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一篇。
年轻人，千万不要被《芳华解读》骗了！
前一段有一个芳华解读在B站上火了，阅读量上千万，一群年轻人借着歪曲解读芳华在怀念文革时期，甚至怀念四人帮中的王洪文。
真是荒谬至极。
在极左青年的舆论场里，有一种特别顽固的论调，他们承认文革时代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时候很干净，没有腐败，没有贪官污吏，干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
他们觉得那个时代虽然物质匮乏，但至少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对此，我只能说，这种看法太无知了。
绝对的权力当然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文革那个时期，法治被彻底砸烂，公检法系统瘫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做“革命委员会”的怪胎。
这个机构，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就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没有任何边界，怎么可能没有腐败呢？
在这样一个真空环境里，你指望掌权者靠道德自律来保持清廉，那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们先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文革的新贵，一度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
在很多年轻人的印象里，王洪文是工人阶级出身，是保卫科干事，应该最懂民间疾苦，生活应该最朴素吧。
但历史的档案解密之后，真相足以让你惊掉下巴。
当王洪文坐着火箭蹿升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时，他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
当时的北京，物资供应是非常紧张的，普通老百姓买二两肉都要凭票排大队。
但是王洪文不仅有特供，而且他的特供简直到了奢靡的程度。他特别喜欢喝茅台酒，但他嫌当时的茅台酒不够档次，他喝的是那种特制的、有陈年年份的“黑瓶茅台”。
而且他喝剩的酒瓶子，从来不扔，甚至连倒都不倒干净，就那么随意地扔在宴会厅或者他的住处。
当时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光是清理王洪文喝剩下的茅台酒瓶，都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再看他的爱好。王洪文喜欢打猎。
在那个年代，打猎可不是普通人能玩的。他不仅去专门的猎场，他甚至在心情烦闷或者想找乐子的时候，直接去空军的机场打兔子。
为了他打猎，机场的飞行训练都要让路，警卫部队要给他围场子。甚至有记载，为了让他打得过瘾，有关部门还专门给他调配了高级的越野吉普车和精良的猎枪。
他在前头开枪，后面跟着一群随从给他捡猎物。这哪里是工人阶级领袖，这活脱脱就是旧社会的八旗子弟。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讽刺。王洪文对外宣传的形象，永远是穿着旧军装，或者那种朴素的中山装，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
但是在私底下，他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他酷爱抽高级雪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雪茄，是要专门定制的、口感特定的进口烟叶制作的雪茄。
他喜欢看电影，但看的不是当时老百姓只能看的八个样板戏，他看的是从香港弄来的、或者从西方国家弄来的所谓的“内部参考片”。
他在那个封闭的放映室里，享受着他所批判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转过头来，就走上讲台，大声疾呼要打倒资产阶级法权，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权。
这种特权比现在的贪污受贿更可怕，因为它是隐形的，它是被革命的外衣包裹着的，它是普通人连看都看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
说完了顶层的王洪文，我们再看看那时候基层的权力结构，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革委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革委会”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在当时，革委会主任就是土皇帝。
大家要明白一个背景，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的顶峰，一切生活物资、一切人生机会，全部掌握在组织手里。
你要吃饭，得有粮票；你要穿衣，得有布票；你要出门，得有介绍信；你要结婚，得有单位证明；你要生孩子，得有准生证。而这一切票证和证明的发放权，就握在基层革委会那几个头头手里。
这就造成了一种极度不对称的依附关系。
普通人的生死祸福，完全操之于革委会成员之手。
举一个非常沉痛的例子，那就是上山下乡的女知青。
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把知青岁月拍得很浪漫，那是为了过审，那是为了美化回忆。
但真实的历史档案里，那是斑斑血泪。因为回城的名额、上大学的推荐名额、甚至是请假回家的批准权，都掌握在公社革委会或者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长、指导员手里。这就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掌权者巨大的寻租空间。
这里的寻租，指的不仅仅是钱，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钱。这里的寻租，是指身体，是贞操和肉体。
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以及一九七三年那份震动中央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当时很多地方，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和建设兵团，利用职权强奸、猥亵女知青的案件，不是个案，而是成批成批地出现。
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的史料，比如关于黑龙江兵团、内蒙古兵团的整顿记录。你会看到那些令人发指的数字。很多女孩子，为了能够拿到一张回城的表格，为了能够被推荐去上大学，甚至仅仅是为了不被安排去干那种会累死人的重体力活，不得不屈从于那些手里握着大权的连长、指导员或者公社革委会的干部。
这叫什么？这不仅仅是腐败，这是对人性的彻底践踏。
在那个年代，这种腐败是不需要金钱交易的，因为普通人没有钱。权力的拥有者直接索取的是人的尊严，是人的肉体。
这种“肉体贿赂”的盛行，恰恰证明了那个时代权力的肆无忌惮。那些干部不需要担心法律的制裁，因为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他们自己就是天。
除了这种极端的恶行，还有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的腐败，那就是“走后门”。
走后门这个词，就是文革时出现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现在不是一样有腐败吗？
的确，是有。
但级别完全不一样。
在当时的时代，所有人，所有事，都要找干部，找官员。
那时候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缺。你想买一块手表，想买一辆自行车，甚至想买几斤好点的猪肉，都要凭票。
而这些票证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供销社的头头手里，掌握在单位的革委会手里。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极其扭曲的互害模式。
医生为了买肉要给卖肉的开假病条，卖肉的为了孩子上学要给老师送猪下水，司机为了修车要给修理工递好烟。
这就是所谓的“纯洁”年代吗？
不，那是一个全民都被迫卷入某种腐败交换的年代。你不交换，你就寸步难行。你家里如果有一个在百货大楼当售货员的亲戚，那你就是整个弄堂里最受尊敬的人，因为你能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紧俏商品。
这种基于物资匮乏和权力垄断的特权，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小心翼翼，活得没有尊严。
你现在的衣食住行，有哪一件事要找干部审批才能做呢？
现在的腐败与当时的腐败相比，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严重的是，革委会手里掌握的，关于生死的权力。
这是那个时代最恐怖的地方，也是最本质的腐败，也就是权力的彻底失控。
在文革时期，革委会拥有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直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甚至直接决定一个人性命的权力。
我们来看一个血淋淋的案例，那就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这可不是什么野史，这是有正式官方调查报告的惨案。
谢承年，湖南永州人大原秘书长：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煽动下，当地的革委会和武装部的一些负责人，为了所谓的“保卫红色政权”，竟然下令对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消灭。
大家注意，下达这个命令的，不是法院，不是法官，就是几个革委会的头头，在一个简陋的会议室里，抽着烟，拍着桌子，就把几千人的性命给决定了。
在接下来的几十天里，道县以及周边地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
这些人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甚至还在襁褓中的婴儿。
杀人的方式极其残忍，我不忍心在这里复述。
而这一切暴行，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由当时的基层政权组织实施的。
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个县级的临时权力机构，竟然可以随意判处数千人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没有任何辩护律师，没有任何上诉机会，甚至连一张正规的判决书都没有。
在城市里，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当时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可以随意抓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牛棚”，也就是私设的监狱。
你的单位领导，也就是革委会主任，如果看你不顺眼，或者因为你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了一句错话，他就可以把你关进牛棚。
在里面，你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要遭受人格的侮辱，甚至肉体的折磨。
比如著名的思想家遇罗克，仅仅是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反对当时这种血统论的特权，就被逮捕。最后也是在没有经过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一场万人宣判大会直接判处死刑。还有张志新，她在被行刑前，为了防止她喊口号，竟然惨无人道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这一切暴行，都是谁干的？都是当时的掌权者，是那些革委会的头头们批准的。他们手中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了可以随意吞噬人命的地步。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腐败吗？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公吗？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拿那个时代和现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坐标系搞清楚。
是的，我们今天也有腐败。我们有贪官受贿几千万甚至上亿。这确实让人痛恨，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根本的区别。
今天的贪官，他图的是你的钱，他想的是怎么把工程包出去赚回扣。
他绝对不敢，也没那个权力，因为看你不顺眼，就直接把你拉出去枪毙了。他绝对不敢，因为你没有给他送礼，就扣着你的粮票不发，让你全家饿死。
而在文革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的王洪文们，那个时候的革委会主任们，他们迫害你、剥夺你，是理直气壮的，是打着革命旗号的。你甚至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他们就是真理的化身。
那时候的特权，是对基本生存权的垄断。
那时候的不公，是生命的不公。
不少年轻人说，现在是丛林，那是你不知道什么叫丛林，在丛林中，动物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文革才叫丛林社会，你的一切随时可能被剥夺，包括生命。
那些怀念文革的年轻人，你们想象中的文革，是人民当家作主，但真实的文革，大概率是你跪在台下，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在众人的唾沫和皮带下瑟瑟发抖。
或者，你是那个为了回城，不得不在深夜敲开革委会主任房门的女知青。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今天中国当然也有腐败，但最好、最正确的方式是减少权力，权力减少了，腐败自然就少了。
建立法治社会，保障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那个依靠运动、依靠绝对权力来治理社会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噩梦。
我们好不容易醒过来了，就千万不要再因为无知，而试图想回到梦里去。
看清特权的本质，拒绝极左的诱惑，珍惜现在的法治环境，并努力去完善它。这才是当代年轻人应该有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