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经理人，我是老板

前段时间娃哈哈股东与宗馥莉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娃哈哈是一家国资为最大股东的公司，如果把国资视为单个投资人，国资委从娃哈哈拿到的收益最大。

国资真的太会搞钱了。当年宗庆后借了14万，从承包了一个校办企业的经销部起步，把娃哈哈做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食品饮料巨头。那种校办企业经销部，要不是宗庆后接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堆废物，毛用没用还要让纳税人补贴它。就是这样一堆废物，现在居然成为娃哈哈最大的股东，每年从娃哈哈的利润中分走49%，这简直跟印钱一样。

即便是纯民营资本投资的企业，谁是最大的股东呢？还是国家。不管你是否盈利，反正要交13%的增值税，还有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各种税费；如果盈利了，要交25%的所得税；交完企业所得税，股东的分红还要再交一道个人所得税，20%。这就是“拿干股”。

就这，一大堆人睁眼说瞎话，说国有资产“流失”了。

在这些睁眼瞎看来，一家企业的盈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来个阿猫阿狗都能盈利，即便是一个公务员去管，都能跟一个企业家去经营一样，可以赚足利润。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家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不是一堆机器，而是企业家。同样的企业和机器设备，不同的企业家经营，就是不同的效果。而在计划经济下，再好的机器不但不能盈利，最后都会变成破铜烂铁，还要让纳税人不断输血补贴。

你不能耍流氓地假定：一家国企，即便没有明晰的产权，没有任何价格和利润机制，就能跟宗庆后一样，“自然”地变成一家饮料行业的巨头，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最大的可能是，它倒闭了，资产一文不值了，卖烂铁都没人要了。这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能够掌控这家企业，是因为他就是从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的，有广泛的人脉和手腕，实现对企业的完全控制，所以他成了企业家。而宗馥莉，即便继承了父亲的股份，却由于不能实现控股，只能做一个经理人。

这都是产权不清造成的恶果。

假如娃哈哈这家企业，就是完全是宗庆后的，那么他按照产权原则，在去世前处分自己的财产，交给宗馥莉，那么会存在原先的股东和管理层不服宗馥莉的事情么？

不服你走人啊。我是老板，资产是我的，怎么经营我说了算，资源由我来配置，工人工资由我发放，盈亏我承担责任，风险由我承担，你服不服的，关我屁事。我可能有许多缺点让你无法接受，但我就算把这企业折腾黄了，关你屁事。

正是由于产权不清，所以把本来清清爽爽的商业关系，变成了拼心机、拼人脉的扭曲游戏。

这就是企业家与经理人之间的区别。

宗馥莉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的。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很清楚地表达了，在我爸的企业里，我就是个经理人，但在我的企业，我就是老板。我最终要成为自己的老板，我不是经理人而是老板。

啥是企业家，也就是老板？

一个根本的要件就是，拿出自己的财产冒险，对企业的盈亏最终承担责任。

企业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在企业经营期间，不论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采购生产要素的钱，要从他的财产中出；不论产品最终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自愿付费，工人的工资一分不能少；不论最终盈利还是亏损，成本是已经投入进去的。如果他判断错了消费者的偏好，那么就倾家荡产。企业破产的时候，债务是他来偿还，跳楼的时候是他跳，工人不用去偿还企业债务，跟着他一起跳楼的。

这决定了他始终在殚精竭虑地预判消费者的需求，把稀缺资源用在满足消费者欲望的用途上；决定了他不敢得罪消费者，要不断地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立足。不这样做，消费者就淘汰他，让他破产，让他跳楼。

原因无它，就是产权——那是他的财产啊，是在“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啊。

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资本家-企业家”。

不拿出自己的财产冒险的人，就不是企业家，而是经理人。

张小龙最早负责腾讯的微信开发项目，年薪很高，但他是企业家吗？不是。因为他没有投资自己的资产，不用为企业的盈亏最终负责。所以他就是拿再高的年薪，管理再多的人员，掌控再多的资源，也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经理人。

当他开始持有腾讯的股份，变成了马化腾的合伙人，要为企业的盈亏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企业家。

企业家，即老板，是企业真正的战略决策者。经理人是他雇佣的打工仔。经理人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权，那是因为老板授权他这样做，他随时可以收回。因为老板给经理人下达的唯一指令，归根结底就是：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为投资者谋求利润。

能取得利润，你这个经理人就可以继续当，你的项目、部门、团队就可以继续保留；不能取得利润，那么你就会被开除，你的项目、部门和团队就会被裁撤。

一条指令，就已经决定了经理人怎么做。他必须战战兢兢地服务消费者，否则消费者不愿意买单，他就完蛋。

宗馥莉的尴尬就在于，她并没有持有娃哈哈最多的股份，也不像老爸一样根深叶茂，可以搞定最大的股东国资以及其他大股东。所以人家就把她当一个经理人，随时想换的那种。

如果产权明晰，自己是老板，除了消费者——不给她的产品金钱投票——能换她，谁都换不了的。

股东们当然可以不服老板的决定，他们可以撤资，这就是最真实而明确的反对。就像股票市场，出出进进的，其实就是对老板的商业决定的一个金钱投票。股市就是资本市场，决定了资源应当被配置在什么样的行业和领域。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误会，就是把国企老总视为企业家。我们按照上述定义对照，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他们最多只能算经理人。

原因很简单，国企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只是在任期内——替“国家”——临时代管这些财产。国企最终的盈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亏死了，他也不用把自家的房子卖了还账，更不用跳楼。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不会在乎消费者的偏好，因为你决定不了我的去留。

既然国企经理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临时掌管这些国有资产，那么必然地，他就会目光短浅，倾向于在任期内的有限时间，尽可能地榨干这些资产的资本价值，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这种利益包括，自己更多的实际收益、安排七大姑八大姨、用税金和廉价信贷搞大项目——不管它是不是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服务于自己的升迁，等等。

经济学称之为时间偏好高。意思就是，更多地消耗资本，服务于当下消费，而不是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未来的更大产出。

真正的企业家就不会这样搞，因为这样搞，就意味着有今天没明天，意味着变穷，意味着未来能交给自己后代的资产变少。

正是真正的企业家，一代一代地节俭、积累、投资，实现了资本的不断增值，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最终造福于全体消费者。

企业投资最有利的，并不是企业家自己——尽管那是他投资的原动力——而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宗庆后那么有钱，你就是放开让他吃喝玩乐，他能花几个钱呢，他的钱绝大多数用于再投资，安排就业，造福消费者了。

国企经理干的事情，恰好与其相反。这跟他的人品、素质、情怀、心理状态，都没有关系，而是产权没有长远预期的必然结果。

国企经理，又分为几种类型。

一种是纯苏联式的。一切资产都是中央计划机构的，一切生产都听从无所不能的全能王指挥，这时候他就连经理人都不是，而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傀儡。

一种是纳粹德国式的。虽然还都保留了企业财产的私有性质，但是一切行动还要听从当局的指挥。这时候，产权只是名义上的，其实已经被盖世太保征用了，服从的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消费者的目的。

当然，更多的是中间状态。

比如美国的军工企业，电力企业，铁路企业等等，虽然都保留了私有财产的名义，但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重管制和干预，生产经营得听联邦政府的，那就跟德国模式一样。如果军工企业唯一、或者最多的订单来自于联邦政府，那么这个时候它虽然挂着私有企业的名号，但是已经变成了联邦政府的狗腿子。

当我们说要搞产权明晰化改革的时候，指的是一切资源由市场来配置，一切生产听从消费者的指令，而不是说，把政府职能的一部分由私人企业承担。并不是每一个私人行为都值得歌颂，私人也会杀人抢劫。我们要做的是，取缔这部分职能，而不是改头换面地由私人来提供，其结果是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利益输送和培养更多的权力的同盟军。这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

而另一种状态是，原有的国企，引入了一部分市场化的因素，这就是边际改善，因为这就是往产权明晰化的方向迈进。

例如原来是一家邮电局，现在变成了移动电信联通，让他们相互竞争，谋求利润；根据利润指标来决定国企经理的去留，以及他们和从业者的薪资待遇；管理层持股；等等。这就是边际改善。因为利润来自于消费者的金钱投票，所以这时候国企就会改变高高在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开始响应消费者的呼声。

一切国有资产，如果一时难以市场化，那么边际改善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像私有财产那样去经营它。

中国的医院，是国营的，但是为什么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加拿大和英国？就是因为它引入了更多的市场化因素。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因为它还不够国有化，恰恰是因为它还不够市场化。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的计划经济，都是中间状态。但是要看清楚，往哪个方向才是改进。万万不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更不可国企本来就有问题，却说要办更多的国企，那就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