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献祭查理·柯克，右翼拥抱堡垒化，美国自由正被两面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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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左翼的身份主义者们，为一场政治暗杀而爆发出野蛮的、毫不掩饰的欢呼时，文明世界感到震惊。
我一点也不震惊。
这绝不是少数疯子的偶然失常。
不，这是一种新宗教的必然展现，一场正在吞噬西方文明根基的、以“受害者”为神祇的血腥祭祀。
2025年9月，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遇刺身亡，凶手使用的子弹上竟刻有与“跨性别和反法西斯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字。
这不再是隐喻，而是一场字面意义上的、献祭政治对手的血腥仪式。
在这场祭祀中，暴力，不再是野蛮的罪行。
暴力，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神圣的“自我保健”。
我们见证过2020年“黑命贵”运动中，波特兰联邦法院被围攻焚烧时，那些西装革履的评论员如何在电视上喃喃自语，称这是“受压迫群体宣泄痛苦的呐喊”。
暴力，是一种被压迫者进行自我净化的“净化力量”。
当威斯康星州基诺沙的暴徒洗劫商店、焚烧社区时，他们被告知这是在执行“种族正义”。
这套理论，由那些躲在象牙塔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院派学者们精心编织——他们撰写了《为了活下去的掠夺》这类文章，公然为抢劫辩护——如今已经像病毒一样，渗透到大学校园、媒体编辑室和街头运动的每一个角落。
它的逻辑简单而致命，我用三句话就能讲清楚：
二元对立：首先，将世界粗暴地划分为“压迫者”（白人、直人、顺性别人）和“被压迫者”两大阵营。
重新定义暴力：其次，宣称任何形式的“不尊重”——比如用错代词、质疑《1619项目》的历史叙事、甚至像芝加哥大学教授多伦·贾米那样仅仅坚持观点自由——都等同于“暴力”，是对被压迫者生存状态的“抹除”。
暴力合法化：最后，既然对方已经率先实施了“暴力”，那么被压迫者的一切反击，无论多么血腥，都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自卫”。
于是，我们看到了2021年，威斯康星州一名男子射杀两名、重伤一名“黑命贵”抗议者后，却被左翼媒体塑造成“白人至上主义者”，而陪审团依据自卫法判其无罪时，引发的全国性愤怒——在他们看来，被压迫者的“自卫”才是唯一合法的暴力。
同样，在柯克案后，亚利桑那州甚至有学区教职工穿上印有“问题解决”字样和模拟血迹的T恤，公开嘲讽这起谋杀。
这种对暴力的庆祝，正是该意识形态非人道本质的明证。
看看这幅无比荒诞的图景：一群养尊处优、享受着人类历史上最高物质文明成果、在常春藤盟校的空调房里喝着星巴克的年轻人，将自己打扮成历史上最悲惨的受害者。
他们将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自身存在的致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心安理得地拥抱起了最原始、最野蛮的暴力——比如在伯克利大学，他们对邀请来的保守派演讲者发动肉体攻击，并美其名曰“先发制人的自卫”。
左翼主义，尤其是其身份主义的变种，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哲学。
它是一种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暴力意识形态。
它是一种反文明的癌症。
被毒化的“个人主义”：现实的背叛
这场由左派发起的、以“我”为中心的身份狂欢，将“个人主义”这个本应是自由基石的概念，彻底毒化了。
在我们的语境里，“个人主义”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对自己负责，意味着尊重他人的边界，意味着“我的权利止于你的鼻尖”。
但在那帮白左小清新的脑子里，“个人主义”变成了什么？
它变成了“我的感受就是最高法律”。
看看加拿大，乔丹·彼得森教授只因拒绝接受政府强制使用跨性别代词，便遭到了职业和法律的全面围剿。
它变成了“你必须无条件肯定我，否则你就是在对我施暴”。
看看那些被“取消”的文化人物，从J.K.罗琳到戴夫·查普尔，只因为他们胆敢触碰性别议题的逆鳞。
你看，它从一种解放的力量，蜕变成了一种最专制的暴政。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面对左派这种咄咄逼人、日益暴力的进攻，右派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是恐慌，是退缩，最终是反向的模仿。
许多所谓的“保守派”，看到左派将“个人主义”玩成了这副SB模样，便开始对自己阵营中那些珍视个人自由的理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们开始认为，“个人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自私、放纵，意味着对传统和社群的背叛。
当他们看到，言论自由的保护伞，同样也庇护了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叫好的教授时，他们开始动摇了。
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容忍”那些一心想要摧毁我们文明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
于是，一种新的、以“强加后果”为名的民族主义保守派登场了。
他们不再对捍卫个人自由的原则抱有耐心，他们渴望的是用强力来回击强力——例如，佛罗里达州通过“停止觉醒法案”，用州权力禁止某些“批判性种族理论”在课堂上的讲授；
用解雇来回应叫嚣——如同数所大学迫于压力调查甚至解雇“反犹”教授；
用压制来对抗颠覆——正如德克萨斯州州长直接动用州国民警卫队，镇压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示威营地，以“维护校园秩序”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
2025年9月21日查理·柯克追悼会的安保级别被特勤局定为“一级特别事件”，会场竖起防弹玻璃，部署500个监控摄像头和大量便衣警察，其规格仅次于总统就职典礼。
更有甚者，在柯克遇刺后，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内的多名高官，因为对暗杀袭击的恐惧而迁居至军事基地。
这宣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共空间已死，政治生活彻底军事堡垒化。
就这样，我们陷入了一个绝望的困境：
左派，正在以“受害者”的名义，将个人主义变成一种暴力的、自恋的狂欢。
而右派，则因为对这种狂欢的恐惧，开始系统性地抛弃个人主义，转而拥抱集体的、强制的、民族主义的逻辑。
自由，正在被两面夹击，无路可逃。
被遗忘的“理性”与“为正义而施暴”的幽灵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我们遗忘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与个人自由密不可分的前提——理性。
罗斯巴德早就说过了，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国家赖以建立的自由和理性的标准”。
这句话，就是解开当前困局的唯一钥匙。
个人自由，如果脱离了理性的缰绳，就会立刻变成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
一个理性的个人，他明白自己的权利边界在哪里，也同样明白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哪里。
他知道，他的自我所有权，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身体和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利，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有权去侵犯他人的身体和财产。
他知道，他有言论的自由，但这并不赋予他用暴力来让别人闭嘴的权利。
理性，意味着承认一个客观现实的存在，意味着承认逻辑和因果律的有效性。
而今天的身份主义左派，恰恰是一种反理性的意识形态。
它用主观的“感受”，取代了客观的现实。
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可以被共同讨论和辩论的真理，只存在不同身份群体的“不同真相”。
当一位生物学家坚持认为性别是二元的生物学事实时，他会立刻被扣上“跨性别恐惧症”的帽子，并被驱逐出公共讨论的领域。
暴力，之所以被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正是因为在抛弃了理性之后，除了赤裸裸的力量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解决分歧的仲裁者了。
但这种“为正义而施暴”的诱惑，并非左派的专利。
历史告诉我们，它像一条毒蛇，潜伏在每一个追求绝对道德目标的运动之中。
十九世纪的废奴运动，无疑是一场正义的事业。
但当这种道德激情，转化为对暴力的认可时，问题就开始了。
像约翰·布朗这样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以解放奴隶为名，进行了冷血的谋杀。
而他，却被当时许多新英格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梭罗和爱默生，视为英雄。
他们认为，为了终结奴隶制这个巨大的罪恶，暴力是必要的，是正当的。
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历史的幽灵，是如何在当代的“社会正义战士”身上复活的。
他们将“奴隶制”这个概念，无限泛化为“系统性种族主义”，然后心安理得地继承了废奴主义者们那种“为正义而施暴”的道德许可。
当Antifa活动家们在街头用棍棒袭击他们认定的“纳粹”时，他们内心洋溢的，正是与约翰·布朗无二的道德圣洁感。
而查理·柯克的遇刺，则是这套逻辑的终极演绎：
在凶手看来，他并非在谋杀，而是在执行一场针对“压迫者”的正义裁决。
历史的教训是残酷的，也是冰冷的：
一旦你相信自己的事业是绝对正义的，你就离将暴力合理化，只有一步之遥。
唯一的出路：在野蛮的狂欢中守卫边界
那么，自由主义的出路在哪里？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回归那个最根本、最清晰、也最不容妥协的伦理原则：
暴力，只有且只在自卫时，才是正当的。
再强调一遍：
暴力，只有且只在自卫时，才是正当的！
侵犯与防卫之间，有一条清晰的、不容混淆的界限。
今天的混乱，恰恰是因为身份主义的诡辩术，已经将这条界限彻底模糊了。
每一个挥舞着棍棒的暴徒，都坚信自己是在“防卫”，是在抵抗某种无形的、系统性的“侵犯”。
他们将语言视为暴力，将沉默视为暴力，将不认同视为暴力。
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用真实的、物理的暴力，去“防卫”这些被他们臆想出来的“暴力”。
他们声称自己是在为“活出真我”的权利而战，但他们所谓的“真我”，却需要全世界都来为之鼓掌、为之肯定、为之让路，否则，就是对他们的“压迫”。
这已经不是在追求个人自由了。
这是在要求一种最专制的特权——一种用暴力来强制他人尊重自己的特权。
自由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下最清晰的红线。
我们坚信，每一个人都拥有绝对的自我所有权，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但是，这项权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正面是“不被他人骚扰的权利”。
反面则是“不骚扰他人的义务”。
你不能只想要正面，而抛弃反面。
当身份主义者们，忘记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时，他们就已经背叛了个人自由的真正精神。
他们不再是自由的朋友，他们已经化身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正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
因此，自由的未来，不在于向左派的暴力逻辑屈服，也不在于向右派的集权冲动投降。
它唯一的未来，在于一场艰难的、但却至关重要的思想重建：
美国人必须将个人自由，重新锚定在理性的基石之上。
美国人必须重申那条古老而简单的原则：你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
任何试图用“感受”、“身份”或“社会正义”等模糊概念，来侵蚀这条清晰边界的企图，都必须被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抵制。
否则，正如查理·柯克生前的预感一样——他在2018年给同事的短信中写道：“自从创办TPUSA之初，我就预感到我随时可能被干掉”——所有人都将在这种恐惧的阴影下生活。
当政治成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当异议被等同于存在性威胁，美国人不仅将在这场日益升级的、以个人主义为名的野蛮战争中失去自由，更将失去文明赖以存续的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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