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秘密，米莱已经告诉阿根廷人了，但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
此外，米莱拥有伟大的修辞技巧家，他很有急智、挑衅性、娱乐性，并能够赢得辩论。
他在智识上大大地优于对手，他不仅阅读和吸收（internalized）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经典文献，还有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理念和理论，并利用它们进行论证的天赋。
他所受的教育和对议题的掌控力一览无余。
而绝大多数公民想要的是专家、局外人，而不是那些在人生中一无所成，只能从大学退学的职业政治分子。
他们想要懂行的专家，那些能够以能让人理解的方式引用、掌握和解释专业主义文献的人。
米莱拥有一种罕见的能力，能够通过例子剖析复杂的关系、理论和概念——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的那些内容，为大众作出解释，并在不冲淡内容的情况下，让这些解释大受欢迎。
每个人都能理解他的评述。
他热爱以简单地语言传播自由理念。而他的受众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讲座和发言在情感上触动了受众，并激怒国家主义竞争对手。
米莱是一个天生的推广者。
米莱在辩论中的修辞策略是大喊大叫、好斗，有时被认为是具有侵犯性（如果真理也具有侵犯性的话）。
左翼舆论炮制者吓不倒他，也无法轻视他。
如果有必要，他完全会比左派更大声，会打断他们，并怼着脸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蠢驴，你们所说的都是绝对愚蠢的东西，你们脑子里全是水。
米莱建议道，你们应该先去读读哈耶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
在演讲的决斗中，他直言不讳地称坐在他对面的政客们谎话连篇，他们都是寄生虫和小偷。因为税收就是盗窃。
重复模式
米莱在竞选中的表现让人们想起他最喜爱的乐队——滚石乐队——的摇滚音乐会。但不仅限于审美方面，就内容而言，滚石和米莱都应该算是经典。
米莱的一次经典演讲，是米莱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小阿尔伯托·贝内加斯·林奇那里借鉴的自由主义定义：
“自由主义是无条件尊重他人的人生规划，它以非侵犯原则为基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基础。”
在更长的版本中，还补充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私有财产、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和劳动分工与社会合作。”
米莱在所有二次采访和几乎每一次演讲中都会重复这个定义。有一个YouTube视频意义重大，视频显示，米莱在一次竞选中几乎像与听众一起念“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一样背诵这个自由主义的定义。
它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14岁的阿根廷青少年都能够逐字背诵自由主义的这个复杂定义。
在视频中，他用他在演讲、辩论和采访中使用过的同样的文本和数据强调了“自由增进福祉效应（welfare-enhancing effect of liberty）”。
他引用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按人均收入计算，自由国家比不自由国家富裕8倍。
富裕国家10%最穷的人，仍然比不自由国家的90%人口更加富裕。
米莱总结道，成为凤尾，好过做鸡头。
此外，自由国家的穷人少25倍，极端贫困人数少50倍。此外，自由国家人民的寿命比不自由国家人们长25%。
资本主义不仅通过更高的生产力让更繁荣成为可能，而且道德上也优越于社会主义。
因此，米莱从伦理角度揭开了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正义”概念的神秘面纱。
正如米莱一次又一次以同样的阐述所论证的那样，“社会正义”这一庇隆主义和现代福利国家的支柱是不公正的。
“社会正义”意味着窃取某人之物与另外一人。
因此，“社会正义”意味着人民在法律面前没有受到平等对待。它是一种深度的不公，在它的激励下，繁荣被削减，因为生产力受到了惩罚。
“社会正义”是仇恨、嫉妒和怨气的遮羞布。
在希望解放被压迫者的伪装之下，人民被劫掠，政客们得以维持他们的特权。
实现“社会正义”意味着以暴力和劫掠相威胁。
而另一方面，市场方式更有风度。米莱不知疲倦地强调，税收就是抢劫。
显然，税收不是人们自愿支付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也称政客们是“小偷”（西班牙语：ladrones。）
他喜欢根据货币的起源和使用谈论花钱的四种方式，这是他从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学来的。
首先，我可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切地知道成本是什么，并判定这项支出对我来说是否值得。
其次，我可以把钱花在他人身上，以便做一些有益于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动机将成本最小化。
第三，我可以在我自己身上花别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会增加，会出现浪费。
第四，我可以把他人的钱花在另外一些人身上。
这就是福利国家，同时也是最糟糕的选项。
米莱经常重复这个说法：国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带来诸多灾难的问题本身。
福利国家还促进了所谓的“赋权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米莱重复道，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产生满足这种需要的要求。
但是，总是有人必须为这种需要之满足买单。问题是，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以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要是不可能的。
自由市场通过价格体系调节资源的稀缺性，但是社会主义者不喜欢这个解决办法。
令人震撼的是，米莱不知疲倦地用所有这些例子，用相同的阐述重复着自由意志主义理念。
特权阶层
也许米莱最有效的修辞方式是反复攻击政治阶层，或者说特权阶层（caste）。
正是体面正直的公民在反对一无是处的寄生虫政客。
企业家是英雄，他们与靠牺牲普通公民利益过日子的骗子斗争。
他一次又一次说，特权阶层是阿根廷的主要问题。
这是一场“我们反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反对“政治特权阶层，反对这些狗娘养的”的斗争（米莱2022，第264页）。
米莱利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阐述的自由意志主义阶级分析来做这些事情，他常常引用他们。
正如霍普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也有些许真理。因为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阶级斗争。
人类历史就是一小群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斗争的历史。在捍卫其特权地位时，统治阶级因为利益而团结起来。剥削者要维持其特权地位，取决于被剥削者缺乏阶级意识。被剥削者能否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并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
国家通过阶级正义体系重复产生阶级结构。它维持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使阶级统治合法化。就这样，还算不错。
但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坚持一种荒唐的剥削理论，败坏了一种本质上是正确的阶级分析。
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据此将真正的剥削合法化了。
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核心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
它有如下成分：
1.商品的价值由包含其中的劳动客观决定。
2.工人未能获得其所生产的商品之全部售价，其所获少于此。售价与工资之间的差价被称为剩余价值或利润。
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工人收到一笔与三天时间生产的消费品等值的工资，但是他为这笔工资工作了五天时间。资本家剥削了这两天的剩余价值。
3.诸如私有财产和劳动合同这类噩梦般的制度使这种剥削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今天仍然深深植根于社会意识中，不仅仅阿根廷如此，根据这种理论，雇主在工人身上赚取了一笔不公正的利润。
例如，在德国，几乎所有党派都坚持这种理念，并用它来证明据称保护劳动者免于剥削所需的劳动立法的合理性，以及证明工会特权或最低工资的合理性。
因此，这一理论的可能影响极为重要（outmost importance）。
为什么建立在先前约翰·罗德贝图斯（Johann Rodbertus）早前版本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剥削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1.商品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价值是人的心智对客体的投射。人们认为客体有用，认为它们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只有当一个人主观上将这一客体视为满足其需要的可能手段时，它才成为商品。
2.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我可以花1万小时用我发明的语言写一本不知所云的书，如果没有人认为这本书有用，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它应该因我投入的1万小时而价值连城，那也不会有人买它。
反过来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在树林里发现的一颗钻石，应该一文不值，因为我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但并非如此。
劳动价值论还有另一个问题，一年期的威士忌比十年期的威士忌更不值钱，尽管所投入的劳动相同。这使我们接下来要考虑下一个因素：时间。
3.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时间偏好范畴。行动花费了我们的时间。目的的实现越快越好，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这就可以推出：我们对今天可用的商品之估值高于只能在未来使用的商品。我们更愿意今天就拥有100欧元，而非只能在10年后使用的100欧元。
一切生产过程都要花费时间。让我们假定，一位工人裁制一套西装，在连续经过运输、营销和市场调查之后，卖价为1000欧元。为简单起见，我们不考虑物质成本、机器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
于是，我们假定，这1000欧元完全归属于工人的努力。尽管如此，工人也不会在他做好这套西装的那天收到1000欧元工资。因为这套西装只能在一年后卖出。而一年后的1000欧元价值不如今天。按照10%的利率，这位工人的劳动产品，今天大约值910欧元。
如果工人今天就收到1000欧元，他的报酬就多于他的产出，因为今天的1000欧元值一年后的1100欧元。然而，这套西装只卖1000欧元。当然，工人可以等到一年后才获得1000欧元回报。但是他更愿意立刻获得报酬。
自由市场有一种趋势：每位工人收到其贡献的边际价值产品折现作为工资。
在此例中约为910欧元。这种解释十分简单。
如果工人获得的多余910欧元，那么雇主就要蒙受损失，并最终在市场上消失。
这种情况下，工资倾向于下降，直至达到产品的折后边际价值。
反过来，如果企业家所支付的少于产品的折后边际价值，那么企业家就赚了一笔利润。
这笔利润将吸引其他的企业家为这项工作出价更高。而赚了钱的企业家自己也有动力增加对工人劳动的需求。
企业家会问工人想不想工作更长时间，毕竟企业家赚了可观的利润。新增需求会造成工资上涨。同时，西装的供给会因额外的工作而增加，结果，西装的价格会倾向于下降。
工资和西装价格会相向运动，直至折后的产品边际价值对应西装价格。因为马克思没有考虑时间偏好范畴，他错误地认为西装的价格（1000欧元）与工资（910欧元）之间的差价是不公正的剩余价值和剥削。
劳动价值论是循环论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包含其中的劳动。但是，什么决定了劳动的价值？马克思的答案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商品（食物等）。但是这些商品的价值反过来又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这是一种循环推理。
如果企业利润真的来自对工人的剥削，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该按照雇佣工人的数量平均分配利润。
例如，一家雇请了两个员工，且商品总价值为1万欧元的小保健食品店的利润必须达到隔壁那家只有一个雇员，但投资额为100万欧元的珠宝店的两倍。现实并非如此。
市场利润的趋势是根据所利用的资本，而不是所雇佣的劳动力汇集于一点。
如果所用资本的回报高于平均水平，就会出现更多的投资，这会增加获取生产要素的成本，而生产的增加，会造成产品价格下降，因此投资回报下降。
如果投资回报低于平均水平，情况就恰好相反。
投资减少，成本下降，生产也下降。更低的生产导致更高的价格，因此回报再次上涨。
因此，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智识骗局。它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马克思的理论也老早就被驳斥了。
哈维尔·米莱一再探讨这些主题，包括在达沃斯的历史性演讲中。尽管如此，这种理论仍然在劳动立法和公共话语中一再回荡。
然而，还有一种科学的，正确的剥削理论：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对合法取得的财产的制度性剥削。
米莱援引道，德国社会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 表明，只有两种获得财产或财富的方式。
一种是经济方式。
一方面，它是通过占有先前无主资源——例如通过拓殖（homesteading）——实现的。这种可能性与今天关系不大了，因为实际中，整个世界已经被人类接管了。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通过自愿交换，生产或赠与改进其自身的物理财产。生产和契约性交换是获取财产的经济手段。
但还有另一种致富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来获得。这种致富的方式被奥本海默称为政治手段。
小偷窃取生产者的财产。小偷采用政治手段。大规模的剥削发生在国家身上。剥削者使用税收、征没和印钞机劫掠被剥削者——亦即那些进行生产和契约性交换的人们。
人类的历史，就是以匪帮形式组织的剥削者或国家与被剥削者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是寄生虫与政治公民的斗争史。正如米莱喜欢说的那样，是特权阶层与其余人民之间的斗争史。
世界历史讲述了统治者努力通过剥削占有财富的成败故事，也讲述了被统治者捍卫自己，反对这些侵犯的尝试的成败故事。
能够将统治者拉下马的，是一种明确的公共舆论，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一种阶级意识。
当被剥削者意识到自身处境时，统治者就有麻烦了。
这种认识就是米莱的文化战争的目标，我们会在第7章讨论它。
被压迫者为了摆脱困境，自身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统治性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利益。
因此，米莱参政的动机之一，就是从国会内部曝光特权阶层的利益，让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形。
被压迫者不能仅止于了解净食税人和净纳税人之间的差别，还要理解它们的剥削机制。
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理解经由货币体系发生的阴险的财富再分配。
而这正是米莱多年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他将诸如“税收”“国家”“赤字”“通胀”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转变成罪恶的符号。
剥削制造了受害者，而受害者是统治者的潜在敌人。被剥削者如果相对于剥削者人数很少，那么残酷的暴力就可以击倒他们。
然而，在现代国家的情形下，特权阶层自己，与总人口，与净纳税人和通胀受害者群体人数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剥削者无法只通过残酷暴力掌权。他们需要公共舆论站在他们这边。
人口的多数，必须认为他们所受的国家剥削——例如国家征税——是正当合法的，并接受之。
实际上，今天绝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是民主制度强加的，税收就是正当合法的。
对这种制度的接受，不一定以积极热情为特征，也可能表现为麻木、无知或消极顺从。
对统治阶级、国家而言，重要的是，剥削的受害者不会发展出显著的阶级意识。
一定不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们不必精神抖擞地交税，但应该从原则上接受征税，并认为税收是必要的。
一定不能让他们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团结起来，并为一种让制度性剥削成为历史的无阶级社会而奋斗。
必须让被压迫者相信，他们自己就是国家本身。
这正是哈维尔·米莱涉足的领域。他尝试唤醒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他说，剥削者就是政治特权阶层（寄生虫），被剥削者是正直的阿根廷人——“Argentinos de bien（西班牙语：品行端正的阿根廷人）”（米莱2022，第173页）。
他公开谈论两种人之间的斗争。
他的目标是无剥削社会，无政府资本主义（第6章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他想从内部摧毁国家：“国家是我们的敌人。”（米莱2022，第169页）
米莱对任何不兼容的，不具有生产性的侵占表示愤怒和反叛。他将税收说成盗窃，说政客是寄生虫和小偷。他流露出对剥削者的深深蔑视，让他们名声扫地。说他们是“蠢驴”。
他在选举活动咆哮：“操他妈的政治特权。”他知道，如果多数人都发展出一种阶级意识，就有望终结剥削。
当然，统治阶级会尽力通过强制和操纵公共舆论来保护自己。
它引入“公共”法律，使之凌驾于私法之上。统治者阶级被允许做私法不允许做的事情。
特权阶层受到公共法律的保护。国家本身无需尊重他人财产，无需仅仅通过生产和契约获取财产。
此外，国家有意利用财富再分配从人民中获得盟友；它用“社会正义”的外衣作伪装。在阿根廷，这一点尤为明显。
裙带和徇私都是为了确保统治阶级获得公司和工会的支持。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尝试分裂人民，阻止他们产生阶级意识。这就是分而治之（拉丁语：Divide et impera）。还有另一件事情制造了一种幻觉：国家等同于人民，那就是民主化，即向所有人公开对国家的控制权——正如谚语所言：“我们就是国家”。显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
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再也不会存在剥削，毕竟你无法剥削自己。
统治得到了宣传和神化的支持，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
国家宣传将剥削弘扬成自由，将税收弘扬成资源支付，并弘扬“社会正义”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待遇。它说，窃甲济乙是一种社会正义。“社会契约”被神化为真正的契约。
公民不是被统治，而是统治国家。没有国家，就不会有法律，没有国家，穷人就会挨饿。
所有这些神话，都是将剥削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米莱了解这一点。他说剥削、寄生虫、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家和税收都是盗窃，从而将这些叙事祛魅。
米莱不回避对隶属国家的企业家的批评。在阿根廷，腐败和与国家关系密切尤为明显；揭露这些关系也尤为容易。
国家与企业建制派（corporate establishment）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同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企业家越成功，他被国家通过税收剥削的奉献越大。
但是，企业家与统治阶级结盟，通过优待增加利润和让其公司免于资本主义竞争的诱惑也越大。
企业家精英有动机渗入国家并成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而金融精英——那些拥有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特权的银行——尤其是金融、企业家和政治精英共生关系的显著例证。
米莱想用他的通货和货币改革制止这些特权。他想终结银行仅持有部分准备金的特权。然后，无中生有创造货币将成为历史。
在他关于特权阶层的叙事中，米莱遵循的是汉斯-赫尔曼·霍普（1990，第90页）描述的剧本：
在这种经济停滞、危机和意识形态幻灭的局势中，若能根据系统的、综合的自由意志主义哲学，连同其经济学对应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出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案，如果有一种积极分子的运动来宣传这种意识形态，那么点燃革命潜能，激发行动力量的前景将极为积极，充满希望。反国家主义压力将发展到巅峰，并带来一种不可抵御的趋势：向民众揭露，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权力只不过是剥削工具。
在深度的经济危机中，哈维尔·米莱熟练地利用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发展出一种反国家主义运动，使之压倒性地获选总统。
下文我们希望澄清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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