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首访地，应该是东亚

原创古原古老板

大家好，我是老古。

米莱是一个奥派经济学家，我也是致力于奥派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的推广。

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是一件好事，是奥派圈内非常关注的事，大家都期望他能改变阿根廷。

之前米莱的言论，曾引发了不少的误解，比如，媒体将米莱的观点解读为，要与中国与巴西断绝贸易来往，其实他是在说，他不想加入金砖国家和巴西主导的南美政府合作。

他认为交易是企业和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

但是，米莱的各种言论中，依然有着不少的偏见。他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和中国合作，他回答：我不与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签协议。

这句话说明，他并非完全反对政府间合作，而是仅仅反对与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合作。

我倒是欣赏米莱不搞什么政府间合作的态度，一个无政资者，要是天天热衷于站在政府舞台表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是，要是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则是米莱视野过于狭窄导致。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过往的四十多年，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就是米莱眼里的共产主义的中国，而现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明星的，则是与中国当下体制几乎一样的越南。

这个世界很诡异，那些天天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很多国家，他们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如号称社会主义、还有着大量公有制国企、并且国名上写着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越南。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也是所有经济学家必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很遗憾，米莱作为奥派经济学家，没有将他的目光投入到这一领域。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很多国家，其实是大量充满管制和干预的地区，米莱当然是知道的，否则他不会反对社会福利和关税，而在东亚号称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越南，反而是在很多领域有着更多的开放自由的。

米莱当选后，最应该来的就是东亚，阿根廷最应该学习的也只有东亚的市场化改革模式，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和越南。

整个东亚，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并且是不管政治体制，一轮接一轮地在展开市场化的改革。

从最早的日本、到五十年代末的台湾和韩国，到六十年代的泰国、马来西亚，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到九十年代的越南、印尼，印度。

在这一地区，有着各种政治制度，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泰国是皇权军政府与民主混合体，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统治体系、新加坡是强人世袭威权政治，香港则过往是英殖民地，是总督负责制。两蒋统治也被划分为威权体制，韩国朴正熙时代，也是类军政府时代。中国大陆和越南，则在很长时间是苏联阵营成员，并且，至今，一党制和社会主义依然是政治正确。菲律宾是纯美式政治制度、印尼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民主国家，而印度则是英式民主制度。

这一地区，在二战前，除了日本有一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积累外，几乎都是全球最为落后的地区，即使是日本，与欧美当时发达的工商经济也根本没法比。

毕竟，大英帝国，1863年就开始建地铁了，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不仅有地铁，城市中就已经高楼林立了，汽车都普及到家庭了，和现代美国相差都不大了。

反观东亚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穷地方，穷到一穷二白的那一种。

你看，这一地区，有着如此复杂的政治生态，但无一例外，相比较而言，在此时此刻，东亚地区在经济上都是比较活跃的。

如果再来看阿根廷。十九世纪的阿根廷，就有漂亮的大楼，整齐的街道了。

在十九世纪末，阿根廷就建成了发达的铁路网。最鼎盛时，阿根廷人均铁路超过美国，密度达到173公里/万平方公里。

在二十世纪初，阿根廷就是世界八大发达国家之一。

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越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全球排名第七。那时候，许多欧洲人移民选择的第一个国家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

到了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

这个收入在当时，可以买十部福特牌汽车，可见其富裕程度。

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阿根廷）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与美国不相上下，当时阿根廷的GDP大概是美国的80%（当时美国GDP已经是全球第一），更是一度超过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以至于当时的欧洲街头都流行这样一句话形容富人：“他就像个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20世纪初阿根廷的GDP已经是拉丁美洲第一，被称作“世界的肉库与粮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被称作“南美洲的巴黎”。

并且，阿根廷还没有陷入二战的战火中，是一个长期保持和平的地区，没有经历过战争摧毁式的灾难。

你再看，今天的南美，除了智利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贫困之中。北至墨西哥，南至阿根廷，整个拉美地区，几乎都是贫穷之地。

拉美地区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是美国的后花园，却拿不到美国企业的投资，大量的欧美投资，没有投入以白人为主的拉丁美洲地区，而是几乎全部转移到了东亚地区。

不能用民族来解释经济现象，什么东亚民族更勤奋这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那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早在十九世纪就在大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南美，为何现在没有出现繁荣，而在七十年前普遍贫穷的东亚，却成为了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呢？

阿根廷身处南美，米莱要想改变阿根廷，就必须认识这个问题，也必须向东亚国家学习。当然，以米莱的水平，只要详细研究一下东亚地区就能知道，东亚各国发展唯一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都没有什么欧美产业可以承接，阿根廷要吸引的外资，其实都在东亚地区。

阿根廷的家庭中位数收入，不足五千人民币，个人的中位数收入不足三千人民币，大量的普通人只能拿到2000左右的收入，这已经与越南是同一水准了。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Indec）2023发布的报告称，今年上半年阿根廷贫困率达到40.1%，较2022年下半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涉及约1840万人口。同时，赤贫率达到了9.3%，约420万人难以果腹。

这个贫困率的标准是家庭月收入700美元以下。阿根廷的平均家庭人口是四人，算下来，就是人均一千多元人民币的标准。

并且阿根廷的工业品价格比中国还要高得多，差不多要翻倍，这种收入水平和物价，绝对属于贫困人口了。

米莱的确可以不了解东亚国家，仅仅凭借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能判断阿根廷为什么不如东亚国家，唯一的原因就是，管制太多，产权保护不够，因此，欧美资本不去南美，而是来到了东亚。

但米莱需要破除的是所谓意识形态迷思，要将视野打开，中国和越南，绝不是什么他眼里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过往数十年的改革成功，是由开放、自由、产权保护带来的。

并且，阿根廷要吸引外资，最好的对象，其实是东亚的企业。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效率是远远比不上工业和服务业的。美国农业全球最牛，号称能养活三十亿人，但占美国GDP产值不过是1%。

阿根廷想靠农业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告诉从发达国家堕落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产业，而不是农业，才是阿根廷未来的希望所在。

世界上数得出来的制造业，绝大部分都在东亚产业链系统当中，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互联网业，也能在东亚找到。

东芝、索尼、三星，联想、华为、海尔、格力、阿里、腾讯、抖音、都是世界级的企业，东亚拥有千亿产值的企业，有几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在东亚的超过了二百家。

中国民营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百亿的，超过了一千家。

阿根廷当下这个情况，难道能吸引欧美金融企业、IT技术企业去投资吗？不，他能吸引的只有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而最好的招商对象，只能在东亚。

恰恰相反，米莱应该向阿根廷民众用奥派视角来讲述中国与越南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要解释当下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更应该让南美的经济学家们把视线转向东亚，看一看这一片土地上，为什么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搞市场化改革，而南美却长期陷入了管制、通膨和政治动荡之中？他们曾经领先东亚地区那么多。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21年获得外国直接投资为1427.9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是巴西（占总量的33%）、墨西哥（23%）、智利（11%）、哥伦比亚（7%）、秘鲁（5%）和阿根廷（5%）

同年，东盟地区就吸引了1750亿美元的外来资本，超过整个拉丁美洲，其中越南、新加坡、印尼三地就占了八成。而中国吸引的外资达到1780亿美元，印度吸引了834亿美元。日本韩国加起来吸引了6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

在南美很多人眼里，是看不太起东亚地区的，这是南美知识精英们这几十年来的一个迷思，他们认为东亚不过是在学欧美，南美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更喜欢盯着欧美，极少将目光投向东亚地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因为东亚可不是完全学习欧美，而是有着东亚更为特殊的发展路径，比如，东亚国家普遍工会势力不强，东亚国家几乎没有反全球化势力，东亚国家政治撕裂远不如欧美，东亚国家这四十多年政治都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东亚国家的社会治安普遍比较好。

当然东亚有其特殊性，比如，东亚是一个普遍更为世俗的地区，能摆脱宗教的影响，米莱现在还陷在堕胎这类宗教议题中；比如，东亚普遍资源匮乏，要发展，只能向内寻求改革变化，而南美国家资源丰富，陷入资源诅咒中去了；比如，东亚远离欧美，对各种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站队参与比较少。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度，往往比南美要高。福利主义一样在东亚横行，但他引发的灾难还是少于南美地区的，因为这一地区基本上没有反全球化的声音。而南美国家，动不动就把国门关起来，或征收高额关税，或将民企收归国有。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东亚，依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台湾的蒋硕杰，也是一名奥派，师从哈耶克。

蒋硕杰在台湾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博士弟子，曾供职于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

正是他用一本詹姆斯.米德所著的《计划与价格机制》让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人物尹仲容明白了价格机制对经济的重要性，将尹仲容所一直秉承的计划经济经济理念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改变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

蒋硕杰也成为尹仲容最信赖的财经顾问，在历次重大的改革中为尹仲容和台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尹仲容被后世誉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而蒋硕杰则应改被视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们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在 1979 年末就收到访问中国的正式邀请，成为第一批通过新的官方项目受邀到中国讲学的学者之一。

在中国改革进入到价格双轨制改革进程中后，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弗里德曼来提供意见。弗里德曼否定了1987 年关于建立“国家管理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他认为 1987 年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国家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市场，自下而上。这两个原则是不相容的。”

他断言，双轨制正在使商品“更贵，而不是更便宜”，因为尽管价格仍被压低，但排队、短缺和其他负面影响的成本很高。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双轨制仍然存在，通货膨胀就会持续存在。

之后，中国的价格闯关（彻底进入市场定价）就进行了，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当然中国的改革还有一大堆市场派，比如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市场派经济学家们的巨大贡献。

米莱的作为，看上去有毕其功为一役的想法，但是观念的改变永远是渐进的。但往往东亚的经济改革能持续数十年，虽然并非由那么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所指导，过程中也有反复，但不至于象南美那样，没搞几年，就出现强烈的倒退，甚至在民主和军政府之间反复切换。

在东亚地区，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出现这么阿根廷、委内瑞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哪一个国家外债违约，都不还债了，更不会陷入到毒品战争中去。

米莱应该访问东亚，而不是欧美，吸引东亚的企业去阿根廷投资，更应该在东亚各国都走一遍，光是奥派理念还不够，还要破除意识形态偏见，需要学习邓小平、李光耀、莫迪们的渐进式的改革手段。

否则，光是喊口号，却不能真正把阿根廷带上大量吸引外资的路上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米莱不能期望值过高，能够取得越南这样的持续十几年的经济成长速度，就已经是南美地区的经济奇迹了。

最怕的是，空喊一堆自由市场口号，实际操作中根本推不动市场化改革，最后阿根廷依然没有走上市场化的长期改革之路，或是市场化改革昙花一现就被利益集团打死了，那对我们这些推广奥派的人来说，是一场舆论灾难，会增加无数口舌。

走得远，比走得快要重要啊，米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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