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到今天已稳坐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人均GDP也已接近高收入国家。这样的“中国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对此，秦晖教授提出一种解释，认为是中国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或者说，是低人权优势，再加上全球化。这种说法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然而，遗憾的是，这完全是一种不懂经济，不懂市场，尤其不理解中国经济的观点。秦晖的低人权+全球化的模型，就类似于奴隶劳工加一个外部的市场接口。奴隶劳工无人权，无财产，无报酬（或者报酬极低），而又很听话，教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极为低廉，然后大量地卖到外部市场，就可以为主人或者说国家赚到大量的钱。如果这个模型能够成立，那朝鲜肯定很有优势，其他国家不说，至少可以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中国俄国，赚得大量外汇。朝鲜劳工的人权明显比中国低得多，报酬也要低得多，为什么朝鲜不这样做？是要和钱过不去吗？实际上，去过朝鲜的，或者买过朝鲜产品的都知道，朝鲜的产品质次价高，根本体现不出竞争优势。成都今年开世界园艺博览会，五月份时我曾去参观过，也有朝鲜的展团，也卖一些朝鲜的土特产品，但很难让人有购买的欲望，款式老旧，做工粗糙，价格还不便宜。去朝鲜旅游的，乃至常驻的，也多抱怨朝鲜的东西贵，质量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朝鲜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低人权+全球化”要能成功，暗含着已经解决了生产什么，利用什么资源以什么方式生产，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不需要企业家，不需要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那计划经济早就成功了，照中国那样丰富的人力资源，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还需要什么改革开放吗？首先，即使有海外的市场，要知道人家需要什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会说，客户想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哈！八十年代的深圳，曾有这样一个案子。香港某婚庆公司，打算举办一次盛大的海滩集体婚礼，婚礼上要用大量鲜花，为此提前一年与深圳的花农签订了合同，由花农提供婚礼用花。签约时，双方都觉得这事挺简单的。到了婚礼前一天，约定交货的日子，花农用大卡车把花拉来，婚庆公司一看差点没昏倒。原来花农以为婚礼上要的是大红大绿，准备的都是红花配绿叶，连枝带叶，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而婚庆公司举办的是西式婚礼，这样的花根本没法用。婚庆公司只好紧急四处高价购买了一些鲜花，勉强把婚礼应付过去，随即起诉花农违约。花农委屈得不得了，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你要的婚礼用花，大红大绿这么喜庆，怎么就违约了？这是在香港和深圳，双方没有语言障碍，交流障碍，还会出这样的事，更不用说和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了。客户最多只是提要求，不会教你怎么生产，甚至更多的时候，客户的需求是什么，都需要你去发掘。要满足客户，让客户乖乖掏钱，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哪有书斋里学者想的那么简单？有人可能会说，那引进外资就行了，外资总知道外国人需要什么了吧？对，外资知道外国人需要什么，这也是改开初期，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重要作用之一。但是，外资知道外部的需求，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利用中国现有的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如果照秦晖的说法，真正发挥低人权优势的话，那就应该是让外资来设厂，然后把中国的农民或工人像当年的建设兵团或人民公社之类，按军事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从上到下分配工作，要求工人绝对服从，报酬则忽略不计。但如果真那样干，肯定不会成功，更没有什么中国奇迹。最多就像朝鲜那样，生产一堆质次价高的东西。工人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外资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真正适合要求的工人。随便抓一个农民，能成为现代化工厂的工人吗？就算提供培训，他愿不愿意学？能不能学好？学了之后愿不愿意干，会不会磨洋工，生产次品，浪费材料，等等？工厂和客户是供求关系，需要供方主动去发现客户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工人和工厂也是供求关系，也需要供方主动去发现工厂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就是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并不限定企业家，而是体现于每个人的行为，即创造性地发现那些有利可图的机会。事实上，这正是人的行为的本质。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生产就是盲目的，供求之间就存在各种不协调，资源被白白浪费，财富积累无从谈起。不懂经济的人把生产看成是机械的，而不是创造性的，认为把人当成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任务，这正是秦晖及其支持者的错误。第一是要能自由进入市场。对工人来说，意味着要有人身自由，这样才能有缔约自由（特别是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不然，即使你能发现需求，也知道怎么样去满足需求，你也不能抓住这种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户籍所在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允许人们到外地去找工作，这当然是人权提高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还有盲流这种说法，还有收容遣送的制度，直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才被废除。我小时候，成都什么地方招工，都要求五城区户口，体现了异地就业存在障碍，现在来看，这种要求当然是非常可笑了。择业自由的不断扩大，是降低还是提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呢？显然是提高了生产力，是发挥竞争优势的必要。如果低人权真的有优势，那大家还应该处在出门要介绍信，进县城打工就算盲流的时代。第二是要有利可图。对工人来说，就是要足够高的报酬且财产受到保护。不然人家为啥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打工，而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为啥要努力学习技术，主动加班干活？工人的工资低不低，要放在历史背景下看。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久，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九十年代初，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普遍二三百，沿海打工大几百已毫不稀奇。那为啥中国劳动力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低廉呢？这不废话吗？前几十年计划经济耗光了资本，人均资本量过低，工资当然高不了哪里去。但后来随着资本逐渐积累，劳工的待遇也不断提高。从以前家家温饱都成问题，到现在有房有车也很常见。前不久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格在讨论中国经济时，专门纠正说，中国现在并不是靠低价劳工的优势了。中国真正加入全球化是入世后即21世纪初。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劳工所享有的自由，所得到的报酬都有了很大提高。入世后，劳工需求增加，供给短缺，沿海长期陷入招工难。世界上比中国劳工价格低，人权差的国家多了去了，但他们只要不扩大自由，保护权利，该怎么穷就一直怎么穷。中国入世后，相比改革开放初期，自由且报酬较高的劳工的素质普遍提高，才能够更好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化生产，这是优势而不是劣势。如米塞斯所说：“人们只需比较担任现代拖拉机手的要求与仅仅两代人以前俄国被奴役的犁手的要求，犁手只要较少的智力、体力和勤奋程度就足以胜任。只有自由劳动才能达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要求。”到了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已主要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机械电子等中高端制造品，如果真的是无自由无人权的劳工，是不可能胜任这些工作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对内搞活。搞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扩大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保护投资自由，承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也是为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这同样也是改善人权，而不是体现什么低人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地方，恰恰是相对最自由，人权水平最高的地方，即沿海开放地区。内地以及更偏远的地方，有的是人权状况更差，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但那些地方，几乎无一例外都很穷。如果低人权是优势，应该是它们先发达起来才对。发展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不如意之处是劣势，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不是优势。整体而言，思想越解放，人身越自由，财产越得到保护，经济发展就越好。中国经济如果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权利变革，比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废除户籍制度，国企产权改革，等等。这些变革当然是有利于自由和权利的，而同时也是有利经济发展的。不管是理论和还是历史，都表明低人权没有优势只有劣势，而高人权才有经济优势。当然，我们这里的人权主要是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这是人权的基本。政治权利是为自由和财产服务的，是工具性权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此就不多说了。那为什么秦晖会认为低人权是优势，高人权是劣势呢？仔细看秦晖的论述，他所认为的人权是罢工和福利等。互利互惠的市场经济与暴力侵权是不相容的，这当然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基础好，底子厚，还可以吃一阵子老本，但左派横行的欧洲已经颓态尽显，美国经济也问题重重。而那些东施效颦的发展中国家，如不少拉美国家，更不乏由富返贫，民不聊生的例子。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就一定是好制度”的执念，因此不乏买椟还珠黑白颠倒的情况，“低人权优势”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自然法教给我们自由，教给我们繁荣，教给我们公平。自然法原则塑造了现代文明，是每个现代人都该知道的常识。我们将于8月2日举办一期暑假双语阅读特别课程《自然法入门》，本书的作者为美国经济研究所的哈耶克教授格雷格。格雷格教授著作等身，并深受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影响，本书是他专门撰写的自然法入门教材。课程预计持续7-10天，每晚上课，课后提供录播，报名费仅99元，欢迎加入哦！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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