仅关乎个体命运，更深刻影响着经济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然而，过去我们在理解和支持企业家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却往往不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了误导。

我并非全盘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其技术性分析在特定领域内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面对涉及深刻社会制度变革的问题时，其局限性便显露无遗。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可以将传统经济学理论比作遗传学分析，它擅长于解析既有的、稳定的结构，但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变异”力量——即企业家精神——却显得力不从心。正如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是推动物种进化的关键，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变异力量，他们不断挑战现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没有企业家，社会或许仍能维持基本运转，但无疑将陷入停滞，不断重复着既有的模式。正是有了企业家的存在，我们才有了不断突破、持续前行的动力。

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并为其提供更加宽松、包容的制度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