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沙英雄事件，归根结底还是产权问题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霾

一

治沙英雄跪地求水事件，无疑是这两天最热的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它具备了吸引眼球的大量冲突要素：公益-商业，个人-企业，造林-挖煤，环保-沙漠，等等。人们把所有的同情和支持，一股脑地倾泻给了孙国友。

但是这个事件很快就出现了反转，以及反转的反转。先是有人从科普的角度认为在沙漠里种植乔木并不能起到防沙治沙的作用，反而是“沙漠抽水机”（自然科学问题我们不懂，不讨论）；然后有人扒出了他1块钱一亩承包了这片土地，后来得到了大量补偿，而且也并不是什么公益事业，而是有大量的商业利益。今天又爆出来的是当地民众的视频，说他根本不是什么植树造林，而是在毁坏“我们的草原”。

对网上出现的事情，首先保持怀疑态度，要核实，要兼听则明。尤其是对过分高尚和过分卑贱的事情，更要多留一个心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最好的选择。所谓的“围观”、参与公共讨论，多是情绪的表达和无成本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形成强大的虚假舆论，对他人的自由选择横加干预，以及不断地使权力扩张。

例如孙国友和他妻子说用自己过去从事房地产开发赚的钱投入植树造林中，一路要饭来到这里治理风沙，一家三代扎根沙漠，做一些对世界和人类有意义的事。这个就调子起得太高了，高尚得令人心生疑窦，而且非常容易给别人留下口实。

孙国友承包这片土地赚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后续的纠纷是另一回事）。要治理风沙，就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通过市场商业途径解决，只有有利润的事情，才是能够长久的。靠财政、慈善和人的爱心，反倒不可持续。在赚钱的同时，治理了风沙，这才是双赢的事情，才意味着资源被用到了合理的用途上。

为自己的商业行为赋予价值观和灵魂上的意义，让自己更有进取心，增加自己的心理利润，也没有问题。就像一家企业要发展壮大，总是要树立一套伟大的愿景凝聚人心。问题只在于，完全没有必要把崇高的理想与金钱利益对立起来。道德与金钱，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可。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就会给人形成“满嘴的主义，满脑子的生意”的印象，别人就很容易攻击你。

这是孙国友和广大网友都犯下的错误，总是把公益和商业对立起来思考。殊不知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总而言之，自己的财产如何使用，是自己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产权，谁都无话可说。用自己的财产做公益还是盈利，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做公益了我们向他竖大拇指，从事盈利事业了，我们同样向他竖大拇指。应该批判的是那些总想用别人的财产做公益、满足自己愿望的人。

如果说，他像某些自媒体说的，是在骗补贴，骗补偿款、侵犯当地农民的利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那就是在侵犯他人的产权。

所以这件事，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

还有当地民众，一句一个“把我们的草原毁成啥了”，这本身就有问题。那不是“我们的草原”。按照私产伦理，草原是无主的，那么应当先占先得；按照实在法，草原是国家的，那么谁交了承包费，谁就有使用权。你不能因为这片草原离你们近，然而过去连瞅都不带瞅一眼，但是现在有人承包了它有了收益，马上就说这是“我们的草原”。那不是你的草原，你并没有占有和改造它的行动，不能主张权利。

所以对当地民众的话，同样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二

孙国友与国有煤矿之间的供水纠纷，以及当地村民认为他所谓植树造林反倒毁坏了生态，影响他们的生活，在经济学上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现和阐发了“外部性”这一概念，并在后世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它说的是，某些行为活动可能对他人有益，即正外部性；某些行为对他人有害，为负外部性。而市场又不能对产生这些外部性的行为主体收费或者支付，在这时候是失灵的，必须引入政府干预，用对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补贴、对负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征税，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国有煤矿的到来，产生了水污染问题，影响到了孙国友的林木，这就是负外部性；孙国友的植树造林——按照当地个别村民的说法——损害了生态，影响了当地民众生活，这又是孙国友造成的负外部性。

按照马歇尔的说法，对国有煤矿和孙国友都应当征税，由他们承担全部成本（私人和社会的），由此限制他们的规模，减少负外部性。

到了罗纳德·科斯，强调私人契约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著名的“科斯定理”说：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产权分配给谁是无关紧要的，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

例如空气污染。市场能够解决两个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工厂可以从附近的住户哪里购买污染权，住户也可以从工厂哪里购买清洁空气的权利，不论怎样，都将存在一个确定的均衡产量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污染水平。

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知道他的错误之处。

首先，产权属于谁，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产权是自由之基，一切权利都来源于财产权，怎么能无关紧要的？

两个人之间交换，是在交换什么？就是在交换财产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本身就不属于自己，那他的交换就是非法的。说财产权利属于谁不重要，就是放弃了对正义问题的最终追问，实际上就是默认盗窃有理。所以财产权在任何时候，都非但不是无关紧要的，反倒是最最重要的。

其次，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任何行动皆有成本。

第三，成本是主观的，科斯忽略了心理因素。既然成本是主观的，就无法跨人际比较，更无法加总计算一个“社会成本”。成本也不是越小越好，你说这件事成本是100块，另一件事成本是100万，是没有意义的，成本只有与收益相比较才有意义。

因此科斯仍然是站在宏观的、总量的视角在看待财产权和成本问题。在他看来，似乎把财产权配置给谁并不重要，双方最终都会达成一个最有效率的解。但是对于煤矿、孙国有、当地民众来说，财产权显然是重要的。

这个定理还隐含着如下假设，财产权的分配应当是政府的职责。然而这并不是真的，财产权先于政府而存在。另外，他预设的是无论如何分配，反正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损失。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义的财产权理论。他们的理论最终会推导出两个结论：只要是政府分配的，就是正义的。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就应当把产权转移给最有效率的人。那么最可怕的场景就会出现：99个人投票决定杀掉那个恼人的红发男孩，反正对大部分人是有利的。

三

但是科斯的理论仍然有可取之处，那就是他证明了市场有能力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

外部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产权问题。只需要对科斯的产权理论增加一个正义的基准，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先占先得和自愿交换，也即私产伦理。

比方说，一条河流，如果上游本来就有一家化工厂，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后来陆续有人搬到了这条河的下游居住，认为影响了他们的水源。

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

我们首先要问，既然这些人明知道化工厂对水源有污染，为什么还要搬到这里？

行动即选择，选择即放弃。这必定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住在化工厂附近的好处，例如有利于就业、经商等等，这些收益大于水源遭受污染的损失，例如水源污染可以通过购买净水器加以解决，且风险可控等等。否则他们就不会来。

那既然是他们在明知污染的情况下自愿搬来的，本来就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这时候再向化工厂主张要清洁的水源，就毫无道理。法律不应当支持这种无理诉求。

如果他们既要又要，即既想住在化工厂附近，又想要清洁水源，那么合乎私产伦理的处理方式是，这些后来搬到下游居住的人，给化工厂以补偿，让化工厂上更加环保的设备，保证水源的清洁。

反过来，如果民众居住在先，而化工厂在后，那么化工厂就必须给民众以补偿，否则就侵犯了当地民众的财产权。实际上，如果他们不给当地民众以足额的补偿，根本就办不成。补偿方式有多种，例如为村民们建学校，修路，招聘村民进这家工厂，拿出利润给这些村民分红，或者直接现金补偿等等。

总之只要是双方自愿的契约，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这类问题的处理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因为哪家规模大、有钱，所以哪家就要赔钱，那就是和稀泥，没原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行为。维系这个社会得以和平合作的，就是财产权原则，突破了这个原则，后患无穷。那就变成了谁声音大谁有理，谁人数多听谁的，谁拳头硬谁正确，社会合作秩序将由此解体，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和冲突之中。

孙国友与煤矿之间的产权纠纷，就要看谁在先谁在后。这个案例中，煤矿在后，那么应当通过自由契约予以安排，如果造成了孙国友受损，应当赔偿损失。

在孙国友与当地民众的纠纷中，当地民众认为破坏了沙漠的植被，造成生活受到影响，那么当地村民要负责举证，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对自己权利的侵犯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个证据必须经得起任何合理的质疑。

举证责任是原告的，原告如果自己无法举证，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或者经不起合理质疑，那么就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

最终双方要按照证据情况，通过自愿协商和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是，如果有人明知这地方孙国友在植树，仍然搬到这里居住，那么他必定是更加偏好这里的某种好处，而进行了权衡取舍。这时候他要补偿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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