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之珠到亚洲病夫，复盘菲律宾被“观念”误导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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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uan9800  ,添加时，注明行业，城市。

准备写个各国系列吧。先从中国周边国家写起。

马尼拉的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或许是理解菲律宾当代困境最直观、最令人心碎的缩影。

每天，这里的离境大厅都上演着无数场生离死别。

年轻的母亲泪眼婆娑地告别蹒跚学步的孩子，将他们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健壮的父亲紧紧拥抱着家人，转身踏上前往中东油田或远洋货轮的征途。

他们是菲律宾的“现代英雄”，是海外菲律宾劳工大军的一员。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家庭的完整，换来一笔笔汇款，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些汇款，是菲律宾经济的生命线，却也像一剂强效的吗啡，掩盖了国内经济肌体的沉疴。

菲律宾海外劳工人数约为233万人，占总人数的1.9%。外劳汇款创历史新高突破37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8.5%。这些外劳人员为菲律宾国内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是痛苦的。

这其中接近六成是女人，她们往往在异国他乡孤独地为一个家庭服务，远离自己的亲人。

因为本国，没有收入高的工作机会。

机场本身，陈旧、拥挤、混乱，时常被评为“世界最差机场”之一，与周边新加坡樟宜机场、香港赤鱲角机场的光鲜亮丽形成刺眼对比。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以输出人力为核心产业的国家，其国门却如此衰败不堪。

时光倒流回六十年前。

彼时的马尼拉，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亚洲的“东方之珠”，它曾是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繁荣都市。

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着最新款的美国轿车，现代化的写字楼拔地而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

菲律宾拥有亚洲最早的航空公司、电视台和一流的大学。

其人均GDP远超它的邻居——一个刚刚在战火中独立的韩国，以及贫穷落后的台湾。

当时的菲律宾人，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骄傲，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和经济领袖。

如果按这个路径发展下去，应该是全亚洲的人跑去菲律宾当外劳才是对的。

从“亚洲明星”到“亚洲病夫”，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是政治精英的腐，但远没有这么简单，尽管腐败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更是一个关于“观念”如何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悲剧。

它关乎统治精英们一套善意却致命的建国理念，也关乎普通民众一种根深蒂固、被历史反复强化的对经济的误读。

一）菲律宾人优先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在美国的“恩准”下正式独立。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

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菲律宾的精英阶层继承了一套美式的民主制度框架、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熟悉感。

他们自视为亚洲的例外，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富强、由菲律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这个崇高的目标，很快就转化为一套具体的经济思想，即“进口替代工业化”和“菲律宾人优先”政策。

川普现在才搞这一套，这算什么？人家菲律宾早就搞了。

在当时的总统卡洛斯·加西亚等领导人看来，这么搞那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爱国主义。

让我们尝试站在加西亚总统的视角。

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菲律宾？一个在经济上仍然严重依附于前殖民宗主国美国的国家。

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西班牙裔和华裔的大家族手中，以及强大的美国跨国公司手中。

菲律宾的出口，是蔗糖、椰干、蕉麻等少数几种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巨大。

而国家需要的工业制成品，从汽车到牙膏，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在加西亚和他的同僚们看来，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枷锁。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何谈真正的独立？

因此，他们的药方是：通过设置高额关税和严格的进口配额，来限制外国商品的涌入；同时，为本国企业家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外汇管制的特权，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生产“菲律宾制造”的商品，以替代进口货。

这个“菲律宾人优先”的口号，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一位名叫埃内斯托的马尼拉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充满了对西班牙三百年殖民和美国五十年统治的反思。

他看到“菲律宾人优先”政策时，内心涌起的是一股民族自豪感。

他认为，这终于是在纠正历史的错误，是菲律宾人夺回自己经济主权的伟大斗争。

当他在商店里看到一双本地生产的“Ang Tibay”牌皮鞋时，即使它的质量不如美国的“Florsheim”，价格也不便宜，他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次爱国行动的投票。

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效果似乎立竿见影。

马尼拉周边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厂，生产纺织品、食品、家电和药品。

一个新兴的“民族工业家”阶层开始形成。

国家的GDP数据看起来相当不错。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致命的毒素已经开始侵蚀经济的肌体。

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进口替代”是一条通往停滞的死路。

它创造了“温室里的花朵” 。

受到高墙保护的本国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效率、改进技术或降低成本，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

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质次价高，最终买单的是菲律宾的普通消费者。

埃内斯托教授的爱国情怀，实际上是以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为代价的。

为了保护少数工业家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农业部门遭到了惩罚。

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他们换回的外汇，却被政府管制，优先分配给那些需要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民族工业家” 。

同时，他们还要被迫购买国内生产的昂贵的农具和化肥。

最重要的是，“进口替代”为后来的“裙带经济”铺平了道路。

谁能获得宝贵的进口许可证？谁能拿到政府的低息贷款？谁能被认定为需要保护的“民族产业”？决定权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权钱交易和腐败。

那些与政客关系密切的商人，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他们不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赢得财富，而是通过在马拉坎南宫的走廊里游说获得特权。

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里，菲律宾建立的，并非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封闭的、低效的“特权经济” 。

精英阶层的观念——将爱国主义等同于经济保护主义——与民众的观念——支持国货、警惕外资——完美契合，共同将国家引上了一条看似正确，实则充满陷阱的道路。

这个基础，为一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强人，准备好了完美的表演场地。

二）马科斯的“新社会”

1965年，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

他年轻、英俊、口才出众，是一位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英雄” 。

他向菲律宾人民承诺，要让这个国家“再次伟大”。

熟悉不熟悉？这不就是MAGA吗？

马科斯的视角，是典型的“强人视角” 。

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寡头横行、效率低下的“旧社会” 。

他认为，美式民主在菲律宾水土不服，它只会导致无休止的内耗和瘫痪。

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一个能够超越党派和家族利益的“发展型独裁者”，就像他自己。

1972年，马科斯宣布戒严，建立了他所谓的“新社会”。

他关闭了国会，逮捕了反对派领袖，控制了媒体。

在他自己看来，这不是为了个人独裁，而是为了扫除发展的障碍，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他的口号是“纪律、秩序、发展” 。

在经济上，马科斯并没有抛弃“进口替代”和“菲律宾人优先”的旧模式，而是将其推向了极致。

他不再满足于让政府“引导”经济，而是要让政府“拥有”经济。

他将这种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顶峰。

他的做法是，挑选自己的亲信、朋友和家人（即“裙带”），让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垄断整个国家的关键经济部门。

他的密友罗伯托·贝尼迪克托控制了制糖业，另一位密友爱德华多·“丹丁”·科垄断了椰子产业。

建筑、航运、媒体、银行……几乎所有能赚钱的行业，都被马科斯家族和其裙带们瓜分。

在马科斯看来，这是一种高效的“国家队”模式。

他或许会辩称，与其让成百上千个小企业无序竞争，不如集中资源，扶持几个“国家冠军”，由他亲自指挥，去完成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

他确实也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公路、桥梁、医院和宏伟的文化中心。

这些项目，在初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在戒严初期，不少民众会觉得生活变好了。

街头的犯罪减少了，交通秩序井然，还有了新修的高速公路。

他们可能会觉得，马科斯总统的“铁腕”正是菲律宾所需要的。

然而，这种裙带垄断的真实后果是灾难性的。

让我们看看内格罗斯岛的一位蔗农巴勃罗。

在马科斯之前，他可以将甘蔗卖给多家糖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

但在贝尼迪克托的垄断下，他只有一个买家——国家糖业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购他的甘蔗，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卖出，巨额的差价流入了贝尼迪克托和马科斯家族的口袋。

巴勃罗和成千上万的蔗农，一夜之间从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赤贫的农奴。

三）劳动法灾难

正是在马科斯时代，菲律宾的劳动法被系统化，并成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关键变量。

1974年，马科斯颁布了《菲律宾劳动法典》。

从他的统治者视角来看，这部法典是一项杰作，一举多得。

这是一项强大的政治宣传工具。

法典赋予了工人一系列在当时亚洲堪称最慷慨的“权利”：严格的“雇佣保障”，使得解雇一名正式员工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强制性的“第十三个月工资”；以及各种复杂的假期和福利规定。

马科斯可以借此向世人宣称，他的“新社会”是“保护”劳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

这为他的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也有效地安抚和收编了城市的工会组织。

然而，这部以“社会正义”为名的法典，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却对菲律T宾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其核心问题，就在于“雇佣保障”条款。

一位名叫玛丽亚的服装厂女老板，她的小工厂有50名工人，接到了一笔来自美国的加急订单，需要额外雇佣30名工人，为期六个月。

然而，根据劳动法，一旦这些工人成为正式员工，除非他们犯有法典中列出的严重过错，否则她几乎无法在订单完成后解雇他们。

即使企业亏损，裁员也需要支付高昂的遣散费，并面临复杂的法律诉讼。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和成本，玛丽亚会怎么做？她不敢雇佣新的正式员工。

她可能会选择让现有工人疯狂加班，或者，更可能的是，通过中介雇佣“合同工”。

这些合同工每五个月续签一次合同（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转正的期限），他们享受不到任何正式员工的福利，工资更低，工作也极不稳定。

这部旨在保护工人的法律，最终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缺乏保障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

它将劳动力市场割裂成两个世界：一小部分在政府或大企业拥有稳定工作的“局内人”，他们受到法律的过度保护；以及绝大多数在小企业、服务业或作为合同工挣扎的“局外人”，他们承受了所有的市场风险。

更糟糕的是，这种僵化的劳动法，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尤其是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投资。

当外国投资者考察设厂地点时，他们会比较越南、泰国和菲律宾 。

他们会发现，在菲律宾，劳动力成本不仅是工资，还包括了背后沉重的、不确定的法律风险。

于是，他们将工厂设在了别处。

玛丽亚的工厂，也因为难以灵活调整劳动力规模，而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可能倒闭。

民众对此的理解，再次陷入了观念的陷阱。

当他们看到“合同工”现象泛滥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质疑那部制造了问题的劳动法本身，而是去谴责企业家的“贪婪”和“剥削” 。

工会和左翼团体年复一年地要求政府“终结合同工制度”，加强“雇佣保障” 。

你到网上看一下，骂中国派遣工模式的，也多如牛毛啊。

民众们不知道，劳工管制越严格，地下黑工（或派遣工，非正式用工）就越多。

政客们为了选票，也乐于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

于是，法律变得越来越僵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马科斯的二十年里，裙带垄断掏空了国家的产业基础，而僵化的劳动法，则锁死了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

当1983年反对派领袖尼诺·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的停机坪上被暗杀，引爆了积蓄已久的民怨时，菲律宾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

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马科斯，举世欢腾。

人们以为，黎明终将到来。

四）继续迷失

1986年的革命，是菲律宾人最引以为傲的时刻。

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一个独裁政权。

然而，革命的激情退去后，留下的却是沉重的现实。

新上任的科拉松·阿基诺（被暗杀的尼诺·阿基诺的遗孀）政府，面临着一个烂摊子。

从统治者的视角看，她的首要任务是政治重建，而非经济革命。

她的政府致力于恢复民主制度，清算马科斯的余毒，并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1987年宪法，正是这个“后马科斯时代”观念的集中体现。

它被视为一部“人民的宪法”，旨在防止马科斯这种人重现，，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然而，这部充满了良好意愿的宪法，却将许多在马科斯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永久地固定了下来。

让我们看看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们，他们大多是律师、学者和反马科斯斗士。

他们深受民族主义和对马科斯时代“外国资本”与独裁者勾结的创伤记忆影响。

因此，他们在宪法中写入了严格限制外国投资的条款，最著名的就是“60/40”规则，即在许多关键行业（如公共事业、自然资源开发等），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 。

在他们看来，这是在保护菲律宾的“民族资产”，防止国家经济命脉再次落入外国人之手。

这是一种爱国的防御姿态。

但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这是在向全世界的资本关上了大门。

一个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国家，却用法律来限制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这无异于自断经脉。

想一想，为什么菲律宾的电信服务和互联网速度，长期以来在亚洲都排名垫底且价格高昂？因为这个行业被少数几家本地寡头垄断，而宪法限制了更有实力的外国竞争者进入。

同样，这部宪法也全盘继承并强化了马科斯时代劳动法中的“社会正义”条款。

废除马科斯的独裁是革命的目标，但废除他那部“保护劳工”的法典，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任何试图提出修改劳动法，使其更灵活、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政治家，都会立刻被贴上“反劳工”、“大资本家走狗”的标签。

于是，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陷入了一个奇异的困境。

政治上，它拥有了亚洲最活跃的民主之一，媒体自由，选举频繁。

但经济上，它却被一部充满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思想的宪法，以及一部僵化的劳动法死死捆住。

历届政府，从拉莫斯的有限开放，到埃斯特拉达的民粹主义，再到阿罗约的争议缠身，都未能或不敢触碰这些根本性的制度枷锁。

民众的观念，也在这三十多年里被固化了。

大量的普通人不得不成为临时工，每五个月就要为下一份合同而焦虑。

这些人看到富人区的灯红酒绿，看到政客们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感到的是愤怒和无力。

他们会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什么？他会听从工会领袖和民粹政客的宣传：是“贪婪的资本家”在搞合同制，是“外国势力”在剥削菲律宾，是政府“腐败无能” 。

他会支持那些承诺给他更高工资、更多福利、更强雇佣保障的候选人。

他无法理解，正是这些看似美好的承诺，这些被写入法律的“保护”，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让他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

他看不到，如果玛丽亚的服装厂能够更容易地根据订单来雇佣和解雇工人，她可能会雇佣一百名正式员工，而不是五十名加班的工人和三十名合同工。

这种民众观念与统治精英（为保住选票而迎合民粹）的合谋，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低增长陷阱” 。

缺乏投资，导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稀缺。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最优的选择就是成为外劳，去国外寻找国内无法提供的机会。

而他们寄回的汇款，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使得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降低。

整个国家，就这样依赖着“英雄”们的汇款，勉强维持着运转，日复一日。

五）观念决定一切

菲律宾的故事，是一部令人扼腕的“观念悲剧史” 。

它几乎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的背后，都有着看似崇高的理由。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独立初期的精英，出于“爱国主义”，选择了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埋下了特权经济的种子。

马科斯，出于建立一个“伟大强国”的野心，将特权经济发展为赤裸裸的裙带垄断，并用一部看似进步的劳动法来收买人心和实现社会控制。

后马科斯时代的领袖们，出于对独裁和外国控制的恐惧，用一部宪法将保护主义和僵化的劳工制度神圣化，锁死了经济的活力。

而这种缺失的根源，则在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被一套根深蒂固的、反市场的“观念”所俘获。

今天，当人们在马尼拉拥堵的街道上抱怨，在陈旧的机场里送别亲人时，他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所坚信不疑的那些关于国家、关于正义、关于经济的“常识”，是否本身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要从改变观念开始。

这需要有远见和勇气的舆论领袖，敢于向民众解释痛苦的真相，推动艰难的改革。

更需要民众的觉醒，去重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爱国”口号和“正义”法条，理解自由市场和竞争才是创造繁荣与机会的真正引擎。

在马尼拉的黄昏中，这个群岛国家依然在观念的十字路口徘徊。

它曾经拥有亚洲最光明的黎明，却一次次迷失了方向。

它的未来，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这漫长的黄昏中汲取教训，勇敢地拥抱那些曾被自己长期遗弃的、关于自由的真正智慧。

否则，尼诺·阿基诺机场的离别悲剧，将永无止境地轮回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