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曾经是美国长期的外交方针。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强调：“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与它们的商业关系时，尽可能少地建立政治联系”。孤立主义这个词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它与闭关锁国相联系。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其最初的想法是美国有海洋屏障，孤立于欧洲之外，不要掺和列强之间的争斗，让美国人民的福祉受损，闷声发大财即可。一句话，就是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和不干预主义，与全世界友好往来和通商。这与当今美国的全球干预主义——对全世界进行干预，大西洋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太平洋是自己的内海，海外设立500多个军事基地，对他国施加“刀剑下的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当初美国的孤立主义有一定的策略和实用主义成分，那么从其哲学根基来说，它是一项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其根基是国家是一个垄断暴力的组织，它必然要对领土疆域内的公民实施强制。一个自由主义的理论从不天真地指望国家会做什么好事，务实的战略是限制它做坏事的能力。那么，将垄断的暴力侵犯局限于本国领土疆域之内，而不是通过战争将这种侵犯延伸到国外；更小的政治单元，无限脱离主义，更容易瓦解集权暴力，给民众以用脚投票的权利，而不是追求一个“世界政府”，让人们逃无可逃。这就是边际上的改善。一国的自由，最终都要靠民众观念的转变，由他们对权力的行使施加严格的限制——减少国内管制，在国内奉行自由市场，减少对国外的干预；任何对外干预，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国的状况，反倒必然加剧对外国和本国公民的侵犯。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英国“反谷物法联盟”的领袖理查德·科布登一语中的：b君的真正秘密——利用一个国家去扼杀另一个国家，这样一来，两个国家都没有时间去改革各自国内政府的弊端。
没错，战争状态下，即便是一个千孔百疮、腐败至极的国家如乌克兰，也因此获得了凝聚力，让其苟延残喘，加深对本国民众的侵犯；而那些似乎站在正义一方的国家例如美国，发动战争也正是政客们梦寐以求的扩张自身权力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导致了交战双方、全世界的权力扩张进程，自由事业的倒退。战争必然导致战时共产主义，不论它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抵御战争的一方，也不论它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都是如此。在战争中，一切生产和资源配置都将服从于战争目标，一个全盘计划的格局将立即形成。官僚集团全盘控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由此崛起并得以稳固，他们是战时中央计划当局。战时共产主义从来就是政客们最喜欢的模式，它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并且相对于和平时期，这种权力变得不容置疑，谁要是质疑政客们的动机和作为，那就是不热爱祖国，就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企业将不再为消费者需求而生产，一切都将国有化。人的一切需求都必须为战争让路，因为资源已经被调用到了战争目标之中，人们可以用来满足目的的手段变少，这就是必定到来的匮乏与贫穷，人们必须仰赖官僚集团的配给制才能获得生活物资，计划当局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战时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只要这种政策继续，共产主义就建成了。侵略国和被侵略国，都是这样。拉尔夫·雷科——优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他的《大战与领袖》中，对左派知识分子崇拜有加的伍德罗·威尔逊、丘吉尔、罗斯福等人的“光辉形象”予以了祛魅，他们渴望战争，希望通过战争扩张自身权力，实现对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盘控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榜样，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在战争中采取的办法都与他们如出一辙。（一战）到停战之时，美国政府已经接管了远洋航运、铁路、电话和电报行业；征用了数百家制造工厂；自行涉足造船、小麦贸易和建筑等各种各样的大型企业；承担了巨额债务，以便直接或间接地开展业务并监管私人证券发行；为运输设施、食品、燃料和许多原材料的使用设定了官方优先次序；固定了数十种重要商品的价格；介入了数百起劳资纠纷；并征召了数百万人入伍服役。
也正是在一战期间，美国形成了政商勾结的裙带网络，大型军事承包商和政府采购供应商与美国政府暗通款曲，企业不再通过服务纳税人而扩张，而是通过权力寻求垄断地位瓜分税金而赚取利益。这激励了军火商不断地通过外交关系委员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他们已经不再为了战争而生产武器，而是为了生产武器而鼓吹和发动战争。垄断国家主义和军工复合体由此形成并持续至今。英美作为所谓的正义一方，胜利一方，结局却是，国内实行了全盘计划经济，民众的自由消失，福祉节节败退，那么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胜利，可能需要重新考量。一国要推广自由、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应当先把自己国内的自由事业做好，那样才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战争必定会增加国内民众经济负担，这几乎无需多言。筹措战争经费的主要手段，一是税收，二是印钞票。在税收上，1913年所得税修正案的批准，为美国参战后大幅增加税收铺平了道路。最低税级的税率从2%增至6%，翻了三倍，而最高税级的税率则从最高13%增至77%。1916年，提交的纳税申报单不到70万份，而到1917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40万份，到1920年又翻了一番。这还不包括其他联邦税收的增加。联邦税收收入“再也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五倍”。税收的增加会直接给纳税人带来痛感，必然激发民众强烈的反战情绪，因此必须采取更加秘密的、阴险的方式来掠夺财富供应战争开支。于是，美联储在一战、威尔逊任期内成立。联储成为导致战争持续扩大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创造了新的货币来为其惊人的赤字融资——到1918年，赤字达到每月10亿美元——比战前联邦年度预算总额还要多。债务从1915年的不到10亿美元，在1919年升至250亿美元。联邦文职雇员人数从1916年的45万人增加了一倍多，到1918年达到90万人。之后，新工作岗位中有三分之二被取消，留下了“14.1万名雇员的‘永久性净增长’——这是一个30% 的‘棘轮效应’”。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民众辛勤积攒一生的财富，被一场战争吞噬殆尽。对参战的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对奥匈帝国一战期间的疯狂通胀，米塞斯记述道：帝国民众一生积蓄的财富只能支付几次有轨电车费用；一家鞋商在1914年拥有1万双鞋的库存，战争发生后，他一年的销售收入只能支付一条鞋带。
正是一战期间，各国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抛弃了财政和货币纪律，疯狂印钞票，最终脱离了古典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来到了不兑现纸币时代，为偷窃民众财富大开方便之门。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从1盎司兑换35美元，到现在的1盎司换2900美元，购买力丧失了90%以上。这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以国家之名发动的战争——不分正义一方还是邪恶一方、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必定给本国民众施加更多强制。那些并不支持战争的人，也必须通过缴纳显性的税收和隐性的税收——通胀税，而付出巨大代价。俄罗斯民众并不想纳税支持侵略乌克兰——这样的人必定有；乌克兰有许多人也并不想纳税去抵抗俄罗斯——这样的人也必定有；但结果却是一样的：他们的财产都成为了公有资产，随时被自己的政府强制征缴。一个人对99个人施加强制，与99个人对1个人施加强制——也不管这种强制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并不更加正义，并不更加道德，其邪恶程度不分伯仲。有的人说，我通过给乌克兰政府捐款的方式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我不是嘴炮，不是表演和站队，而是用行动展示了自己的真实偏好。这也不对。如果你的偏好是支持乌克兰人民，那么捐款的对象，永远应当是乌克兰民众，让他们加强自身防御能力，而不是乌克兰政府。如果这些钱让腐败的乌克兰官僚贪污了，反倒是个好事，最怕的反倒是，乌克兰官僚将这些钱用于支持战争，那将意味着将更多的乌克兰青年送往战场，使战争得以延续。给政府捐款，从来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需要永远记住一个道理：要限制权力扩张，其办法是：切断、而不是增加其收入来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强制兵役制度更加赤裸裸的、粗暴野蛮地侵犯自由更甚的政策。民主时代最大的倒退就是将君主、贵族等少数人之间争夺底盘和权力的战争，变成了全民战争，所有人都变成了可以被随时抓走被强制奴役的奴隶。那些不愿意对远在天边的陌生人举起屠刀的人，也不得不上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如果这不是对自由的侵犯，就再也没有侵犯自由这个概念了。批评奴隶制，而不批评强制兵役制度，那就是选择性目盲。侵略国实施强制兵役，是对自由的粗暴践踏；被侵略国实施强制兵役，同样如此。那些热血沸腾的人想要上战场抵抗侵略，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对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实施强制，将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儿子、丈夫送上前线，就毫无正义可言。以集体之名进行道德攻击和绑架，最不道德。那些舍家弃子奔赴战场的人，生命被毁灭，留下了鳏寡孤独；相比于那些“苟且偷安”，在战争中照顾家人、在战后扶老携幼的人相比，到底谁更有道德？这世界上，谁又不是“苟且偷安”？面对强权，你也并没有反抗而早已投降，俄乌战争伊始，300万人离开自己的祖国，若是不关闭边境将整个乌克兰变成一座巨大的集体农庄，稍有门道的人都会离开。保全自己的生命，是人之常情，也是今后求得变革的基础；爱你的集体、爱你的邻人，首先应当爱你的家人。当今美国欧洲的一系列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就源自一战二战。必须不断树立假想敌，并不断夸大其威胁，恐吓国内公众，才能为全球主义者设定议程提供借口，才能让他们攫取权力，将战时政策不断延续提供理由。必须全世界打妖怪，没有妖怪就要制造一个妖怪。先是德国、然后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随后是谁？同时，夸张地将想象中的威胁描述为“一场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关乎自由世界生死存亡的战斗”。这种非常熟悉的强调，一直延续至今。凡是被确定为妖怪的，就先扣上威胁美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大帽子，哪怕它是跟美国远离半个地球、丝毫没有攻击美国能力的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
谁要是反对这种浮夸之词和胡言乱语，谁要是反对战争和对外干预，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哪怕是极为理性的学理探讨，都将被打成卖国贼、国家公敌、纳粹同谋、苏联间谍——称呼在变，配方永远不变。报纸媒体和舆论众口一词，成为战争动员和宣传机器。异见人士和反对派将被物理消灭或者关进监狱。一战二战期间的德国、冷战期间的前苏，是这样做的；代表正义的英美，从林肯到威尔逊，从丘吉尔到罗斯福，同样是这样做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恶行累累，罄竹难书。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这种自由就一天也不可能得到恢复；即便战争已经停止，这种战时全盘控制的强大吸引力，将使政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权力的扩张，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自动退场，而是再也回不到战前的水平。预算、赤字、机构、官员和管制法规的数量均成倍增长并且持续，民众潜在的政治心态，也会永久性地向接受权力的方向倾斜。除非民众的观念改变，有些战时政策就将永远嵌入到他们今后的生活之中，往往几代人都无法改变。从一战开始至今的个人所得税、美联储，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几乎已经没有人再想过消除它的问题了。不消除联邦政府直接向个人征收所得税、垄断货币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体系，美国的自由就无法恢复。罗斯福任内的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最低工资法、最长工时法、瓦格纳法案，也永久地固定在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中。根据这些法律设立的机构，也只有不断地扩张预算和人员，而从来不见压缩之势。杜鲁门任内的创造的国防部、国安会、CIA，还有北约，则作为超级强权机构在全世界横行霸道。只要美国人、以及左派知识分子还在把威尔逊、丘吉尔、罗斯福这种骗子、野心家、战争狂魔当作最伟大的总统崇拜，那么说明美国人、乃至世界人民，至今没有从一战和二战中走出。必须认识到，哪怕是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只要是以集体之名在组织，都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权力的扩张，国内自由的削弱。那些本来自由的国家，通过一场战争，变成了一个不再自由的干预主义体制；而那些被侵略的国家民众，即便打退了外国侵略者，后来却发现，头上却骑了一个本国的、相比于站前更加残暴的集团。双方民众都迎来了一个超级利维坦。那些说通过战争，推动历史和人类进步的人，只不过是拙劣的“破窗谬论”，根本就不值一驳。那些奥威尔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就是平等、就是福利主义，主张对外干预，实现各个民族自由的人，完全是逻辑疯子和无视历史的胡说。战争显然让人们更加不自由、更加不平等，一部分人在驱使别人，一部分人在被人驱使；一部分人通过军火和军事补给的生产而暴富，绝大多数人都变得更穷。因此贫富差距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加匮乏，这当然不是那些平等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他们奢望的是高水平的财富平等，而不是穷的一样平等。这些平等主义者相对于绿党，至少在目标上是追求富裕的，只是经济学无知而手段错误。一国民众的自由，最终依靠的是他们自己拥抱自由的意理，支持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对一切侵犯产权的国内政策坚决说不，而不是指望外部干预。外部干预的结果，要么是尸横遍野生灵涂炭，要么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压迫者。没有观念的改变，换谁都是无用的。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也不喜欢战争，但是有些战争是必须的，因为它是“终结战争的战争”，他们似乎认为，通过一场大战，就会一劳永逸地带来持久和平。一战二战的时候，政客们也都是这样说的。然而结果却是，短暂的和平变成了积蓄能量的时期，导致了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通过战争永远不会终结战争，战争的结果必然受穷，将会提升社会的时间偏好，退回到抢夺劫掠的野蛮状态之中，和平的根基就会被摧毁。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要么通过积蓄力量侵占别国领土，要么被纳入一个跨国的经济和军事集团之中，失去自主性，成为与另一个集团对抗的马前卒，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终结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办法，不是枪炮，而是自由的观念，手段是自由贸易——国内和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因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界线在哪里无关紧要，任何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竞价取得，拓展生存空间、把外国领土变成本国或者自己的势力范围，变得不经济且毫无意义，由此消除战争动机。全球广泛的劳动分工，让人人受益，并建立了利益纽带，由此会增大战争的成本，让反战的舆论占据主流，发动战争将不会有舆论观念的支持。二战以来近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其根源不在于签署了多少宣言和条约，更不是道德说教，而就是因为全球化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让战争的动机减弱，各国利益攸关让战争伤及自身，由此让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川普的理由。因为加征关税、打贸易战，并不会导致另一方降低关税，反而会引来竞相竖起贸易高墙。其长远影响就是，各国走向以邻为壑、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这将导致战争成本下降，战争概率提高，将世界推向战争的火坑。