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张财富地图铺开，蒙古国并不小，且有资源。
这个国家的地底下，埋着超过一点二万亿美元的矿产。
铜金煤稀土，种类齐全，储量惊人。
把这笔财富除以它那三百多万的人口，每个蒙古人头上都顶着四十万美元的资产。
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国民躺着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
可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首都乌兰巴托，一半是光鲜的玻璃幕墙，另一半是近八十万人挤在一起的蒙古包区。
这些所谓的“城区”，没有集中供暖，没有下水系统。一到零下三十度的冬天，家家户户烧着最劣质的煤和干牛粪取暖。
那股呛人的浓烟，让乌兰巴托常年霸占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首都的榜单。一个国家的首都，呼吸口干净的空气都是奢侈。这就是现实。
现实是每年冬天，一场“白灾”就能让成千上万的牧民家庭瞬间破产。
几十万头牲畜被冻成冰雕，牧民一生的积蓄一夜清零。
现实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最大的梦想是挤进政府当个公务员，或者干脆跑到韩国去打黑工。
因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给矿山当苦力，你看不到任何像样的产业和机会。
一边是世界银行报告里天文数字般的矿产储量。
一边是民众手里因通货膨胀不断缩水的图格里克，和对下一个冬天的深深忧虑。
这种巨大的反差，才是蒙古问题的核心。
把这一切简单归咎于“资源诅咒”或者地缘政治，是一种懒惰的智力逃避。
它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更残酷的问题。一套错误的观念，是如何像病毒一样，系统性地摧毁一个国家自我造血的能力。
让它守着金山，却只能过着讨饭的日子。
这套观念的核心，就是对“集体”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迷信与滥用。
它把本应属于个体的权利和财富，都抽走集中。最终喂肥了少数人，却饿瘦了整个民族。
一）那片杀死了财富的草原
要理解蒙古，必须从草原开始。
在浪漫的想象中，草原是自由的象征。
但在经济的现实里，蒙古的草原却是一座巨大的贫困制造机。
这片土地，根据蒙古的《土地法》，牧场属于“国家所有，公共使用”。
这不是一句空话。它直接定义了牧民的行为模式。
它从根子上，就鼓励人们去破坏，而不是去建设。
证据是什么？看看牲畜数量的爆炸。
一九九零年，蒙古国牲畜总量大约是两千五百万头。
苏联解体后，牲畜被私有化了。但土地没有。牧民们迅速意识到，在这片“公家的食堂”里，谁的羊多，谁就能占到更多便宜。
一场疯狂的竞赛开始了。到二零一九年，牲畜数量飙升至超过七千万头。而同期蒙古人口仅增长了约百分之五十。
单位面积的草原承载压力增加了近两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早就警告，蒙古国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牧场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很多地方变成了裸露的沙地和稀疏的劣质草。
这直接导致了“白灾”也就是极寒天气发生时，牲畜死亡率急剧上升。
比如在二零零九到二零一零年的那个冬天，一场白灾就导致超过八百万头牲畜死亡。
无数牧民家庭在一夜之间破产。
他们不是被天灾打败的。他们是被一个逼迫他们短视的制度，预先剥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个健康的草场，能储备足够的过冬牧草。
但一个被过度啃食的草场，就像一个被掏空了身体的病人，任何一场风寒都能要了他的命。
这种制度的荒谬，源于一种古老的部落思维。
它认为土地是神圣的，是祖先的遗产，是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
这种观念听起来很高尚。它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你是一个牧民。
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
你只是个过客。
你唯一能攥在手里的财富，就是你家的那几百只羊。
你的生存逻辑会变得极其简单粗暴。
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这片公共草地上的草，转化成你自家羊身上的肉。至于这片草地明天会不会沙化，明年还能不能长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吃，隔壁的就会吃光。
你为长远考虑，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呢？
如果每一寸草原都像牧民口袋里的钱一样，有明确的主人呢？
那整个逻辑就全变了。
一个拥有自己土地的牧民，会像一个企业家经营工厂一样经营他的牧场。他会把土地的健康，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资产。
过度放牧，就是在消耗自己的本钱。他会研究轮牧，会投资建设，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片能给他和他的子孙带来源源不断收入的土地。
他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片草场。
因为这片草场的价值，就是他家庭财富的价值。
清晰的产权，会把一个掠夺者，变成一个守护者。
但那种对“集体”的虚幻崇拜，却阻碍了这条最简单最有效的致富之路。
它让蒙古的草原，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零和游戏。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抱着一起穷。
二）国企变成了财富绞肉机
草原上那种模糊的集体主义观念，到了矿产领域，就变成了一头更加凶猛的怪兽。
国有企业。蒙古的矿，根据其《矿产法》，战略性矿床必须由国家控股超过百分之五十一。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最值钱的家底，比如世界级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和塔奔陶勒盖煤矿，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
蒙古有多少国有企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蒙古有超过一百家国有企业。
它们不仅垄断了矿产，还涉足能源交通通信等各个领域。
其中最大的几家，如额尔登特矿业公司和TT矿业公司，其收入一度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这些企业，就是蒙古经济的绝对主角。
这些“国家公司”的效率如何。看看塔奔陶勒盖煤矿就知道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焦煤矿之一。储量超过六十亿吨。
本该是蒙古的“现金牛”。
但多年来，它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反复争夺，开发计划一拖再拖。
政府成立了国有的额尔德尼-塔奔陶勒盖公司来运营。但其管理混乱腐败丛生。
二零二二年，蒙古爆发了大规模抗议。
导火索就是ETT公司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煤炭失窃和腐败丑闻。
根据官方后来披露的信息，该公司的大量煤炭，在没有经过海关记录的情况下被运出境。
这起惊天盗窃案，牵涉到了从公司高管到政府高层的众多人物。
愤怒的民众冲进国家宫，要求惩治“煤炭盗贼”。
这就是国有企业的宿命。
它不是一个对市场和股东负责的经济实体。
它是一个政治分赃的平台。
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的血液是资本，命脉是利润。
它必须对给你投钱的人负责。
必须在市场上用产品和服务去赚取消费者的认可。
每一个决策，从买一台设备到雇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成本收益计算。
算错了，你就得死。这种残酷的约束，是市场保持效率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但蒙古的国有矿企，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政治机构，披了一张企业的皮。
它的钱不是市场上辛苦融来的，是国家财政划拨的，是国际组织贷款给的。
它不用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老板负责。
因为它的老板是“全体人民”。
一个谁都可以名义上拥有，但谁也无法实际控制的虚幻存在。
在这种怪物内部，正常的商业逻辑全部失效。
一个项目亏得底掉，只要能给某个大人物的家乡带来几个就业岗位，就能拿到上亿的拨款。
一套设备在仓库里放到生锈，只要采购的过程中能让某些人拿到回扣，这笔买卖就值了。
二零一九年，蒙古甚至爆出“六十亿图格里克”丑闻。执政党被指控明码标价出售政府职位。
一个司长职位多少钱，一个局长职位多少钱，都有一份内部价目表。
这种环境下，你指望国企能搞好经营，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些国家机器，把地下挖出来的，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投资未来的真金白银，通过低效浪费和腐败，统统绞碎。
绞碎之后，一部分变成了维持其臃肿存在的运营成本。另一部分则通过各种看不见的管道，流入了权力精英的口袋。
蒙古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矿山热火朝天，却感觉不到自己的生活有任何实质改善。
因为这部国家机器，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给民众创造财富。而是为了给控制它的人输送利益。
三、选票是分食国家这块蛋糕的刀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许多人视为现代文明标志的选举制度，在蒙古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在一个产权不彰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社会，选举的本质，不是选择治理国家的理念。
而是选择由谁来主刀，瓜分“国家”这块大蛋糕。
历届政府的承诺和行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二零零八年大选前，各党派争相开出“发钱”的支票。民主党承诺给每位公民一百万图格里克。
当时约合八百美元。
而人民革命党则加码到一百五十万。
选举结束后，获胜的联合政府果然开始兑现承诺。通过新成立的“人类发展基金”，陆续向国民派发现金。
这笔钱从哪里来。正是来自塔奔陶勒盖等矿产的预期收益。
政府等于是在矿还没挖出来之前，就把未来的钱提前分掉了。
这种“资源民粹主义”成了蒙古政治的常态。
二零一二年，政府又推出了“战略资产股份计划”，承诺给每个公民发放TT矿的一千零七十二股股票。
这听起来像是全民持股。
但由于TT矿经营不善，这些股票长期无法变现，最后政府不得不多次回购这些股票。又变成了一次变相的财政撒钱。
这种模式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导致政府财政极不稳定。
国际矿价高时，就大肆挥霍。矿价一旦下跌，财政立刻崩溃。
二零一六年，蒙古就因大宗商品寒冬和此前不负责任的开支，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政府外债高企，财政赤字飙升。最终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它还导致了政策的极端短视和不稳定。
为了短期内捞到更多钱，政府对外资政策摇摆不定。
比如，二零一二年出台了限制外资的《战略实体外国投资法》。该法案要求在矿业等关键领域的外资并购，必须经过议会批准。
这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导致当年外国直接投资从四十六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二十一亿美元。
等到经济不行了，又反过来去讨好外资、放松管制。
一个政治家，他的任期是有限的。
对他而言，最理性的选择，是在自己掌权的这几年里，尽可能地把国家的资源变现、用来讨好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至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制度的百年大计，那是遥远而不确定的事情。
不属于他的KPI。
民众看似得到了好处，拿到了选票换来的小钱。
但他们失去的，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机会，和自己财富的长期增值。他们用选票，亲手将一群又一群的短期利益收割者送上了台。
不要以为民主就不搞国企了，民主制度只是将民众的观念更直接、更快地变成政策和制度。
三）援助让一个国家学会了躺平
当内部的造血机制被彻底破坏后，向外部找“输血”就成了唯一的活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世界银行的项目、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还有来自中日韩美俄等国的双边投资，源源不断地涌入蒙古。
这些“援助”看似是救命稻草。实则是一种让国家“成瘾”的毒品。
自一九九一年以来，蒙古接受的国际援助和贷款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仅在二零一七年的那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牵头提供了高达五十五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这笔钱，暂时稳住了蒙古的汇率和财政。
但它治好了病吗？
没有。
它只是让病人暂时忘记了疼痛。
这些钱，首先是给了谁？
是给了那个本就该进行痛苦改革的蒙古政府。
这笔外部资金，让政府得以继续维持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继续支付那些不可持续的福利，从而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推迟了改革的到来。
它就像一剂强效止痛药，让病人感觉不到疼痛，却任由体内的癌细胞扩散。
这种依赖，也彻底扭曲了国家精英的心态。
他们的精力，不再是放在如何为本国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营商环境上。不再是去思考如何保护好每个公民的财产，而是放在了如何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左右逢源。
如何扮演好一个被中俄夹在中间的“战略缓冲”角色。如何利用这个角色，去向美国日本欧盟要价。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依赖于内生的创新和勤奋，而依赖于外部的施舍和怜悯，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哀。
它让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都变成了一群熟练的乞讨者。
他们乞讨的对象，是外国的纳税人。
他们乞讨来的钱，大部分又被用来巩固那个制造贫困的系统。
最终，蒙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错误的集体主义观念，导致了产权的模糊。模糊的产权，催生了掠夺性的国有企业和短视的分赃式政治。
这一切摧毁了国家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其只能依赖外部输血。而外部输血，又反过来巩固了这套错误的制度和观念。
打破这个循环，不需要更高明的计划，也不需要更慷慨的援助。
它需要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承认个体的权利和财产，是创造一切财富的起点。
承认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幻象，才是贫穷真正的根源。
什么时候蒙古人能亲手砸碎这个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真正拥有那片本就属于他们的富饶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